曾有人这样描述原崇庆县委书记张林超：“他低调、淡泊，敢讲真话。他的模样，有些儒雅，也有些质朴。”
血缘是很奇妙的。这些描述用在张林超孙女张蓉身上，竟也有几分吻合。当聊起这一共同点时，她说：“这是祖父、父亲留给我的宝贵财富。崇州有不少的典型人物，也有不少真心为民的好干部。这其中有我祖父，我已经很自豪了。”
张林超是个响亮的名字。他是四川省原崇庆县第一任县委书记，被誉为“焦裕禄式的好干部”。1963年，年仅40岁的张林超积劳成疾，因病溘然长逝。
张林超
与张蓉的交谈长达数小时，我们从她动情的讲述里，体会到了一脉相承的精神力量。而回望张林超的故事，也是党员干部们“念兹在兹，枝叶关情”的缩影。
敢讲真话的“倔脾气”
1923年，张林超出生于山西一个富裕农家。幼时的张林超在“尊老爱幼”“兄谦弟恭”“邻里和睦”的训诫中长大。17岁那年，张林超在家乡当起了小学教员。后来，他加入了地下组织民族解放先锋队，1943年正式加入中国共产党。
两年后，张林超来到邻近家乡县城的山西平陆县参加革命工作。1949年，他随军南下，告别了生活25年的家乡，到达四川，先后任中共温江地委政策研究室研究员等职。1954年6月，张林超调任中共崇庆县委书记。
初到崇庆县时，张林超遭遇了全县农村肿脚病的暴发，人、畜出现大规模非正常死亡。
张林超迅速组织县上干部深入调查，力求查明疾病源头。在抽丝剥茧中，真相也慢慢浮出了水面——原来，在他到任的前一年，国家正实行粮食统购统销政策，由于崇庆县有关部门对县内粮食分布情况了解不透，在分配统购任务时出现了偏差，致使许多民众面临缺粮问题。后来，虽然有关部门采取应急措施，但问题还是没能及时解决。
得知真相后，张林超找到地委办公室将这一情况如实汇报，地委决定在崇庆县推迟施行相关政策，同时派出工作组、医疗队来协助工作。张林超同工作组的同志、医疗队成员四处奔走，采取“三管齐下”的对策来“对症下药”：一是打击阶级敌人的破坏活动；二是返销粮食给缺粮户；三是对脚肿病患者进行集中治疗，并加强营养摄取。很快，患者们恢复了健康。
后来，崇庆县发生肿脚病的事情传到了省里，有省委负责同志认为，肿脚病与粮食短缺无关，只是一种地区性的季节流行疾病。在秋后的一次县委书记会议上，张林超与某省委负责同志因崇庆县肿脚病病因发生争执。张林超给上级领导留下了倔脾气、不认错的印象。
张林超到崇庆县担任县委书记的第二年，国家实行粮食“三定”政策，即“定产、定购、定销”。鉴于此前崇庆县河东地区出现“过度征粮”等问题，张林超这一年对于“定购”任务十分谨慎。他提出，要调整崇庆县河东河西的定购指标，避免畸轻畸重。对于定产，他在单产530斤、550斤、556斤几个数字上踌躇不决，便去机关、农村走访，经过听取多方意见，最终定为530斤。
这年秋收后，有几个区县反映水稻减产，崇庆县也有这种情况。张林超带领工作组分赴各地调查后，才了解到：在前几年没有实行农业合作化运动时，产量是由每家每户按常年通产估计的，估产数字偏高。而这一年过了秤，产量实在，但和原报总产量相比，数字确实减少了。张林超向地委汇报，要求减少征购任务300万斤。在随后的县委书记会议上，张林超和其他县的书记如实反映了情况。会议主持人当即作出“减产”结论，并提出“抢种晚秋作物作为补救措施”。
听闻这一情况后，省委派出工作组到崇庆县“清产”。工作组把稻秆上没打净的、鸡鸭吃的、田里洒落的粮食都算了进去，算出了“增产”的结果。但张林超等几位县委的干部坚持认为：“这并不是实事求是的算法。”
1957年8月下旬，上级给崇庆县派来了新的县委书记。因为“倔脾气”，张林超被降职为县委副书记，由主持全面工作变为只管农业。
张林超（中排左三）
身份在变，作风不变
很快，新书记到任，张林超把自己那间宽敞明亮的寝室腾给了他住，一心想要同新战友改变崇庆县的面貌。
新书记到任后，趁着农村整风整社的有利形势，首先开抓三年的“清产”工作，把麻雀吃的、秆上剩的、挑篼除皮多除的等等，都一一不漏，计入产量。从“清产”后的数据来看，崇庆县竟实现了“连年增产”的大好形势。
1958年，负责农业生产的张林超因拒绝让全体党员“上山锻炼”，被扣上了“不支持大炼钢铁，不支持大办工业”的帽子。1959年，秋收之际，张林超在省委会议中被斥为“右倾”，成了“反面教员”。
后来，他的职责由全面主管农业变为只管多种经营，在县委领导同志名单排列中列为第四，之后，又被派到怀远镇工作。
1962年年初，党中央在北京召开了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会议上，毛主席指出：“我们的省委书记，地委书记，县委书记，直到区委书记，企业党委书记，公社党委书记，既然作了第一书记，对于工作中的缺点错误，就要担起责任。不负责任，怕负责任，不许人讲话，老虎屁股摸不得，凡是采取这种态度的人，十个就有十个要失败。人家总是要讲的，你老虎屁股真是摸不得吗？偏要摸！”这番话给予了人们莫大的鼓舞，也让崇庆县的干部们决心要讲真话。
同年9月，在地委的支持下，崇庆县委召开专门会议，主要负责人作了自我检查。会上的发言，不约而同地对其家长式作风集中进行分析和批评。
20世纪五六十年代，张林超在崇庆县工作
斯人已逝，精神长存
因长期高压的工作，张林超患上了肝硬化。1963年深秋，他的生命停止了。
张林超追悼会这天，全县干部群众从四面八方涌到县委大院里来，灵堂里，大家哭得泣不成声。此刻，不知是谁贴出了一首未署名的长篇悼念诗，题为《哭我们的县委书记》，诗中写道：搜寻不着最恰当的语言，表达我心中的无限哀婉！
这首悼亡诗，是崇庆县人民为张林超写的祭文，字里行间无不流露出全县干部和群众对这位县委书记的敬仰。追悼会结束后，他的棺椁被移至城北烈士墓园落葬，沿途早已等候着许多前来为他送葬的群众。见灵柩缓缓而来，许多人失声恸哭，久久不能平静。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实事求是的优良传统得到恢复。1979年12月，中共温江地委组织部批转了崇庆县委《关于纠正张林超同志在一九五九年反右倾斗争中受批判的结论的报告》，并发出《关于恢复张林超同志名誉的通知》。历史的尘埃拂去了，张林超的精神永垂不朽。
“我很自豪，我和我的祖父、父亲很像，虽然在外人看来是‘较真’，但工作这么些年来，我对群众问心无愧，至少我做到了‘不唯上’，讲真话。”张蓉说道。
在不少熟识张蓉的人的眼中，她低调、质朴，看起来与普通人并无二致。在被任命为崇州市人民法院副院长之前，她感到“惊喜又突然”。有人说“她说话太直接”，但她认为，既然讲真话，就没必要遮遮掩掩、弯弯绕绕；张蓉还是个坐不住办公室的人，一有空就往基层跑，和大家聊聊近况、拉拉家常。
尽管这些在一般人看来，是“不寻常”，但在她眼中是理所应当，因为她明白，这是家风使然。时至今日，每每回忆起祖父的故事时，张蓉总是激动不已，这份激动，是自豪、是敬佩，也是因那一句句“讲真话”所带来的内心震荡……
张林超之孙张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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