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乙（图源：澎湃新闻）
从2008年到2018年，他每年出一本书达到写作巅峰，并斩获国内外多个文学奖项，也因此成为70后小说家的中坚力量。诗人北岛评价他为“近年来最优秀的汉语小说家之一”。
他，就是作家阿乙。近日，当阿乙以一本15万字的新书《骗子来到南方》宣告归来时，公众的目光再次聚焦到他身上，也忆起了阿乙并不平顺的写作之路。
写作把他推向疾病的苦海，也将他拯救出来
卡斯尔门氏病（Castleman’s disease），是一种罕见的淋巴结反应性疾病，发病率仅为几十万分之一，而阿乙却撞上了这个小概率。
2018年《朗读者》节目第二季播出，以“生命”为主题的一期节目中，阿乙坐在主持人董卿对面，分享了关于自己的故事。
阿乙（右）与主持人董卿（左）在《朗读者》对谈（视频截图）
2013年某天，正在家写作的阿乙突然咳血，此后半年间辗转多家医院，在几乎以为患上肺癌的时候，被确诊为卡斯尔门氏病，直到现在还在做治疗和化疗。
被确诊时，阿乙的长篇小说《早上九点叫醒我》只写了一半。而阿乙生病同他这本小说不无关系。
当时的阿乙，在陆续创作了多部短篇和中篇小说后，决定写一部长篇。“我想写一部让人过目难忘的作品。”为了这个目标，生病前的阿乙每天几乎24个小时都在不停写作，甚至睡梦中都在与小说中的人物对话。抽烟、喝咖啡、一天只吃两顿饭，正是这种忘我写作的状态让他赌上了自己的健康。即便因病住院，阿乙仍不肯放弃写作。2014年，在病中完成了长篇《早上九点叫醒我》的初稿。
然而，追求完美的阿乙对初稿并不满意，做出了一个决定——推翻重写。他将自己闷在家里，“整整两年的时间，每天都很痛苦”。句子的长短、标点符号的妥帖、比喻的频率，用“曾”还是“曾经”、文末是否用省略号，他都一一斟酌。最焦虑的时候，不吃不喝，有人打电话来，就和那人对骂，然后怪自己为什么不把手机关掉，吵到了自己。
2017年，长时间的激素治疗和持续的焦虑终使得阿乙的身体再次崩溃，他的肾脏出现了问题，开始发高烧，走路喘息不止。痛苦的阿乙甚至还有了卧轨自杀的念头，但脑中“你这不是给别人添麻烦吗”的想法及时制止了他。
即便如此，病重的阿乙最惦记的还是写作，为了多点时间写作，他从一天吃3片激素冒险增加到20片。最终，在切掉了一小块肾脏后，2018年，这部让阿乙“几乎耗尽半条命”的小说《早上九点叫醒我》出版了。
这场大病让阿乙对生命和写作都有了更新一层的认知，在《朗读者》的舞台上，他向大家分享了自己的感受。在他看来，生命一开始就掌握在死神手中，我们要做的就是用自己的事业或生活，将自己的命运夺回来。而对阿乙而言，写作正是他愿为之付出一切努力的事业：“写作虽然把我推向疾病的苦海，但它也将我拯救出来，把我拖出苦海。”
“一场大病之后人变胖了，反倒变得温和可爱了”，阿乙的朋友、作家文珍这么形容大病后的阿乙。一场大病，改变了阿乙清瘦的容貌，也改变了他原先疯狂的写作习惯。现在的阿乙，不再为写作废寝忘食，而是劳逸结合。在医生和家人的看护下，阿乙餐餐按时吃，戒烟七八年了，身体状态也在变好。每天就写500到1000字，这个节奏让他更舒服了。
阿乙（图源：《花城》杂志）
2018年后的三年间，阿乙并没有出书，直到《骗子来到南方》的问世，让阿乙重新归来，也让人看到，对于写作，他不那么“急”了。
从警察到媒体人再到作家
阿乙正式开始写作，是在他三十二岁那年。但在此之前，他的职业与写作却并没有什么关系。
阿乙，原名艾国柱，1976年出身于江西瑞昌，是当年班级中考上大学的四个人之一。在父亲的期望下进入警校，并在毕业后顺理成章地成为一名小镇民警。
就是这样一份在亲戚朋友们看来稳定的工作，却并没有“留住”阿乙，他还是想去外面“闯荡”，他瞒着单位和家人偷偷四处面试，终于在26岁那年，成为了《郑州晚报》的一名体育编辑。
成为媒体人后的阿乙，一步步地向自己的作家梦迈进。工作之余，他从未停下写作，只2008年一年，就给30多个媒体文学版编辑邮箱投了140篇文章。终于，命运开始垂青这个勤勉的文学青年，在罗永浩的推荐下，阿乙的处女作《灰故事》得以出版，而他的作家梦，也由此开始逐渐变成现实了。
阿乙（视频截图）
有意思的是，回望阿乙现今的文学成就，他曾放弃的5年警察生涯，却恰巧成为了他进入文学世界最锋利的武器。
阿乙的小说以罪案题材为主，其中有不少故事原型便来自从警时期的所见所闻。在小镇目睹过的凶杀案和群体性事件，都成为了他后来写作的重要资料。但阿乙笔下的这些犯罪故事，又与许多追求猎奇的罪案小说不同，他常常是以一副冷漠的旁观者形象，冷静克制地去勾勒故事，从而使小说总是笼着一层灰暗而又阴郁的色调。
阿乙为小说《骗子来到南方》画的监控示意图（图源：澎湃新闻）
与这种冷漠形象相应，阿乙在小说中也从不避讳对死亡的描写，甚至可以说，叙写死亡正是阿乙小说的一个特质。对此，阿乙说自己并非迷恋残忍，仅仅只是一个不讨好的报信者：“人们善待了讨好的喜鹊，却驱赶带来凶讯的乌鸦。可是乌鸦走了，不幸还是会照样降临。”
如果说，阿乙曾经的警察身份还为他的小说带来了什么，那可能是一种责任感。
阿乙曾在接受采访时坦言做警察的责任感太重，让他有些受不了。但事实上，这种责任感也已被他不自觉地带入了创作中。“我写这篇小说，表达的是对诈骗这种肮脏事实的强烈愤恨，以及对伊甸园的怀念”，阿乙新作《骗子来到南方》正是以近年来屡屡出现的集资骗局为原型，写了一场“事先张扬的诈骗案”。
故事最终，阿乙把这个骗子给活埋了，“我觉得埋一次还不够，还把他肢解，这就是我对骗子内心的看法，但是生活中不会这样。”阿乙说，“我觉得大家上当受骗很难受，又很委屈的话，就看看这个小说吧，毕竟我把他处理得那么惨。”
出走乡村，但也不走进城市
在阿乙的小说中，火车是很“神奇”的交通工具，它会偶尔带来杀人犯和骗子，也会带走镇上的年轻人。实际上，阿乙正是那被带走的年轻人之一。
据阿乙自述，他的老家就住在火车站旁。京九线开通的时候，他正在上中学，那列火车虽然只在家旁的车站停留一分钟，却已经勾起了少年对外面世界的向往。后来的阿乙，也确实走了很远，从瑞昌到郑州、广州、北京，甚至纽约，实现了“走出去”的梦想。
阿乙（图源：中国作家网）
出走乡村是阿乙人生的巨大转折点，而这次出走经历也被他在小说中反复叙写。
他在小说《模范青年》中虚构了“我”与“周琪源”两个小镇青年，并为两人安排了截然不同的命运——出走城市的“我”以文字为生，留在县城的周琪源患癌郁郁而终。虽未明指身份，但这样的命运安排正是阿乙对自己出走乡村的肯定回答。至于《意外杀人事件》这部小说，他干脆直接将自己写了进去，那个遗憾没能出走就意外被杀手杀害的“艾国柱”，更得见阿乙出走的强烈渴望。
尽管出走乡村，但至少从写作上来讲，阿乙从未真正走进城市。他在北京生活了十几年，生理、心理吸收了很多关于北京的细节，却无法把这些细节落于笔头。反而是在北京的生活，激起了阿乙对故乡的情节，让他更加确切地认识到家乡才是他写作的根据地。在他看来，作家就像飞鸟，只有飞离一个地方、一个空间，才能俯视原来的地方。
“‘红乌’是我为老家取的化名，我总是把它设定为一个装新酒的旧瓶子，装载我虚构的各种故事。”阿乙说。这个旧瓶子，阿乙装进不少故事，也借此叙写了不少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们。
但在大量的乡村叙事后，阿乙同许多具有相似乡村成长背景的作家开始意识到，乡村正在远离人们的日常生活。正如他写作《早上九点叫醒我》，写的是乡村生活的盛景，可是透过这种热闹，又看见它行将瓦解的痕迹。
一边是逐渐远离的乡村，一边是难以融入的城市，陷入“两难”之中的阿乙，不得不开始探索新的写作对象和方式。
其实在早期作品中，阿乙就已经开始探索叙事的多种可能，并被作家格非称赞“在叙事上不断开拓新疆域的诸多尝试令人惊叹”。在新作《骗子来到南方》中，这种尝试更为明显。无论是题材的丰富性，还是叙事的巧妙性，都比前作更进了一步。
小说《骗子来到南方》部分目录
在成功的尝试背后，阿乙也付出了许多努力。他曾在一次采访中说自己如同蒲松龄一般，四处搜集故事，“采集对象什么人都有，街道上的人、中国人、外国人、锻炼的人、出租车司机、熟人……”正是有这样大量的故事积累，才总是有新鲜的故事可讲。
未来的阿乙，或许会接着写乡村，又或许会作出新的尝试，但写作是围绕他的永恒主题。如他自己所说：“只要我的心是靠近写作的，只要这个时间够久，我是一定能写成的。即使我写不出来，我通过写作所获得的幸福感，也是超越一个车或者房，或者一些物质上的东西，给我带来的那种愉悦感。”
阿乙（图源：新京报 郭延冰摄）
（资料来源：央视网、澎湃新闻、红星新闻、新京报、北京晚报、中国新闻周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