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090”对话录｜93岁“敦煌少女”，传奇还在继续

常沙娜住在北京顺义区一座两层小楼里，小区管理严格，非常安静。记者按约定的上午10点到达时，她刚刚睡下。93岁的她，生活渐渐慢了下来，不再每日奔忙，过得随性自然。

我们在客厅里等她醒来。整个客厅很整洁，茶几上摆着一排书，有《敦煌！父亲的召唤》《洞之以情——寻找天籁敦煌之音》等，书上放着老花镜。靠墙的书架摆得满满当当，也大都与敦煌有关。阳光透过窗户洒进来，偶闻鸟鸣声，窗边有一张姜黄色沙发，保姆说那是“奶奶专属的座位”。很多时候，她都坐在那里读书、听新闻、看电视，打打瞌睡。兴起时，她也会摊开稿纸画画，默画一些石窟复原的图案。

将近11点时，常沙娜睡醒了，梳洗一番后坐在我们面前。她身着暗红花色衬衣，外罩棕色小坎肩，一头白发梳成小马尾，一丝不乱，从容而优雅。“你这衣服穿得太不讲究了。”看着记者，她一边说一边摇头。一向爱美的她，习惯性“批评”身边人的着装。在她的眼中，“美”是一个完整的体系，是大小、比例、色调、尺度、功能、材料的结合，来不得半点儿马虎。

常沙娜一辈子都在从事与“美”有关的工作。她是“敦煌守护神”常书鸿的女儿，少时便跟在父亲身边临摹敦煌壁画；她是梁思成、林徽因的学生，由此走进工艺美术的大门；她是工艺美术设计家，为人民大会堂做装饰设计，为香港回归设计紫荆花；她是原中央工艺美院院长，教授设计课，整理、编绘《敦煌历代服饰图案》……

一个多月前，“花开敦煌——常沙娜从艺八十年艺术与设计展”在中国工艺美术馆开幕。满头银发的常沙娜出现在人群中，回望从艺之路，她说：“‘花开敦煌’的展览是我对父亲常书鸿推广敦煌文化遗志的实践，因为父亲告诉我，沙娜，不能忘了你是敦煌人。”

“每天不断地翻阅父亲与我出版的书，让一段段的回忆慢慢涌现。”常沙娜说。她拿起茶几上的《黄沙与蓝天：常沙娜人生回忆》，带着我们回到人生之初。

1931年，她在法国里昂出生，父亲常书鸿正在里昂国立美术专科学校读书。第二年，为了艺术深造，常书鸿将家搬到了巴黎。一到周末、假日，家里便聚满了人，大都是同期留学的中国艺术家，有吕斯百、王临乙、刘开渠等，大家谈古论今、畅谈艺术。在这样一个“空气都渗透着艺术气息”的家庭中，常沙娜度过了欢乐无忧的童年。

然而，这份平静却因一次偶遇被改变。1936年秋，常书鸿在塞纳河畔散步，偶然在旧书摊上看到一部画册《敦煌石窟图录》，为之震撼，遂决定要回国去寻访敦煌。当时，中国正值战乱，回国后，他们一家颠沛流离。直到1943年,常书鸿不顾各种反对，将家安到敦煌，并担任敦煌艺术研究所第一任所长。

那一年，常沙娜12岁。她永远忘不了第一次抵达敦煌时的情景，冬天的深夜，莫高窟前大泉河里的水已完全冻结，变成了一条宽宽的、白白的冰河。大家肚子都饿了，但没什么吃的，“欢迎晚餐”令人难忘：一碗盐、一碗醋，每人一碗水煮切面。

第二天一早，晴空万里，父亲就带她去看莫高窟。凿在长长一面石壁上、蜂房般密密麻麻的石窟群规模浩大，蔚为壮观，却因风沙侵蚀、年久失修而显得破败不堪。然而一进洞，她立刻着了迷，“在洞口射进的阳光照耀下，里面有那么多从未见过的壁画、彩塑，铺天盖地，色彩绚丽……”

从此，常沙娜的人生与敦煌紧密联结。

每天早上钟声一响，研究所里的人就进洞，临摹的临摹，调研的调研。常沙娜一放假，也跟着大人进洞，爬“蜈蚣梯”，临摹壁画。“爸爸要求我将各代洞窟的重点壁画全临一遍，在临摹中了解壁画的历史背景，准确把握历代壁画的时代风格。”常沙娜说。同时，父亲还为她制定了一套学习计划：每日临帖练字，朗读法语一小时，并安排两个学生分别辅导她西方美术史和中国美术史。

在大漠荒烟中，常沙娜修行着“自己艺术人生第一阶段没有学历的学业”。

1945年，是跌宕起伏的一年。先是母亲出走，之后敦煌艺术研究所被撤，抗战胜利后研究所重建又经历“复员潮”，工作人员纷纷离开，只有常书鸿依然坚守。这年冬天，常书鸿将父女二人临摹的一批壁画作品，以及速写、油画写生等拿出来，在兰州举办“常书鸿父女画展”，引起轰动。

也是在这次画展上，常沙娜结识了一位外国人叶丽华。3年后，在叶丽华的邀请下，常沙娜去往美国留学，学习西方艺术。
 

1950年底，在留美进步学生的影响下，常沙娜放弃在美国未完成的学业，提前回国。

回国第一件事，便是协助父亲举办“敦煌艺术展”。有一天，梁思成和林徽因来参观展览，常沙娜负责接待。之后，梁林夫妇二人邀请常沙娜到他们身边做助教。当时，林徽因肺病已很严重，常年卧床静养，床上支着一张小桌子，可以写字画画。每天上午10点，常沙娜在林徽因病床前听她讲课。

“她的头脑非常好，思维异常敏捷，只是身体太差了，只能把构想告诉我们，我们按照她的指示去工作。”常沙娜说，林徽因还常常鼓励她将敦煌的图案用在工艺设计上。

有一次，林徽因让学生们设计头巾，“记得当时她说，你看看毕加索的和平鸽，我们也可以有自己的和平鸽。她一说，我就有了灵感。”根据建议，常沙娜设计的真丝头巾，采用敦煌隋代石窟藻井的形式，并在上面穿插了来自敦煌洞窟中的鸽子。当时正值“亚太会议”召开，头巾还作为礼品送给了各国代表，深受喜爱。

林徽因改变了常沙娜的人生道路。她走上工艺美术之路，后来被调入中央美术学院实用美术系，对中国的传统图案及民间艺术进行专题整理研究。再后来，她加入新组建的中央工艺美术学院，教授图案基础课和染织设计课，上世纪80年代担任院长，一当就是15年。

走上这条路，也让她与父亲有所不同——父亲做的是文物保护和敦煌艺术研究推广，而她偏重于工艺美术、装饰设计，这是新中国建设中所需要的实用艺术。

1958年至1959年间，北京建造首都“十大建筑”，其中之一是人民大会堂。常沙娜参与其中，负责人民大会堂宴会厅天顶装饰的设计。起初，受敦煌藻井形式的启发，她在大厅天顶中央设计了一朵唐代风格的、由花瓣构成的圆形浮雕大花，人民大会堂总工程师张镈看后，提示她：“这样只设计花瓣不行，你得把通风口及照明灯组合在里面；中心也不能只搞花蕊，要把中心与灯光组合起来；仅中心的照明灯还不够，在外圈也得设通风口。”

她连夜修改，拿出新方案，解决了照明、通风问题，也展现了敦煌艺术之美。

这次经历给了常沙娜一个启示：设计不是一个人完成的，是共同努力反复研究的结果，而且一定要按照功能的需要，按照它的含义宗旨来进行。这一理念，贯穿于她各个时期的设计中，从民族文化宫、首都剧场到首都机场、中国大饭店，等等。1997年，香港回归，她还受命主持并参与设计大型礼品雕塑《永远盛开的紫荆花》。

常沙娜一直遵从父亲“把敦煌的东西渗透一下”的建议，不断从敦煌汲取灵感。“敦煌的东西，即我们民族的、传统的文脉和元素。有了它，我们创新也好，搞任何设计也好，才会是我们中华民族的艺术。”

常沙娜这一生都离不开敦煌，也为宣扬敦煌艺术奔走一生。80岁以后，她名气突然大增，随着敦煌再次被瞩目，她以“敦煌少女”的身份走入公众视野。

10年前，常沙娜开始举办“花开敦煌”巡回展览，如今已走过北京、深圳、高雄、巴黎、莫斯科等地，每一次她都跟随。年岁渐长，身边不断有人劝她，年纪大了，不要再到处跑了。她不听，“只要我还能走得动，我就要到处说敦煌”。

近两年，常沙娜已很少出现在公共场合，也极少动笔创作。她最新完成的作品是2024年央视春晚创意节目《年锦》。舞台上，4位表演者分别身着汉、唐、宋、明服饰，演绎着历朝历代的流行经典。如果仔细看，会发现每套服饰的衣、裙、领边、袖口上都有不同的纹样，均寓意吉祥。观众看后，纷纷点赞：“你永远可以相信中式审美！”常沙娜也在当晚被推上热搜。

“我这一辈子都在跟传统图案打交道，但给春晚设计纹样，还是头一回。”常沙娜说。当时，春晚节目组邀请她和儿子崔冬晖担任艺术顾问，想做一个与传统文化有关的节目。经过多番讨论，最终决定以传统图案为主要元素进行设计。团队先从博物馆搜集文物原型，然后进行图案提取，再绘制电子设计图，最后由常沙娜逐一手绘修改。

“母亲根据她70多年图案设计的经验和敦煌研究的积累，进行一些修改。该收的地方收，该放的地方放，让它尽可能饱满、完整而且舒服。”崔冬晖说。最终，历经无数次打磨，才有了舞台上的样子。

“传统图案让人们感受到历史的厚度，感受到感性的温情，更可以通过现代设计的形式体现本民族的文化品格。”常沙娜说。通过这次合作，崔冬晖体会到常沙娜总提的创作理念“守正创新”，“她更多时候像是老师，教会我如何一生择一事，如何做学问，如何做人”。

在很多人眼中，常沙娜的一生是一部长篇传奇，她自己也说“这一辈子什么都经历了”。

年少时，她拥有过幸福的家庭，后来母亲出走，十几岁时既要照顾爸爸，又要照顾年幼的弟弟；青年时，经历了一次失败的婚姻；中年时，丈夫离世，儿子只有13岁，独自一人将儿子养大；晚年时，罹患乳腺癌，做手术、化疗，她生活如常，搞设计，当院长，听喜多郎的《丝绸之路》。

“喜怒哀乐，去经历就好了。”“能做啥就继续做啥，高高兴兴，这样心情就会很痛快。”每当想起前前后后那些用言语难以讲清的故事时，她的脑子里就会闪出一句法语：“C'est la vie——这就是人生。”

人生就是这样。常沙娜一直记得父亲的那句话：生命不息，跋涉不止。生活还在向前，常沙娜步履蹒跚，但未停下脚步，她的传奇还在继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