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枣，追寻诗歌之甜

1988年2月，张枣在成都。（肖全/摄）

1984年深秋的一个黄昏，张枣去找好友柏桦，过“谈话节”。两人将见面比作节日，一则见面不易，当时张枣在四川外国语学院读书，住在重庆市沙坪坝区歌乐山下，柏桦任教于西南农业大学，位于市郊北碚，两地相隔三四十公里，跋涉不易，常常个把月才能见上一面，每次见面都弥足珍贵；二则两人心灵相通，因诗歌结下友谊，一旦交锋便停不下来，从黑夜到黎明，用张枣的话说，“每次都要说好几吨话，随风飘浮”。

这一次，除了满腹话语，张枣还带来了两首新写的诗——《镜中》和《何人斯》。关于《镜中》，他没有太大信心，想听听好友的意见。柏桦看完后，郑重地对他说：“这是一首会轰动大江南北的诗。”后来，这预言成了真，《镜中》被广为传诵，风靡一时，张枣由此成名。直到今天，一提起他，人们都会默念《镜中》结尾那句诗：望着窗外，只要想起一生中后悔的事/梅花便落满了南山。

11年前的春天，恰逢梅花飘落，张枣病逝。之后，几乎每到此时，熟识的或者陌生的，总有人在不同的地方以不同的方式怀念他。作为曾跟随张枣3年的学生，颜炼军这些年一直在搜集、整理与老师相关的资料，如今终于完成一桩夙愿——将其诗文集结起来，分诗歌、译作、讲稿随笔、书信访谈和论文共5卷，成书《张枣诗文集》，于近日出版。“既是怀念，也是告慰。回忆他的过往，品读他的诗句与诗意，总能有一些隐秘的共鸣，还有共享的甜。”颜炼军对《环球人物》记者说。

01 通红炽热的铁，一下子被投进凉水中

写下《镜中》时，张枣还未满22岁。当时的他，清瘦俊朗，有着青年诗人的昂扬、清新和洒脱。



柏桦长张枣6岁，两人相识时柏桦已在诗坛小有名气。因为都喜欢诗歌，两人一有空就聚在一起，最难忘的莫过于“谈话节”。柏桦后来回忆过其中的一次谈话——也是在1984年，《镜中》和《何人斯》发表之前，他和张枣从黑夜谈到第二天黎明，半夜时分，柏桦打开窗户，任由晚风吹进烟雾缭绕的房间，窗外满天星光。后来，张枣在诗作《秋天的戏剧》中写下当时的细节：“贫困而又生动，是夜半星星的密谈者。”

与柏桦一样，诗人傅维也是张枣那个时期最重要的伙伴。他们一起办刊，在操场上聊纯粹的诗歌，在食堂或街头聚餐，看面馆美丽的姑娘……那段时光被认为是张枣“最光华夺目的时间”，尤其在《镜中》与《何人斯》发表之后，他的宿舍成了全国文学青年的朝圣点。张枣有些招架不住，总是逃出来，要么找朋友到公园喝茶，要么去歌乐山晒太阳。至于校内那些诗歌讨论会等热闹场合，他大多选择隐身。

当时的川渝之地，像极了一个诗歌的大磁场，张枣是磁极之一。后来，张枣、柏桦、钟鸣、欧阳江河以及翟永明，5位活跃在诗坛的人经常同时出现，被合称为诗歌界“四川五君子”。

这样的生活，到1986年断了线。

那一年，张枣与本校德国外教达格玛恋爱，决定去德国结婚定居。当时，国内正是诗歌的“黄金时代”，张枣自言出国“就像是离开一个大party”。但他也坦承自己的私密目的：“我特别想让我的诗歌能容纳许多语言的长处……我可以完全接受更好的东西，在原文中吸取歌德、里尔克这样的诗人。而且我也需要一种陌生化……知道汉语真正的边界在哪里。”

在德国，没人知道他是一个诗人。他一度有整整3个月没怎么讲话，只有在超市买东西时才勉强说声“谢谢”。最难熬的是，他再也不能与好友在夜里谈诗。为此，他开始给国内的朋友写信，写给柏桦、钟鸣、陈东东等人，谈论诗歌与生活。这次《张枣诗文集》的书信访谈卷收录的书信，大都是那一时期写的。

“我是一块烧着通红炽热的铁，一下子被投进了凉水之中。”1987年5月，张枣在给柏桦的一封信中写道。他讲到自己在特里尔大学的生活，那里面山临水，风景宜人，黄昏除上课外，常常背书和散步，“诗歌多天未发生，心急如焚”。在给陈东东的信中，他写自己突然脱发，“一摸脑袋，哗啦哗啦掉了一大片”，还提到自己正在创作一部长篇小说《蝴蝶的传说》，讲一个中国诗人在欧洲。

就这样，张枣在德国生活20多年，偶尔回国。其间，他读了博士，在图宾根大学教了 5年学，离婚又再婚，有了两个孩子。他一直坚持写诗——在德国，他每次自我介绍都说，“我是张枣，我是一个诗人”。代表作《卡夫卡致菲丽丝》《跟茨维塔伊娃的对话》等，都是当时所写。1996年，他将自己的63首诗结集出版，取名《春秋来信》，算是他公开出版的第一本诗集。

只是在国外待得愈久，乡愁愈浓烈。张枣的想法与出国前发生转变，开始“渴望生活在母语的细节中”，认为作为诗人的命运只有回到祖国才能圆满。

02 “像是忘了自己会写诗”

2005年，张枣到河南大学任教，开始多半时间在国内。2007年下半年，他到中央民族大学任教，教授中国现当代文学、比较文学等课程，算是彻底回了国。

颜炼军就是在此时遇到张枣。当时，他在中文系读研究生，一开始并不是张枣班里的学生，但对张枣仰慕已久，便常常去蹭课，两人由此熟识。后来，他读博士，因导师出国，张枣成了他的代理导师。

“我之前读过他的诗，也看到过他年轻时的照片。在课堂上见到真人时，发现大不一样，他已步入中年，稍有些发福，头发稀疏。他很爱笑，眉毛一斜，笑容的阀门就打开了，哗哗流出。”颜炼军回忆说。在他的印象中，张枣是一个“鲜艳的中年人”：穿着鲜艳，喷香水，背大双肩包，穿宽筒牛仔裤，显得很酷。

诗歌、文学是严肃的，但张枣的课堂是活跃的。他给每个同学起一个绰号，稍胖的叫“小胖”，名字里有“晶”字的叫“亮晶晶”，姓林的女生叫“林妹妹”，颜炼军则被叫“颜哥”。他喜欢和学生互动、讨论，一节课几乎能把每个人都叫一遍。“灵动、有趣，但不失精确和系统，就像织布机织布一样，一针一线地讲。”颜炼军说，如今他在浙江工业大学教书，有时也会讲老师的诗。

这次《张枣诗文集》的随笔讲稿卷就收录了一些张枣给研究生上课时的讲稿。他讲艾略特的《荒原》 （The Waste Land），由“waste”（垃圾、废物）联想到20世纪初的工业革命，再延伸到人们对物的消耗与追求，“我们生活的意义被简单地定义为完成物欲”；他一字一句分析庞德翻译的《长干行》，讲西方如何通过学习中国古典诗歌来表达现代性，之后又反过来影响中国现代诗歌；他讲叶芝、闻一多、卞之琳、鲁迅等，从这些现代主义诗人身上寻找其诗学理念、创作意图，以及文本实践。

课堂之外，张枣也很关心学生，“特别细心，永远让你觉得他替你着想”，颜炼军说。有一段时间，他经常跟着张枣蹭饭，晚上九十点钟，两人相约在校园散步，谈文学、谈诗歌、谈生活。作为诗人的张枣，也会谈起创作上的焦虑，“我对自己想做的那个事情一直充满了激情，但总有一些东西在阻碍我真正做成。在我而言，这些障碍就是对自己的恐怖，我必须战胜自己对写作的恐怖”。

那一时期，诗人张枣的创作速度越来越慢，用陈东东的话说，“像是忘了自己会写诗”。

离开故土20多年，国内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诗歌之于中国社会，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不再是上世纪80年代理想高扬的中心位置，诗歌逐渐被边缘化，诗人很难成为明星。面对此，张枣常常有一种“丢失感”。2009年秋天，陈东东去北京找张枣，两人去了一趟大觉寺，回来后的晚上，张枣指着墙上镜框框起的一幅字，上面是贾岛的诗句“秋风吹渭水，落叶满长安”，说：“看到这幅字我就会想，什么时候我可以写一首诗，有这样的滋味。”

同年11月，陈东东在上海再次见到张枣时，发现他的身体已有明显不适。两人和朋友一起吃晚饭，吃到正畅快时，张枣突然一通大咳，咳得扛不住，不得不离席。那段时间，颜炼军和同学们也发现老师的身体出了问题，“他常常感到背疼，偶尔咳嗽，呼吸困难”。

颜炼军至今还记得最后一次见到老师张枣那一幕。那是2009年年底的某一天，大雪初停，天气微寒。在中央民族大学上完一上午的课，馋嘴的张枣想去吃顿好的，便叫上颜炼军。学生搀着老师走出学校西门，在附近的一家小店吃了一碗热腾腾的桂林米粉，之后将老师送上出租车，望着他离开。

“没想到，这是我和老师的最后一面。”颜炼军回忆说。两天后，张枣查出肺癌晚期，随后回图宾根治疗——他的妻子还留在德国。第二年，2010年3月8日，他病逝的消息传出，享年48岁，仅留下百余首诗歌。

03 “写作就是追求失败”

张枣去世后，柏桦说：“张枣带给我们的损失，至少目前还无法评估。”也有评论家说：“他的离去是一个诗歌奇才的陨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