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5月12日，海军少将王政柱之子、高级工程师王延莅临“人民学习”演播室，带来了《保持清正廉洁的政治本色——“金身将军”王政柱千里送黄金》的精彩授课。
在本次课程中，王延用一个个生动的故事，为我们讲述了他的父亲王政柱的一生。
一、“金身将军”王政柱
我父亲“金身将军”的称谓，源于八一电影制片厂拍摄的共和国名将系列电影之一的《金身将军王政柱》。他是忠诚于党的“金身将军”，是毛主席“枣园的老朋友”。战争年代，他长期在领袖和老帅身边做参谋，是我军卓越的军事指挥员和优秀的后勤工作领导者。
1943年3月7日清晨7时，在当时的八路军总部，彭德怀副总司令命令时任作战科长的父亲，把八路军前线从日本人手中缴获、积攒起来的190两黄金带到延安，交给党中央。
后勤部门曾多次提出用这些黄金购买前线急需的药品和子弹，均被彭德怀拒绝。他说延安比前线还困难，更需要这笔黄金。
彭德怀告诉父亲，八路军总部的译电员罗健（我的母亲）将与他同行，去延安修改密电码。
在吃饭践行的时候，后勤部长杨立三赶来，把装着190两黄金（旧制为16两制，相当于12斤）和8斤金银首饰，总共20斤的米袋子交给了父亲。里面没有清单，可见首长们对父亲是绝对信任的。
历经72天，2130里，三过敌占区和封锁线，父亲与母亲成功完成了任务。原本没有恋爱关系的他们通过送黄金结成了夫妻。我的父亲没有什么甜言蜜语，他靠对党忠诚的实际行动和智慧打动了我的母亲。
1943年5月30日，王政柱夫妇在延安王家坪的结婚合影
1995年抗日战争胜利50周年，父亲回忆送黄金的过程，题写了八个字：团结御侮，战胜侵略。他对我们说：“抗日战争时期，中国人民众志成城，日本帝国主义想封锁、战胜我们根本不可能。”
“金身将军”的称谓源于共和国名将系列电影之一的《金身将军王政柱》。电影剧本原来的名字是“千里送黄金”。2010年7月，著名导演安澜到家中采访了当时还健在的母亲。采访完，安澜导演激动地说：“王政柱身背黄金，心如明镜，心比金子还亮，对党赤胆忠诚。”
他把电影名字改成了“金身将军王政柱”。父亲生前并不知道自己是“金身将军”，如果他活着也肯定不让拍这个电影。父亲认为送黄金是党交给他的任务，是分内的工作。
二、“枣园的老朋友”
“枣园的老朋友”是毛主席对父亲的称谓，也被父亲视为一生中最大的幸福。父亲这一生，曾多次接触毛主席。
第一次是在陕北的保安，1937年元旦过后，担任作战科长的父亲带着四五个参谋，给毛主席清理文件。
父亲心很细，在准备要烧毁的毛主席书稿里，他发现了五张珍贵的照片，其中有两张是毛主席和周恩来在长征中拍摄的。1959年，父亲把他珍藏的这五张照片，还有左权的佩枪，捐给了军事博物馆。
1944年底，西北局共评出74名陕甘宁边区特等劳动模范，父亲是其中之一。在颁奖大会上，毛主席把陕甘宁边区老百姓自己织的毛毯奖励给了父亲，并对父亲说：“要再接再厉，不要骄傲。”父亲回答：“我一定继续努力！”这个毛毯后来被父母送到了麻城鄂豫皖根据地革命纪念馆。
1945年4月23日，父亲出席了七大，并在第二天聆听了毛主席作的七大政治报告——《论联合政府》。
最令父亲难忘的就是在毛主席身边工作的那段日子。
1945年8月8日，苏联出兵东北，战局变化迅速。毛主席要求中央军委每天向他和书记处汇报军情战况。父亲白天在王家坪处理军务，把发生的情况记下来。晚饭后，他赶到枣园，向书记处汇报后，又被毛主席叫到窑洞里单独询问情况。
毛主席要到重庆跟蒋介石谈判，调查研究和准备工作做得非常细致。在毛主席去重庆前的近二十天里，父亲经常在毛主席的窑洞里工作，直到第二天凌晨。
毛主席从重庆回到延安后，仍点名让父亲去汇报。1945年11月初，中央军委决定正式成立中央书记处枣园作战室，由时任中央军委作战局副局长的父亲兼任主任。
父亲带五六名参谋进驻枣园，我们一家人被安排在毛主席窑洞西侧二十多米的另一个窑洞住下。这样，习惯夜间工作的毛主席叫父亲时，他能随叫随到。
1946年，王政柱夫妇与儿子王延在枣园合影1946年8月2日，蒋介石派飞机轰炸延安。当天晚上，父亲在窑洞里向毛主席报告延安军民的损失情况。毛主席沉思了一会儿，对父亲说，看来我们是要放弃延安了。
父亲不解，拼命解释，我们能守得住，我们已从贺龙的晋绥军区司令部调兵遣将。毛主席对父亲讲了16个字，父亲记得原话是：“人存地失，人地皆存；人失地存，人地皆失。”
父亲听后茅塞顿开，正如俗话所说：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父亲连夜把毛主席的指示向朱德和彭德怀报告。
1956年6月11日，父亲最后一次见到了毛主席。毛主席在北京的中南海怀仁堂接见海军军官，看到穿着白色礼服的父亲，毛主席没有认出来。周恩来总理马上介绍，他就是枣园作战室的主任。毛主席立刻紧握着父亲的手，笑着说：“就是王政柱，枣园的老朋友，又见面了。”
三、自古忠孝难两全
自古忠孝难两全，放在父亲身上在合适不过了。父亲自从告别了我的奶奶参加红军，之后再无联系。
1949年9月，新中国成立前夕，湖北省军区司令王树声派人将麻城活着的老红军的情况一一通知了他们家乡的亲人。
奶奶知道了父亲还活着。王树声又打电话告诉父亲，奶奶挺好。父亲当时担任一野的副参谋长，一野要解放宁夏、青海，还要进军新疆。父亲顾了大家，舍了小家。
1950年9月，在西北剿灭匪特任务基本完成后，父亲才请假，带着母亲、弟弟和我回到了西张店银杏树湾村。一进家门，叔叔就告诉父亲，母亲一年前就去世了，父亲当时就愣住了。
原来，奶奶知道父亲还活着，第二天就到村口等待，左等右等等不来。村口有一条西张店河，六七十米宽，水深过膝。她蹚过河，到对面乡里，向土改队、解放军一一询问，结果一次次失望。
11月，河水冰凉刺骨。奶奶返回村里的时候，双腿麻木，瘫倒在地，一病不起。她认为父亲肯定不在世了，哪有离开了二十年的儿子知道自己母亲还活着，不赶快回家看望的。奶奶的希望变成了绝望，急出心脏病，于当年12月28日去世了。
父亲听到这里痛哭起来，泪如泉涌。父亲和母亲想把奶奶带回兰州、安度晚年的愿望成为了泡影。
四、抗战英雄左权将军
父亲一提左权就流泪。自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父亲就在左权身边当参谋、作战科长，跟随了他五年。左权将军是父亲的恩师，帮助他提高文化和参谋水平。
1942年5月23日，日军集中两万人，包围了麻田，八路军总部开始突围。5月25日清晨，他们被日军发现，情况万分危急。彭德怀、左权、罗瑞卿（政治部主任）、杨立三，还有父亲一块儿商量，决定分三路突围。母亲当时是总部机要员，只有18岁，身体不好，跑不动，左权就拉着母亲突围。母亲脚一滑，跌到路边一人多深的沟里，左权已经没有力气去拉了，让警卫员跳下去把母亲推上来。
母亲对左权说：“我实在走不动了，你先带领大部队突围，千万不要因为我影响大家。”到了十字岭山下，左权让司令部一个老红军，原路返回，把母亲拖到了十字岭山上。
当时，母亲离左权只有30米远，正要跑过去报到，又一轮炮弹袭来。当时，山上都是非战斗人员，大家的动作缓慢。左权命令大家卧倒，等大家都卧倒后，左权才低下身，慢了半拍，后脑被削掉一半。
看到这么惨烈的景象，母亲哭了三天三夜。警卫员和3个北方局的学员掩埋了左权的遗体，拿着左权的遗物找到了已经突围的彭德怀和父亲。
彭德怀听说左权牺牲的消息，面对着窗户，背对大家，悲痛不已、潸然泪下。父亲说彭德怀是个硬汉，从来不哭。那是他第一次看见彭德怀流泪。彭德怀把左权的佩枪推给了父亲。
父亲对我们说，左权把自己的一切甚至生命都献给了抗日战争的胜利和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我们要永远学习左权将军，要永远怀念左权将军！
五、军魂
父亲去世后，留给我们后人的是宝贵的精神财富。今天，我才深深地体会到，父母对我们最大的保护就是通过言传身教，让我们在优良的家风中成长，最终使我们能幸福地安度晚年。
1962年7月，我考上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工程学院（后文简称哈军工）。父亲送给我一份成人礼——他使用过的帆布文件箱。他对我说：“战争年代，我用这个箱子装着行军路线地图和作战计划去打仗。现在你要用这个箱子装满科技书籍，去哈军工攻克科技堡垒。”
到了哈军工以后，父亲给我写了九封信，他在信中说：“我不要求你当将军，我只希望你成为有真才实学的人。你只要成为一个胜任的、合格的工程师，我就很满意了。”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父亲到原总后勤部任职，上任后的第一件事情就是把我们三个子女叫到跟前，重申三条：一、不走官路；二、绝对不许走商路；三、走好自己的技术路。
我做了一辈子技术工作，“导了一辈子弹”，但我没有虚度年华。我参与研制的几型反舰和舰对空导弹，都装在不同型号的导弹驱逐舰和导弹护卫舰上，在今年4月12日南海大阅兵中，光荣地接受了习主席的检阅。
“军魂”，这是父亲一生写下的最后两个字。他对我说：“我把这两个字留给你，是要你永远有灵魂，永远不要忘本，永远记住自己的根！”
立身不忘做人之本、为政不移公仆之心、用权不谋一己之私，守住底线、不越红线、不碰高压线，这是共产党人应有的政治本色，也是为官从政必须涵养的政治品格。
王政柱将军用一生去证明了共产党人的廉洁自律，他的事迹启发、影响了一代代党员干部。清正廉洁是每一位共产党员的政治本色，是共产党人的“心学”。
课程的最后，王延说，为政之要在于廉洁，清正廉洁是从政道德的原则和底线。对党员、干部来说，廉洁从政不仅是立身之本，也是成事之基。必须牢固树立正确的权力观、地位观和政绩观，坚持人民至上观点，真正将人民置于心中最高位置，为人民谋利益、做实事，服务于民、造福于民，从而实现自己的人生追求。
（本文根据《环球人物》文章：专访开国少将王政柱之子：叶挺未能回延安，是父亲心中抹不去的痛；中国军网文章：千里送金，忠诚于党，王政柱将军儿子讲述父亲难忘的记忆；人民学习5月12日课程内容以及网络资料综合整理而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