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录片《何以中国》导演干超在拍摄现场。
上世纪80年代，考古学家苏秉琦提出，中华文明的起源“不似一支蜡烛，而像满天星斗”。意思是说，仰韶文化、大汶口文化、红山文化、崧泽文化等史前文明，散落于中华大地，多元并存；到了90年代，北京大学教授严文明又提出“重瓣花朵”一说，即以中原文化为花心，其他不同文化类型为花瓣的“多元一体”的文明格局。
如今，一部名叫《何以中国》的纪录片，把这满天星斗与重瓣花朵拍了出来。
从旧、新石器时代之交到夏商周王朝，直至秦汉建立统一多民族国家；从影响广泛的庙底沟彩陶、巧夺天工的良渚玉器到国之重器青铜器，《何以中国》把中华文明的发源与发展用影像和故事串联起来，宏大历史与细枝末节均生动再现。节目播出后，全网累计播放量超60亿次，豆瓣评分9.1分，尤其在年轻人中间掀起了讨论热潮。
“这是我从业以来拍过的难度最大的一部片子。”《何以中国》总导演干超向记者坦言。早在 2004年，他便凭借与梁子联合导演的处女作《房东蒋先生》，技惊四座。此后，拍练体操的孩子、做中草药的匠人、摇滚青年、矿工、农民，他谨记入行时前辈的教诲，“尊敬时代中的普通人，他们才是永远的主角”。如今，20年过去，以人物讲故事，仍然是他创作的支点。
纪录片《何以中国》海报。
回答百年之问
2021年，正逢疫情期间，干超与远在英国的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秦岭电话聊天，说到中国考古学的百年之问，电话那头脱口而出，“何以中国”。
从1921年仰韶村遗址发掘算起，中国考古学已有103年历史。103年间，“何以中国”始终是一代代考古学者回避不了的核心议题。
“商朝之前的历史，夹杂着神话和传说，有一些人认为夏朝根本不存在，上下五千年存疑。所以从民国开始，既有顾颉刚为代表的疑古派，也有从王国维‘二重证据法’到李济、傅斯年、夏鼐等动手动脚找东西的‘考古派’。用考古资料实证、寻真的学术传统从那时候就开始了。”干超告诉记者，“经过一百多年来考古人的集体努力，积累了很多发掘成果，才给了今天的我们一个机会，把中国历史的基点和依据实实在在讲明白，把百万年人类史、一万年文化史、五千多年文明史全景式地展示出来。”
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秦岭。
干超把这个宏大想法向上海广播电视台台长宋炯明汇报，没想到后者是位资深考古迷，立即拍板要做一部从考古学角度讲述中华文明史的纪录片。在国家文物局、上海市委宣传部的指导下，上海市文物局的支持下，《何以中国》开始启动。中国考古学泰斗严文明先生任总顾问，一百多位一线考古学家组成专家团。集结人马、踩点调研、专家访谈，随后，项目进入撰写文稿阶段。
“这是我们一开始碰到的难关。秦岭老师组建了一个由年轻学者组成的素材编纂组，先写出统领性的大纲和分集结构，非常严谨、专业，但那时我们还很难跨入考古学的门槛，更别说领会其中精髓。如何让这些考古学成果落地为可被观众阅读的影视作品？为了寻找最终稿本的撰写者，我们找过历史学家、文化杂志主笔、从事大众传播的文化记者，跟我们‘考古写史’的目标都有距离。最后联系上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史前考古研究室主任李新伟和中山大学人类学系副教授周繁文，两位不仅专业过硬、有历史格局，而且文笔优美，想象力丰富。”干超回忆。
随后，40万字的初稿几经推翻、删改，进而逐字逐句推敲，一年之后，精简打磨到8万字，形成“秦汉”“摇篮”“星斗”“古国”“择中”“殷商”“家国”“天下”共8集内容。看标题，只觉通俗易懂中，透着些古意和文气。
考古学家严文明为《何以中国》题字。
文本就绪，上海解封，干超立即带领纪实摄制团队奔赴全国各地。历时700多个日夜，跋涉超4万公里，到访拍摄考古遗址、考古工作站、博物馆等230余处。
“足迹几乎覆盖全中国，天天被疫情追着跑，但是一天拍摄都没有耽误过”。在国家文物局和各地考古、文博人的支持下，许多博物馆里的镇馆之宝都脱离展柜，进行了组合性拍摄，“这在以前从未有过，未来也不大会有”。
手握丰富素材，怎么讲“何以中国”的故事？干超想到考古研究的宗旨——透物见人。
《何以中国》第一集“秦汉”，展示了湖北安陆城外“睡虎地”四号墓出土的一封家书。黑夫和惊两名秦吏在战场浴血，他们写信叮嘱父母多寄些钱，务必留意官府的军功授爵文书。信末，不忘对熟识的亲友絮絮问候。这是2000多年前普通士兵对家人的牵挂，今人再看，依然心有戚戚；“摇篮”一集中，导演带领观众走进内蒙古敖汉旗兴隆洼遗址、浙江余姚河姆渡遗址、湖南洪江高庙遗址等一个个考古现场，亲历新石器时代，先民们的饮食起居、耕作生产、喜怒哀乐。
黑夫和惊两名秦吏。
“发掘文物背后的人物和故事是一回事，更难的是把它视觉化。”干超说，“正是因为有了百年考古发现和学术研究成果的支撑，《何以中国》设立了一个属于考古学科的学术目标：复原古代社会。祖先什么时候开始驯养家猪，当时的家猪形态和今天有何区别？一个陶罐应该放在屋子里的什么位置？它用来汲水还是酿酒？良渚祭祀时贵族如何佩戴繁复的各类玉器？商青铜器冶铸，铜锡铅的配比是怎样的？类似这些问题，必须巨细无遗且精准地通过一帧帧画面呈现给观众。”
例如，“星斗”一集里，有间气派的大房子惊艳亮相，它便是团队等比复原的仰韶文明时期，位于河南灵宝铸鼎塬的西坡房址F105——迄今所见仰韶时期最大的单体建筑之一，或许是五千多年前仰韶文化西坡聚落的公共仪式中心。
“不像商周及之后的内容，有历史文献的生动记载，史前复原唯一的依据就是现有考古成果。所以在复原这间房时，我们请来发掘该遗址的考古学家李新伟、马萧林和魏兴涛，在他们的指导下，美术团队反复探讨、设计后，逐步完成了这项浩大的工程。”最终，一个总面积达516平方米、外带回廊、由96根巨木柱支撑、房屋内部遍涂朱砂的巨室呈现在片中。史前部落的首领在此议事，民众来这里参加公共活动，一个青年在此举行他的成人礼……
《何以中国》团队复原的西坡房址。
“在《何以中国》的电影部分，我们完成了335场戏所需的近70个电影场景复原。从田园洞人站立的洞口，到汉朝在敦煌设立的邮驿机构悬泉置，横跨了4万年时光。”干超说，不时有导演劝他，用专家采访来填补和替换这样艰巨的古代社会复原，省时省力省钱。但他还是选择不变初衷，咬牙做下来。“只有这样，观众才能沉浸地走入那段历史，从而也让《何以中国》回归纪录片‘求真’的根本品质，拥有长尾的档案价值。”
《何以中国》中，演员胡歌饰演悬泉置吏卒啬夫弘。
何以中国？片子的最后一集给出了答案——人聚为邑，邑聚为国。这句旁白说完，一张张面孔闪回——远古时期吹着骨笛的少年，独自远游、探索未知世界的青年，为国征战的士兵，为民求生的文人，远嫁异域的公主，励精图治的帝王……“我们用了影像的隐喻方法，让观众看到，随着历史的前进，‘中国’的人格也在不断成长、丰富。披荆斩棘的中华先民锻造了古老的文明，成就了今日中国，他们是推动时代前进的动力。”干超解释道。
中华文明探源工程首席专家、北大考古文博学院教授赵辉评价《何以中国》：“对万年以来的中国文明的形成和发展有一个长程的、整体的和清晰的叙事，这是极其难得的。这部作品既是万年中华文明的历史缩影，也是对百年中国考古学史的真挚纪念。”
《何以中国》团队在四川大凉山拍摄。
纪录片人的样子
“历史爱好者狂喜！文案、镜头、故事都相当出色。”“对历史人物的情感描绘，使遥远的历史变得鲜活立体。”“史前到秦汉仅仅是开始，期待后续。”在社交媒体平台，年轻观众通过弹幕评论表达了对《何以中国》的喜爱，他们逐帧观摩，文案中的生僻字、一闪而过的陶罐、演员衣领上的纹饰……任何细节都逃不过一双双火眼金睛。
“我原本就希望观众能沉浸到这段数万年的历史追寻中，自己去寻找答案。现在看到大家的反馈，特别欣慰。之前再苦再难，都是值得的。”
电话那头，干超语气松快。《何以中国》项目从筹备到上线，历时3年有余，对主创们的身体和精神造成不小损耗，难怪干超说，自己现在正处于“休养阶段”。他还自我警告，“不能再头脑发热，下次做项目一定要谨慎评估”。
事实上，几乎每拍完一部作品，他都要说“下次一定”的话，而每一次的创作，他也总主动给自己上难度。
《何以中国》之前，干超还拍了部出圈作品《本草中国》。2016年，这部讲述传统中药制法的片子，在江苏卫视播出，收视超越了多档金牌综艺节目，使他和团队一下子成了纪录片行业的红人。谈起创作契机，干超心中五味杂陈：“看到工业时代，许多手工制作的中药满足不了大批量的市场需求，导致手工古法后继无人，心里十分遗憾。”于是，记录下即将消逝的传统技艺，展现中药正在经历的迭代与新生，成了他做这部片子的初心。
为了还原中药原始状貌，干超只拍摄道地药材。但想拍到长在野外极限环境里的优质纯真药材，可不容易。
“野生石斛长在绝壁上，很多采药工甚至为此牺牲。再如长在原始丛林深处的龙血树、野山参和海拔几千米的何首乌，为拍这些我们不知道摔掉了多少架无人机。”
“拍纪录片是个体力活，每拍一部都能瘦个十来斤。”干超苦笑道。
长相文弱的他，本科毕业于复旦大学中文系，早年发表过小说，并不是典型纪录片导演的样子。后来到英国念戏剧电影专业，回国后，进入上海电视台旗下的纪实频道工作。
当时的频道制片人笑言他“整天白白净净，不像个纪录片人的样子”。干超就问：“什么是纪录片人的样子？”对方答：“刚从深山老林里出来，15天没洗澡，胡子拉碴地趿拉一双鞋。”一番话让他突然对这行有了热情，“像原始冲动，敢于直白地表达自己的看法，很自由”。
2004年，他初试牛刀，与梁子联合导演了处女作《房东蒋先生》，讲了一位上海“老克勒”（沪语，意为受西方文化影响的老白领）遭遇房子拆迁的故事。这是一部反映宏大历史背景下普通人命运的作品，荣获了中国电视艺术家协会年度评选纪录片金奖。4年后，他又以一部讲述体操学生背负家庭希望的《红跑道》，斩获包括巴塞罗那国际纪录片节最佳纪录片奖在内的14项国际大奖。
纪录片《房东蒋先生》海报。
记录时代，记录历史
事业起步阶段，有件事儿，干超记得清楚。
那是在一次颁奖礼上，轮到他发表获奖感言，他上去就说：“我会一辈子做纪录片。”台下的老前辈闻言：“话说得有点早啊。”
如今20年过去，他还扎在行业里。在电视台时做编辑、导演、制片人、总监，后来去商业公司和资本市场打交道，又进互联网大厂干管理。兜兜转转，都是围着纪录片忙活，最爱干的也就这个事儿。“所有改变、经历都是财富。但对纪录片的热爱一直没有变过。我们这个行业没什么钱，但是却让人内心充盈。”干超感慨。
1991年，中央电视台与日本东京广播公司合拍了一部纪录片《望长城》，展现了那时的长城风光和百姓生活，被誉为“中国纪录片发展的里程碑”。其后，将镜头对准普通人的生活，蔚然成风。到了新世纪初，内地影视行业进入大片时代，大投入、大制作的纪录片也应运而生；直到2012年，一部《舌尖上的中国》，则让这种相对小众的艺术形式真正走进大众视野，人们惊觉，原来纪录片也能成爆款。最近几年，国潮风起，《我在故宫修文物》《如果国宝会说话》等作品又在年轻群体间引发追更热潮。
兜兜转转，干超始终扎根在纪录片行业。
“随着时代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越来越多人会从纯粹的娱乐搞笑中解放出来，选择原创、高品质、深刻、真实的内容，这是我们纪录片人的好时代。”干超解释，“这是国家引领、产业革新、平台繁荣、年轻人成长、时代审美变迁等多重因素作用的结果。但无论行业如何变化，真实是纪录片的生命。纪录片导演永远追求以真实为准绳，记录时代，记录历史。”
采访最后，话题又绕回《何以中国》，干超特别提到不久前去世的严文明先生：“作为《何以中国》的学术总顾问，他不但亲自审读、修改纪录片文本，就拍摄工作提出诸多关键性意见，还为《何以中国》题写了片名。对历史，通过这次拍摄我有了新的理解——历史不是死去的文本或遗迹，它能反哺现实，启发未来。就像严文明先生在片子最后说的——中国文明就是多元一体，持续发展。我们中国人认识了自己的历史，应该对未来的发展充满信心。”
干超与考古学家严文明交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