柳袁照：苏州曾经的酱油店

在我的记忆中，苏州曾经有过这样的酱油店：不仅仅卖酱油，还卖与酱油有关或相近的商品，比如油、盐、酒、酱菜、味精、糖精等等；商品都是零碎出售的，比如，我去买酱油，从来没有去买过一瓶、两瓶，而是拿一只旧瓶子，去打酱油。拿几分钱，到酱油店里打酱油，店里有几只酱油缸，边上一排小架子，竹勺子从大到小，依序摆放。竹勺也是量勺。花五分钱的，用大勺子舀；三分钱，用中勺子；一分钱，舀一小勺。我小时候，隔三差五会被母亲吆喝着去酱油店里打酱油。

酱油店有大小之分。有种“胭脂店”，门面很小，七八个平方米，卖点糖果饼干、肥皂针线之类，也会捎带卖些烟酒、油盐酱醋。专门的酱油店，说它是南货店才更贴切。我去打酱油，往往不只是打酱油。也会按母亲的关照，买两三分钱的酱菜回来。柜台上放着十几只盆碗，里面装着各种酱菜，有什锦菜、腐乳、萝卜干。酱菜用荷叶裹包，再用稻草包扎。不记得家里曾买过整瓶的酒水，逢年过节，烧一点鱼肉，要用料酒，也是零打的。我常拿着一只小瓶子，或者干脆拿一只小碗，与打酱油一样，去打酒。酱油店里的酒坛子，也是白酒坛、黄酒坛一溜排在那里，打酒用的勺子，也是竹子的，垂直的长长的竹柄，伸进酒坛子，舀好之后，看它被提出酒罐，看它倒入瓶子或碗中。倒入瓶子是要用漏斗的，漏斗嘴插入酒瓶颈，酒从勺子里倒入漏斗，看它一点一滴注入瓶子，眼睛都不眨一下，就怕勺子没有提满，或勺底倒不干净。

过年过节家里才飘鱼肉香味。我家烧鱼烧肉，都是红烧，要用酒、用酱油，要放很多水，汤很多。冬天的鱼汤、肉汤会结冻。一碗红烧肉，要放两三碗水，一碗红烧鱼，也要放两三碗水，为的就是变一碗为两碗三碗，多出鱼冻、肉冻，那是我家的美味佳肴。

我从小学就会做一碗汤，叫酱油汤。一勺酱油、几滴麻油或一小块猪油，一抹味精，冲上滚烫的开水，抓一小撮大蒜叶末丢进汤中，一股清香味，就会弥漫在屋内。一口饭，一口汤，一碗饭很快吃光了。或者，干脆酱油汤拌饭，更是清爽，三口两口，一碗饭就下肚了。

我小时候贪玩，父母讲的话能不听就不听，父母让做的事情能不做就不做，哪怕能拖几分钟也是好的。母亲烧菜，没有酱油、糖、盐之类了，让我去买，我会拖，嘴上答应，人还坐在那儿，看书的时候，至少还要再翻掉一两页。炉子上实在等不及了，这才一溜小跑，去酱油店。说买糖是不准确的，那时哪里买得起糖，是去买糖精，几分钱一小纸包，有几十颗。一手拿酱油瓶，一手握着糖精纸包。气喘吁吁地跑回家，张开手，才发现糖精纸包掉了。在母亲的责怪声音中，赶紧去找，路上还能拾到。路上少有汽车，连自行车都不多，糖精纸包躺在地上，常常完好无损。

小时候，我还学过烧菜。我是家里的老小，哥哥姐姐比我大许多。他们找朋友，谈恋爱，我还小。哥哥姐姐的对象来了，我会逞能表现自己。有一天，母亲破天荒，在平时的日子里买了两条鲫鱼。我知道哥哥姐姐的对象要来了，趁母亲出去买东西的时候，我偷偷地烧所谓的葱烤鲫鱼。没有葱，用大蒜叶替代。家里的旧脸盆、破茶杯里装满土，种上大蒜，放在天井里的石台阶上，满是葱茏，掐些蒜叶，香味扑鼻。鱼在油锅里煎过，几勺酱油下去，我就急着加了两大碗冷水。结果哪里是葱烤鲫鱼？分明是红汤鲫鱼。为什么要加这么多水？一直记着要结鱼冻水。夏天，哪里能结冻？又没有冰箱，那时冰箱是什么都不知道。母亲回来，一看这个样子，自然发火。单骂我不够，连我父亲一起挨骂。父亲是个在家话不多的人，戴着一副眼镜，端坐在那里听广播，或看报纸，从来不管我在家做什么。父亲当时一定也闻到香味的，为什么不站起来，问问我在做什么呢？

前些日子，我西山舅舅家的表弟，给我送来了杨梅。正是双休日，在学校加班。中午出去吃面，吃罢，嘴馋，想吃杨梅了。吃杨梅，先要用盐浸泡，于是，满街寻找能买到盐的地方，从街头跑到街尾，都找不到一家店铺。当年买盐是在酱油店里，一斤一袋，结结实实，有角有棱的纸袋子包装，如今去哪里买呢？我以工作忙为由，竟这么长久地远离了“柴米油盐酱醋茶”。我走进一家小酒馆，店主我认识。我跑进厨房，讨要盐。我竟又询问到哪里去买盐这个傻傻的问题。当年我居住的街巷，早已成了通衢大道，当年的酱油店、胭脂店、南货店，究竟是哪一个晚上关门打烊，突然都消失了呢？店主笑我傻，两耳不闻窗外事。我恍然大悟：超市，大大小小的超市不是替代了这一切？当年的贫乏、简单的生活，早被丰富、精彩的日子所取代。可是，那些简单、贫穷中的真诚、幸福还在吗？拿着一只碗，摇晃着，走在街上，去打酱油的时光，不知不觉就过去了，回想起来，恍如隔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