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板桥的诗词创作主张

在郑板桥的诗文中，有不少是论及诗文创作的，也有一些专论写诗。这些主要留存于他的家书、《前刻诗序》《后刻诗序》《词钞·自序》及《述诗二首》等诗文中，归纳起来表现为以下四个方面：

诗词创作要有明确的目的

郑板桥认为诗词的创作必须为“社稷生民”计，能体现《诗经》“三百篇之旨”（《后刻诗序》）。按今天的说法，就是诗歌创作必须以经世济民为目的，写诗要继承、发扬《诗经》的现实主义传统，做到如孔子所说的具有“哀而不伤”、干预现实的讽喻精神，能“道着民间痛痒”（《潍县署中与舍弟第五书》）。

他说，“诗法谁为准，统千秋姬公手笔，尼山定本”“《七月》《东山》千古在，凭描摹琐细民情妙”，即写诗要以孔子删定的《诗经》为法则，以《诗经》中周公姬旦写的《七月》《东山》（《诗经·豳风》中的两篇）为标准，才能体现“周情孔调”（《贺新郎·述诗二首》）。《七月》是一首写奴隶劳动生活、反映民俗民情的长诗，通过奴隶与奴隶主贵族在衣、食、住几个方面的对比描写，表现作者对国运民情的关心；而《东山》则是“周公劳归士之词”，也是关心国计民生之作。可见板桥强调的“周情孔调”是指写诗一定要符合周公、孔子的法则，应具备与国运民情密切相关的现实精神。这一看法是《后刻诗序》观点的深一层阐述，也与他《潍县署中与舍弟第五书》中所说写诗作文要“以沉着痛快为最”，要能“敷陈帝王之事业，歌咏百姓之勤苦，剖析圣贤之精义，描摹英杰之风猷”完全一致。

基于此，板桥对“诸家”诗人写“裁云镂月，标花宠草”持批评态度，认为那些只写“风月花酒”、“逐光景，慕颜色，嗟困穷，伤老大”的诗人，即使“刳形去皮，搜精抉髓”，也只不过是一个“骚坛词客”（《后刻诗序》），成不了大家。他认为“叹老嗟卑，迷花顾曲”这些内容也只能“偶一寓意”，诗人应写“忧国忧民”这类“天地万物之事”。（《板桥自序》）

诗词创作要有自己的风格

板桥认为“八斗才华曹子建，还让老瞒苍劲，更加五柳先生淡永”，这里的“苍劲”、“淡永”是指曹操与陶潜诗的风格。他还说“王、孟高标清彻骨”指出王维、孟浩然的诗具有极其清新的风格。他主张诗人写诗要“自裁本色留深分”（《贺新郎·述诗二首》），即要形成个人的风格。他把王、孟与李、杜的诗风作了比较，认为“王、孟诗原有实落不可磨灭处，只因务为修洁，到不得李、杜沉雄”（《潍县署中与舍弟第五书》）。因而李、杜是唐代诗人中的“双峰”，而那些仰人鼻息、拾人唾余的“诗奴诗丐”，那些沉溺于微末纤巧的“诗魔诗鸠”，“未免规方略近，似顾步骅骝未聘”（《贺新郎·述诗二首》），都是写诗不成熟、受拘束的表现。

作诗词要自写性情，善于养气

他在为慎亲王写的《随猎诗草、花间堂诗草跋》中有“自写性情，不拘一格”句，认为写诗作文必须“自出己意”（《板桥自叙》），“诗兴颠狂”时可以“坟头拉鬼”，“于嬉怒骂之中，具潇洒风流之致”（《扬州竹枝词序》）。他评价清代文人的诗文成就时，批评清人的诗词歌赋“皆拾古人之唾余，不能贯串”，是“无真气”造成的。（《潍县署中与舍弟第五书》）因此他主张要“养气”才能“气深”（《跋西畴诗稿》）；而要“养足气”，则必须“读书深”，才能“恢恢游刃有余地”，写的诗才能“理明词畅，以达天地万物之情，国家得失兴废之故”，达到“曹操、陶潜、李、杜之诗，所谓大乘法”的水平。（《与江宾谷、江禹九书》）

作诗词要重视标题

板桥认为“作诗不难，命题为难。题高则诗高，题矮则诗矮，不可不慎也”，杜甫的诗能“高绝千古”，不仅内容好，而且命题也“早据百尺楼上”。只要看一下杜甫诗集中诗的题目，就会“一种忧国忧民忽悲忽喜之情，以及宗庙丘墟，关山劳戍之苦，宛然在目”，而诗的内容也必然“痛心入骨”了。他还把陆游的诗与杜甫的诗作比较，认为陆游“诗最多，题最少”，这是二人生活的时代不同造成的。唐朝经过安史之后又能“复唐之社稷”，尚有容纳诤言的大度，因而杜甫的诗能“历陈时事，寓谏诤”；而陆游生活在南宋，“国且将亡，必多忌”，因而“陆之绝口不言”，是为了“免罗织”。他批评“近世诗家题目，非赏花即宴集，非喜晤即赠行”，“其题如此，其诗如此”，这些人的人品也“可知”了。（《范县署中寄舍弟墨第五书》）在板桥看来，标题是诗的窗户，透过标题就可了解诗的内容，判断诗的质量；而标题简短，要能反映“忧国忧民”之情，必然比写诗更困难。诗品即人品，诗题不高，诗必然不高，人品也就可以想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