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晋女子的个性解放及其背后的男性力量

中国封建社会多数朝代的妇女唯命是从几成习俗，然而魏晋南北朝时期社会氛围相对宽松而个性解放思潮萌发，女性乘势掀起了追求个性自由的时代潮流。

魏晋南北朝时期，由于社会混乱动荡，政权更迭不断，儒学衰微而玄学盛行，社会风气大为开放，女性精神风貌超迈以往，反礼教束缚的色彩显著。在此过程中，男性的态度是多元的，既有略有微词的抵触，也有乐观其成的支持。

魏晋南北朝时期女性不拘礼法、大胆社交，以刘义庆为代表的男性表现出了应有的“魏晋风度”。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妇女在相对开放的社会环境中，纷纷走出家门，广泛参与社会交往，甚至单凭个人的爱憎公开对男子“捧高踩低”。如面对“妙有姿容，好神情”的西晋潘岳大胆表达对其倾慕之情，“妇人遇者，莫不连手共萦之”，而面对“绝丑”的左思则“群妪共乱捶之”。刘义庆在《世说新语》中多有对美貌男子受欢迎之夸赞，却无对女性“颜值至上”“厚此薄彼”行为之批评。

魏晋南北朝时期女性呼朋引伴、杯觞路酌，以葛洪为代表的男性延续了传统的“批判态度”。东晋葛洪曾对当时妇女呼朋引伴、寻道亵谑的游玩场面有过批判：“今俗妇女……错杂于市，寻道亵谑，可憎可恶。”（《疾谬》）但也只能愤愤于妇人们置封建礼法于度外。

部分男性的批评和反对或许在短时间内无法阻挡女性解放的步伐，然而当官方一纸公文发布便可以终结了女性参与某些活动的权力。如北魏延兴二年二月，文明太后诏曰：“自今以后，有祭孔子庙，制用酒脯而已，不听男女合杂，以祈非望之福。犯者以违制论。”不管怎样，魏晋南北朝女性自由参与社会生活时意气风发的光彩都十分引人注目。

魏晋南北朝时期女性随军服役、参政议事，以军中将士为代表的男性也在很大程度上表现出“宽容态度”。魏晋南北朝“女子受田”，经济地位提升后，在日常生活中享有与男子相差无几的社交权利，即使在军事方面也有远超秦汉时期妇女的作为。随夫服兵役的妇人，“或直接参战，搏击沙场；或守卫屯营，修筑城防；或宿卫后宫，担任仪仗；或参加军屯，生产军粮；或服各种杂役，修理战具。”甚至有女子以“将军”的形象出现在军营中，如前秦皇后毛秋晴披甲上阵，花木兰“代父从军”。

魏晋南北朝女性追求开放自主的恋爱自由，部分父母表现出包容和支持的开明态度。在择偶方面，一些女性置“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戒律于不顾，大胆追求自己中意的对象，不仅没有遭到父母的抵制，反而得到了父母的理解和支持。如《晋书》载，刺史燕国徐邈有女想要“择夫”，“邈乃大会佐吏，令女于内观之。女指濬告母，邈遂妻之。”徐邈之女在追求人生伴侣上有着自觉的人格意识，父亲徐邈利用自己的职务便利“大会佐吏”，为女儿“精挑细选”夫婿提供了便利。当然，作为父亲的徐邈实际上履行了“先行把关”的权力，保留了“一票否决”的权力。

魏晋南北朝女性追求男女平等的夫妻关系，部分丈夫表现出接纳和顺从的开明态度。《世说新语·贤媛》载: 西晋名士山涛与嵇康、阮籍夜谈，山妻韩氏“夜穿墉以视之，达旦忘反”。山涛入内问二人何如，对曰：“君才致殊不如，正当以识度相友耳。”韩氏“视夫之友”的行为在男女授受不亲的时代本是不合礼教的行动，大倡放达之风的丈夫山涛非但没有责备妻子，反而尊重妻子的行为，与妻子共同评论。

男性的宽容因自身的见识而有其限度，男性的态度因自身的权势而有其力量，由男性主导的社会对女性解放的包容度决定了女性解放所能达到的高度。无论是刺史燕国徐邈之女的自由“择夫”，还是贾充之女的自由“觅婿”，皆因背后都有一位颇有权势的父亲鼎力支持。无论是山涛妻韩氏的“视夫之友”，还是王安丰妇的“亲卿爱卿”，皆因都遇到了一位见识超俗的夫君。

也有魏晋南北朝的女子凭借个人的不俗见解和智慧以及能干，将自己的幸福牢牢把握在自己的手中。如西晋王安丰妇常卿安丰，安丰曰：“妇人卿婿，于礼为不敬，后勿为尔。”妻子则大胆抗争曰：“亲卿爱卿，是以卿卿，我不卿卿，谁当卿卿？”当妻子以其聪慧才智维护自己向丈夫表达爱意的权力，安丰也只得“遂恒听之”。

魏晋南北朝女性追求“持家立业”的家政管理权，部分丈夫表现出理解和配合的开明态度。晋南北朝时期与汉儒礼教奉行“夫为妻纲”、妻子少有管事不同，女性多能主持家政，负责食物烹饪、纺织缝纫和照顾老人，且有以夫人行为规范为家族准则的情况。如《世说新语》载：“东海家内则郝夫人之法，京陵家内则钟夫人之礼。”

北朝妇女甚至在某种程度上取得了对家庭、社会事务的发言权乃至决定权，“邺下风俗，专以妇持门户，争讼曲直，造请逢迎，车乘填街衢，绮罗盈府寺，代子求官，为夫诉屈。”北方女性俨然成为一家之主的自由行径曾让颜之推惊叹不已。

政府官员家中妇女的地位是衡量女性解放程度的一个重要标志。魏晋南北朝的部分政府要员遭遇悍妻，也是虽有不满却无可奈何，“王夷甫（衍）妇，郭泰宁女，才拙而性刚，聚敛无厌，干预人事，夷甫患之而不能禁”。郭氏主持家政，干预丈夫之事，作为太尉的王衍竟也无可奈何，可见郭氏在王氏大家族中地位之显赫。

魏晋南北朝寡妇亦能大胆逐爱追求新生活，统治者与社会舆论给予了广泛的认同态度。魏晋南北朝女性再嫁比较自由、广泛，再嫁人数明显增多，且遍布各阶层。蜀汉刘备纳刘瑁遗孀吴氏为夫人，晋简文帝纳“生一男而寡”的郑氏为夫人，帝王选妃纳后皆不以寡妇为忌。皇帝尚如此，民间之风可见一斑。

魏晋南北朝也仍有不少妇女坚守贞节道德，且烈女比例大幅度上升，只不过守节女子多为自愿型而非迫死型。选择守节或是再嫁，更多取决于寡妇的自主意愿，他人少有干预，也鲜有遭遇不利言论的烦恼。究其原因，胡人入主中原后，在婚姻中尚存在着群婚和杂交的情况，不存在对女性在生活和道德中的歧视。

魏晋南北朝妇女以妒悍行为抗议丈夫纳妾，部分丈夫也不得不表现出“克制”的律己态度。不能忍受妻妾共处一室的妇人，施展各种手段控制约束丈夫的行为，以致出现了“刚柔倒置”的现象。如东晋丞相王导夫人曹氏性妒，王导惧内，私置妾于别馆。夫人得知大怒，率人持刀前去责罚，王导不顾风雅，竟以玉柄麈尾驱赶牛车，通风报信，狼狈至极，被司徒蔡谟讥为“惟闻短辕犊车，长柄麈尾”。

妇女的妒悍行为虽非美德，但却是对男子广纳姬妾的抵制，对上层社会淫乱之风的抗争，也是妇女个性解放的突出表现。南朝刘宋时多位公主由于仗势欺“夫”的妒行导致驸马非死即残的情况，一度出现了帝女难嫁的现象。及至北朝，“父母嫁女，则教之以妒；姑姊逢迎，必相劝以忌。”父母教导女子学习制夫之术，姊妹间互相效仿制夫为荣，成为当时流行的风尚。

今天重新审视魏晋南北朝女性的个性解放，全面认识男性态度对女性解放的影响，不仅有助于世人了解中国古代女性解放的风貌，也对探索中国当代女性解放道路具有一定的启示价值。

作家简介：

王运涛，郑州工程技术学院副教授，河南省教育厅学术技术带头人。代表作：专著《文学传播纵横谈》《乡愁中原：黄河边的故园记忆》。作品散见于《光明日报》《中国青年报》《郑州日报》《郑州晚报》等报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