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石“理财”的得与失

近期读了《宋代中国的改革：王安石及其新政》一书，引发了笔者很多思考。书中囊括了王安石的生平、政治思想与变法改革的具体过程，在既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重新阐释了王安石变法的重点及其失败的原因。作者刘子健不仅关注王安石变法本身，更着重分析了王安石所代表的儒家道德理想主义与现实政治权力结构之间的矛盾与纠葛，其中关于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改革的民众基础等方面的分析，对当今的改革和治理仍有借鉴意义。

从表面看，11世纪中叶的北宋王朝呈现出类似“清明上河图”中欣欣向荣的景象，但实际上，宋代长久以来的重文轻武和地方行政权分立等政策，已经逐渐演变成以求稳保守为主要风格的“祖宗之法”，于内政外交各个方面显露出严重危机。宋神宗赵顼继位后立志于改革弊政，迅速提拔王安石实施新政。王安石在呈送的《上仁宗皇帝言事疏》中曾言，“天下之财力日以困穷，而风俗日以衰坏”。他的变法充分吸取之前从吏治着手改革的教训，以“理财”为核心，利用金融、财政、行政、军事手段进行改革，以实现富国强兵目标。

熙宁四年，王安石在宋神宗的支持下正式将“募役法”推向前台。该法废除原来按户等轮流负担州县差役的办法，改由州县官府自行出钱雇人应役，雇员所需经费，由民户按户分摊，原来不用负担差役的女户、寺观也需缴纳半数役钱，把农民从劳役中解脱出来，既保证劳动时间，促进生产发展，也增加了政府财政收入。熙宁五年八月，司农寺制定《方田均税条约》，解决当时全国各地屡禁不止的田赋不均、税户隐田逃税的情况。“方田”是每年九月由县长举办土地丈量，按土地肥瘠程度定为五等，“均税”是以“方田”丈量的结果为依据，制定税数。短期内，王安石变法新政效果显著。以方田均税法为例，先后所方之田仅及五路，所清丈的田达248.4万顷，占当时全国垦田总数的一半以上，可算是中国古代历史上丈量田亩的一次壮举。

从新法宣布实施起，王安石就遭到了守旧派大臣铺天盖地的反对。面对“祖宗之法不可变”的咆哮，王安石不为所动，以超人的意志力，推动改革在全国各个地区展开。根据后世的统计，宋神宗在位期间，北宋朝廷的年度收入比起“仁宗盛治”时期提升了63%，一时间，神宗朝的内政和军事都有了欣欣向荣的气象。

但随着新旧党争日渐激烈，新法推进阻力重重，同时，超前的体制改革与传统农业国家赖以生存的底层架构的矛盾日益凸显。王安石为推进变法，打着“非常时期做非常之事”的旗号，成立制置三司条例司，以临时机构架空朝廷常设部门，开启了宋代“权相当道”的恶劣传统。此外，王安石变法诸多内容有赖于完善的银行信贷体系、会计核算体系和法律制度，而当时具备专业金融知识储备的人才极为稀缺，这一制度构想脱离了宋王朝的实际情况，造成改革主张执行中出现“异化”，反而加重了农民负担。简言之，王安石的政策未能清晰而坚定地奠基于一个明确的社会基础之上。新政带来的国家财政的改善或许远超过它给人民带来的利益，从上至下的滥用职权，使改革脱离了最广大民众的利益，只能导向一个惨淡的结局。

（作者系山东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