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9月21日，美国华盛顿的国家广场上插着60多万面小白旗，纪念美国新冠肺炎逝者。其中一面小白旗上写道：想你、爱你，亲爱的爸爸！ 19世纪，英国作家狄更斯写《雾都孤儿》。整个世界正经历一场转变。西方工业革命所带来的繁华背后，隐藏着危险肮脏的工厂与煤矿、底层阶级的贫穷与不幸。
新冠肺炎疫情之下，美国迎来“本世纪最大的孤儿潮”。疫情暴发至今，美国是全球新冠肺炎死亡病例数最多的国家，死亡人数已超100万。在这场疫情中，已有约25万美国儿童失去父母至少一方或主要监护人，沦为“新冠孤儿”。
2022年4月，美国《大西洋月刊》刊登了一篇关于“新冠孤儿”的报道，在国际社会引起广泛关注。报道称，美国国会和白宫已花费数万亿美元帮助美国人度过这场危机，但没有任何法律或行政命令为解决“新冠孤儿”困境提供任何资源。
“新冠孤儿”数量仍在持续增长。在纽约大学工作的科学家蒂姆·雷夸思为《大西洋月刊》撰文称：新冠病毒感染病例数有起有落，但“孤儿不会来来去去。这是一个稳步上升的斜坡，我们仍看不见山顶”。
“我也要和爸爸一起”
对孩子而言，失去父母是最难恢复的伤痛之一。
身体与心理健康问题首当其冲。父母离世，意味着物质保障与亲情关爱的丧失，缺衣少食、营养不良、因困辍学等问题接踵而至。美国智库布鲁金斯学会调查报告指出，“因疫情导致家庭收入锐减，20%的美国儿童处于饥饿状态”。雷夸思也在文章中表示，在疫情最严重的时候，约43%有孩子的美国家庭发现难以支付每周的日常开支……种种数据表明，美国儿童最基本的生存权利无法得到保障。
与一般孤儿相比，“新冠孤儿”作为一个特殊群体，由于父母一方或双方迅速离世，其精神创伤更加深刻。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的流行病学家苏珊·希利斯指出，“新冠孤儿”的心理问题可能会伴随其终身。
美国媒体采访了一位拉美裔单身母亲，报道了疫情之下她10岁女儿的故事。
2020年初，疫情暴发的第一个高峰期，居住在佛罗里达州的朱利安因感染新冠病毒住院治疗。重症监护室打来电话，护士先是告诉妻子马克辛与女儿娜塔莎，朱利安的治疗进展不错。然而下一秒，病情就急转直下。不安中，马克辛与娜塔莎收到消息：“朱利安不会好了，是时候撤掉他的呼吸机了。”父亲去世后，娜塔莎大哭了5天。
和父亲在一起的娜塔莎很开心。
孤独的娜塔莎。 佛罗里达州疫情肆虐，马克辛不得不带女儿搬往纽约。陌生的环境让失去父亲的娜塔莎更孤独了。她想念父亲，想念佛罗里达的家、家里的小狗、花园里的草地，还有一同玩耍的伙伴。她哭着跟马克辛说：“那里有我爱的一切。”娜塔莎的这种情绪在纽约学校的年会上到达了顶峰。看到有同学与父亲一同出席，她情绪崩溃地喊道：“我也要和爸爸一起。”
学校辅导员告诉马克辛，娜塔莎出现了自杀倾向。马克辛急着为女儿找一名心理咨询师，但她无法负担这笔额外费用。学校向纽约市儿童服务管理局举报了马克辛。接下来的两个月，儿童服务管理局的人时不时来到她们在纽约的临时住所，粗暴地敲门，径直走进屋，检查冰箱里是否有食物，把娜塔莎吓坏了。
有人向马克辛介绍“儿童村”——一个总部位于纽约的非营利性组织。来自该组织的家庭治疗师约兰达每周都会去娜塔莎家，通过治疗、指导等方式帮助她走出悲伤情绪。娜塔莎状态好转，马克辛长舒一口气，但她纳闷：“为什么在女儿痛苦好几个月后，才出现这样的治疗资源？”
父亲去世后，娜塔莎与母亲一同生活。 疫情暴发两年后，相关数据依旧触目惊心。2022年2月的一份报告显示，在美疫情期间，12岁至17岁的青春期女孩因心理健康问题到急诊就医的次数和比例大幅增加，因进食障碍急诊就医的比例较疫情前增加一倍，因抽动障碍急诊就医的比例增加了两倍多。
更糟糕的是，老师与家长仍不知道该如何帮助他们，也不知道该向谁求助。那么到底该由谁来抚平孩子内心的创伤？
承受了“生命之重”
卷入这场世纪孤儿潮的，不仅只有失去父母的孩子。“新冠孤儿”俨然已经成为一个严重的社会问题。
一些年轻人扮演起父母的角色。24岁的珍妮与20岁的特瑞来自一个少数族裔家庭。他们的母亲道金斯曾在佛罗里达州博因顿海滩餐馆任经理。为了让家人过得更好，道金斯换过很多工作，每天从天色微亮开始，忙到天色转暗结束。2020年8月，几个孩子在海岸为母亲庆祝生日。道金斯突感不适，被送往医院不到48个小时，就因新冠肺炎死亡。
道金斯（右二）和她的四个孩子。 养家重任落在大女儿珍妮与儿子特瑞的身上。珍妮是一名牙医助理，特瑞在一家医疗保健公司任客户服务代表。他们还有两个正在上学的妹妹：15岁的佐伊和12岁的塞拉。
珍妮回忆母亲去世当日：“我们到了医院，看到堂兄在哭，姨妈告诉我，‘你妈妈走了’。”但她没时间伤心，只能迅速收拾情绪——母亲安葬、房屋续租、监护权等问题都摆在眼前。“这太沉重了”，珍妮与特瑞表示。他们只能尽可能精打细算，节省开支，努力让妹妹眼下的生活不受影响，同时尽量多存钱以应对未来。
吉田一家是道金斯的朋友。道金斯去世后，他们为四个孩子支付了一段时间的房租，并帮他们联系了一名公益律师处理监护权问题。吉田感慨：“他们还很年轻，却承受了本不该属于自己的‘生命之重’。”
有的老年人成为这一悲剧的另一道“防线”。
住在纽约的亚当斯从未想过，自己需要在62岁时每天来往接送外孙女。她曾计划自己的晚年生活，要去巴尔的摩的约翰·霍普金斯医院继续做管家，直到65岁退休。退休后的生活也应该是丰富多彩的，她要和丈夫安德烈四处旅游，“想走就走”。
2021年1月，亚当斯的女儿因感染新冠病毒就医，在医院孤独地度过3周后死亡，终年43岁。女儿给她留下了年幼的外孙女，13岁的吉米娅。亚当斯带吉米娅去殡仪馆，按照吉米娅的意愿，选了一具白色棺材，“想让她在母亲的葬礼上有发言权”。
母亲去世前，吉米娅在外祖母家住过一阵。吉米娅希望继续跟外祖父母一起生活，亚当斯接受了法定监护人身份，住在不远处的父亲也同意了这一安排。对于亚当斯，吉米娅也是自己“黑暗生活中的一道光”。但突如其来的改变，对两代人都是挑战。孩子陷入失去母亲的悲痛，老人则在退休年纪封存了自己的梦想。
关于隔代教育，亚当斯需要从头学起。现在的世界与40年前养育女儿时大不相同。“那时没有网络，没有智能手机，没有社交媒体。”身份转变更是挑战。“我以前是外祖母，是个慈祥的角色。而现在我要做严厉的监护人，要凶巴巴地跟吉米娅说，‘马上关掉电视，去做作业’。”
朋友对亚当斯说，养育外孙女是一种福气。但亚当斯认为，这也意味着更多责任，一旦承担起这一责任，照料孙辈就会成为恒久的工作。而她无法确定，逐渐老去的自己，能否等到外孙女长大的那天。
“一代人中的特殊存在”
在权利受到伤害的“新冠孤儿”中，少数族裔问题更加严重。少数族裔人口占美国总人口的39%，少数族裔“新冠孤儿”却占65%。
住在纽约的非裔兄弟艾弗森，原本对2020年充满期待。2009年，他们的母亲因犯下过失杀人罪，在监狱服刑。2013年，他们的父亲死于癌症，之后两兄弟由政府照顾。2020年，母亲出狱。被寄养多年后，两兄弟终于能与母亲团聚。可惜好景不长，母亲于4月死于新冠病毒感染。弟弟又回到监护中心，即将成年的哥哥成为他的监护人。
19岁的巴雷拉是印度裔。2020年春天，他的父亲死于新冠病毒感染引发的肺结核，在面包店工作的母亲也于几周后因新冠肺炎去世。为了避免妹妹杰西卡被送往寄养家庭，巴雷拉向父母的朋友劳拉求助。劳拉自己也有一个十几岁的女儿。她只能一边照顾女儿，一边为杰西卡提供最基本的生活保障，经济与精力都是考验。
“新冠孤儿”是疫情带来的新伤，其背后折射出的，则是美国社会的痼疾。由于受教育机会与工作机会不平等，美国少数族裔本就失业率更高，相关医保覆盖率更低，就医治疗被差别对待。疫情之下，美国社会的不平等加剧，枪支与毒品愈加泛滥，街头暴力愈演愈烈。失去基本的生活保障，这群特殊的孤儿群体在面对辍学、酗酒、斗殴、偷窃等不良行为时，“免疫力”更加脆弱。
对于未来，美国儿科学会发言人兼儿科医生伯内特表示“担忧”。他说，这些孩子是“一代人中的特殊存在”。他们失去了物质家园，也失去了情感家园，或许将以“不同寻常”的方式度过余生，“这将影响我们所有人”。
早有防疫专家建言，解决美国“新冠孤儿”问题要及时，如果错过窗口期，一些原本可减缓的伤害可能会造成更严重的影响。但现实是，美国政府的反应一直拖沓滞后。美国迄今还没有一个全国性的“新冠孤儿”登记册。美国联邦政府支出的疫情纾困金列支名目中，也没有一项专门用于帮扶“新冠孤儿”。
“美国现在要做的，是为‘新冠孤儿’提供系统性帮助，仅提供简单的咨询服务是不够的”。纽约州立大学石溪分校一位社会流行病学家认为，“而我没有看到任何协调一致的努力，用以满足这些儿童的需求”。
针对该问题，目前美国仅有个别的联邦和地方议员发出过象征性呼吁，个别州县采取了拨款等补救措施。美国一家非营利组织此前致信美国总统拜登，喊话白宫“制定全面应对措施”，为在疫情中失去父母的儿童提供支持。拜登则态度模糊地画了张“大饼”，表示将在“几个月内出台报告”。白宫应对疫情小组顾问沃尔则更直接地表示，相关努力仅限于提升社会关注度，不会就此设立专门工作组，也不会有专门的拨款计划。
“如果没有更强有力的、更有针对性的国家性战略，数以万计的美国儿童或被遗忘。”雷夸思说。
学者点评
低效美式治理难护儿童人权
◎武汉大学人权研究院副院长项焱
美国儿童人权保护体系一直存在系统性问题。长期以来，美国学者对美国社会福利机构的批评未曾间断。如何让寄养儿童真正融入福利中心，如何更好地满足他们的心理与情感需求，以避免福利院虐童事件的再次发生，一直都是美国亟待解决的社会问题。
新冠肺炎疫情暴发至今，美国儿童人权问题引发了国际社会的持续关注与强烈谴责。
美政府对抗疫不作为，却把心思用于甩锅推责，致使在具有“世界上最丰富的医疗资源和医疗护理能力”的美国，新冠肺炎确诊病例和死亡病例高居世界首位。25万“新冠孤儿”，是美国“躺平式抗疫”的必然结果，反映出美政府对其保护民众健康与生命的责任与义务的漠视。
如此庞大的“新冠孤儿”群体亟待政府帮扶。但目前美政府连起码的财政拨款与物资保障都难以实现，更遑论为他们提供系统性帮助，以关照其心理健康。这些孩子，不是资本的代言人，手中也无政治选票，因而被美政府有意无意地“遗忘”。正是美政府的失职失责，导致“新冠孤儿”的生存权利与健康权利得不到最基本的保障。
低效的美式民主，失灵的政治体制，是美政府行动迟缓、管理缺位的重要原因。
在美国联邦体制下，联邦、州和地方政府在抗疫中各自为政，冲突不断，难以形成全国统一抗疫局面。在“新冠孤儿”这一刻不容缓的社会问题面前，美政府反应滞后、效率低下的弊病再一次暴露无遗。
事实上，美国是世界上唯一没有批准《联合国儿童权利公约》的国家。该公约对儿童权利保障作出了具有法律约束力的明文规定。若不批准该公约，是没有法理资格来指责他国儿童人权问题的，美国却自诩“人权卫士”，动辄批评他国儿童人权问题，并将此作为政治打压工具和舆论战争武器。
在儿童权利保障问题上，“自身难保”的美国没资格做傲慢的“人权教师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