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水想到妙瓦底特别乱,有点担心。但“高总”言辞恳切地说:“妙瓦底有30万中国人,市场太大了!”他承诺阿水:从中国到妙瓦底,一定是通过正规签证;来妙瓦底3个月,不管是否培训,都支付给阿水5万块钱,交通费和住宿费另行支付。
“不管干什么行业,那些人都得吃饭。”阿水安慰自己。他是真的需要这笔钱,家里的中餐馆倒闭了,但花钱的地方一样不少。女儿生了病,每月的医药费至少要3000多元。去妙瓦底工资高,如果中餐馆真的开起来,对方接受完培训之后还得一直找阿水买菜品配料,可以说是“一本万利”。
阿水决定去闯一闯。2023年3月26日,他坐飞机抵达曼谷,转往湄索住宿一夜,第二天乘坐皮卡车出发。车子一路疾驰,越走越偏僻,最终停在了一条四五十米宽的河边。河上早已停好一条船,船身简单,没有座位,过河就是缅甸。
“这不成偷渡了吗?”阿水给“高总”打电话,对方安抚他:想回去,现在就可以,但你已经走到这儿了,为什么不去亲眼看一看?只犹豫了一下,阿水就上船了:“那时就回家,有点丢人,让别人笑话。”
一见面,“高总”就像见了老友般,和阿水寒暄起来。头几天,“高总”带着他四处闲逛,说是要认真地考察店面。阿水一点没有生疑——从他所住的大楼往北走两三公里,就是臭名昭著的UK园区,往南是“不相上下”的环亚园区和KK园区,但那些似乎都不关他的事。“我当时一心想着,我就是来做餐饮培训的,其他都和我无关。”阿水回忆。
真正意识到不对劲是到妙瓦底大约10天后。“高总”开始频繁提起,想创办一家公司,带客户投资虚拟货币。“口风变了,说开中餐馆必须有一个前提,让我先跟着他把投资公司做起来。”
电脑和宽带被拉到楼里,“公司”很快建立起来,又有几个新人来到大楼里,有中国人,也有缅甸的华人。每个人都收到一份学习资料,系统学习“杀猪盘”的话术,包括怎么聊自己的人生观与价值观,塑造自己的人设,怎样和对方聊感情,让她心甘情愿地投资,等等。
他才弄清楚这一套流程:先在微博、小红书、抖音等软件上筛选可能上套的“优质”女性。有一定经济能力、和老公感情不好,或者喜欢在社交平台上炫富、诉苦的女性,是最容易被盯上的“猪仔”。
接下来就是聊感情了。诈骗人员运用恋爱技巧获得女方的信任和依赖,之后便诱导她进行投资。“他们有很多话术,洗脑客户卸载掉国家反诈APP。比如说我们投资平台做的是国外的虚拟货币交易,卸载了国家反诈APP后才能成功避税。”阿水告诉《环球人物》记者。为了防止女方发现受骗后报警,导致“投资”平台被警方一窝端,“公司”甚至有专门的技术人员,可以实现“一个客户使用一个网站”。
阿水了解到,这些不法收入将由专门的洗钱公司转变为“合法收入”,洗钱公司和老板拿大头,主管和底下的“推手”再去分余下的收入。不法分子人在境外,中国警方要找到确切的证据链给他们定罪并不容易。阿水就听说,“高总”老家的警察曾三番五次联系他,劝他回家,都没有结果。
自由出入是不可能了,一楼有拿着枪的人日夜看守。每天上午11点,所有“推手”到办公区,开始一天的任务。每个人都发了全新的工作机,严禁带入私人手机。墙边有一块黑板,按排名写着每个人的开单额,至于黑板上的名字,都是代号。
看着窗外陌生的天空,阿水感到害怕。他假装在努力学习资料,但学习“成果”并不好。“你知道在大公司,做不好怎么办么?都是用电棍,或者关你几天。”“高总”笑着向阿水说。
阿水没受到体罚,是因为公司人手不足,还是要先把他笼络住。不过他后来了解到,即使是大公司,也都是先来“软的”,再上“硬的”,毕竟公司的目的还是让人诈骗拉单。他央求“高总”,自己年龄大了,真的做不来这一行。“高总”又回答:“可以,但你必须先邀请几个年轻人过来。”
眼看着阿水没有拉新人的意思,“高总”终于摊了牌,让阿水交8万元人民币“赔偿费”,后来又谈到4.2万。“偷渡过来的人会要价更多,因为各个环节都需要打点的钱。”阿水解释道。
害怕失去利用价值后被卖到其他园区,阿水抓紧时间联系妻子,5月11日交了款。当天下午,“公司”拿走了阿水的私人手机,说要看看“有没有拍到不该拍的内容”,之后就没有归还手机,还说“这件事要重新处理”。
阿水直觉不太好,联想到几天前,“公司”没收了自己的护照,他越想越害怕,脑子里不受控制地想:赔了钱,自己也不一定被“公司”放回去,还可能被卖了!他决定当晚就逃跑。
阿水把园区的卫星地图展示给《环球人物》记者看,因为是新建的园区,园区里只有一栋楼,大楼北面有一个持枪的门卫,西面有一架室外楼梯,顺着楼梯下到一楼,是阿水平时做饭的厨房。从楼梯往东走几十米,绕过一个大化粪池,就是隔开湄索和妙瓦底的湄公河。
“我在楼道里坐到凌晨两点多,等其他人都睡了,才下到一楼,猫在楼梯旁,又待了30分钟,试探有没有人发现我跑了。这时被发现,还可以找借口,说厨房里有电器没关好。结果没人发现,我就顺着化粪池快步走,不敢跑啊,害怕惊动门卫。我连鞋都没穿,就穿了一件短裤。”阿水回忆,这几十米路,他走得心惊胆战。
走到河边,南北方各有一个兵站,阿水不敢逗留,弯着腰走入水中。水底的石头很滑,一不留神,他就被水冲倒了,腰狠狠地撞到岸边的石头上。阿水来不及感受痛——万一人被水冲到兵站附近,前边的努力就白费了。他拼命游向对岸,抓着野藤攀上近乎90度的堤岸。“河对岸还有零零散散的园区,我担心遇到缅甸人,又把我卖过去,就顺着乱草堆和泥巴路跑S形。跑了一个多小时,看到一个保安亭,感觉没那么危险了,我就用手势和他们比划。”
反复沟通后,那名泰国人明白了阿水的处境,要把他带到湄索移民局去。摩托在小路上飞驰,骑过一个岔路口向西而去,阿水心惊胆战,让他停下来。对方看出阿水的担心,把工作牌掏给阿水看。说到这儿,阿水仍然感到后怕。这之后,阿水就被带到了湄索移民局,后移交曼谷移民局。因为没有护照,阿水在曼谷移民局待到6月15日,被中国大使馆确认身份,回到中国。
与那些被困者甚至失联者相比,阿水觉得自己“太幸运了”,“只要一步走错就前功尽弃”。
被困者家属,在边境线上徘徊
阿水所说的信息,四川人牟永安是第一次了解。因为儿子的失联,牟永安开始搜索、打听有关缅甸的一切。
2023年3月11日,牟永安发现儿子牟正失联了,起初并未在意。但随后几天,一直联系不上儿子,家里人开始慌了。通过当地派出所,牟永安找到与儿子一同出行的甲木村,这才拼凑出儿子的失联经过。
牟正和甲木村都是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以下简称阿坝州)金川县人,两人在都江堰找工作时,刷到了社交软件上的高薪招聘信息,“工作地写得很含糊,说是云南边境,要求会用电脑就行,头一个月是1万元,做得好,下个月就能涨到2万到3万元”。
他们动心了,迅速联系上信息发布者,坐高铁抵达昆明,又转了好几次车到云南镇康。接头人先是带着他们吃吃玩玩,等他们放下戒心后就钻入了深山中。路越走越窄,手机被没收,这时,一行边境巡逻人员堵住了他们,拿着大喇叭喊“不许偷越国境”。
牟正和甲木村这才恍然大悟:这是蛇头带他们偷渡啊!但已经晚了,甲木村逃脱成功,牟正和其他5名男子没能逃走,被带到了缅甸。
听完甲木村的讲述,牟永安急得上火,“儿子在甘孜藏族自治州读书,刚开始实习,才19岁”。他去金川县、阿坝州和四川省公安机关都报了警,警方让他耐心等待,告知他已经定位了偷渡带头人的位置,在中国台湾。“等,要等到什么时候?”牟永安心里着急,想来想去觉得,起码得去镇康那边看看。
4月初,牟永安和另一名孩子同样去了缅甸的父亲约好,一起从县里出发,花220元坐“野的”到成都,再坐高铁到昆明,之后搭大巴到镇康。镇康地处西南,水气充沛,草木青翠,抬头就能望见山,牟永安感觉这里和自己的家乡有点像。不一样的是,从镇康过了口岸,就是缅甸北部的掸邦果敢自治区。
牟永安的儿子牟正就在那边。这时,牟永安已经联系上了牟正,在牟正的“下班”时间,两人还能微信视频。视频里,儿子用藏语和牟永安说,快来救他,他要被转卖到楼下另一家“公司”,卖过去以后就没法联系了。牟永安让他看看能不能跑,儿子说“跑不了,连一楼都下不去”。
“他文化程度不高,‘公司’就让他当保安,后来把他卖了。”牟永安说。从儿子的视频里,他看到那栋楼的旁边就是爱民医院,和镇康县公安局一沟通,当下便确认儿子被卖到了缅甸威胜集团,在果敢首府老街。
镇康县公安局很快登记了牟正的信息,但告诉牟永安,牟正是偷渡到缅甸的,比其他人的情况更棘手。
牟永安回忆:“警方说,如果被骗人是拿着护照走正规渠道到缅甸,警方可以将协查函发给缅甸方,申请跨国办案。但如果是偷渡过去的,就没法发函。”
牟永安只能一次次往南伞口岸跑。他请人把无人机飞到天上,“有的可能被枪打中”,但他太想看看对岸到底是什么情况了。把无人机拍回的照片放大、再放大,牟永安看到了威胜集团的所在地——连成一片的楼顶,距离南伞口岸只有两公里,看不出来和国内有什么不同。身为牧民的牟永安更迷茫了:距离这么近,孩子怎么就回不来呢?
在镇康,牟永安还看到很多和他一样焦头烂额的人,“每天都去公安局里等”。他们互不避讳,见了人就打听:你家的怎么被骗过去的?在哪个园区?有没有什么路子?
中缅边境的南伞口岸
牟永安加了3个微信群,3个群加起来快1000人,群里基本上都是被骗孩子的家长。家长们说的情况很相似:自家孩子初中或者高中毕业,为了获得一份高薪工作,被骗到了缅甸。
10多天过去了,牟永安决定打道回府。“来了一趟,花了七八千,多待一天就多一天的花费。”看到有的家长是和当地警方一块儿来的镇康,他计划回四川后也和州里的干警一起过来。
不久前,牟永安加的微信群炸锅了,和他一同去镇康的那名父亲,孩子被赎回来了,赎金17万。牟永安数了一下,群里陆陆续续被赎回来的人有二三十个,都是通过一名“中间人”兰姐。
兰姐是谁?牟永安也说不清楚。他只知道兰姐在缅甸,有私人武装,和园区交涉放出了一批人,有的花了七八万,有的花了十几万,还有的要20多万。牟永安性子急,联系上兰姐,张嘴就说:“我给30万,看能不能放。”牟永安家里养了70多头牦牛,平日里钱不够用或者行情好时,就卖一头牦牛。这一次,他已经计划好了,可能要卖很多头牛。
另一边,5月下旬,州里的干警也通知了牟永安,一同坐飞机赶往镇康。他想着,有当地警方和云南警方的督促,又有中间人牵线,这回应该能救回儿子了吧。但几经等待,牟永安的钱没有花出去——兰姐带回消息,牟正被转卖的“公司”是威胜集团的新公司,给多少赎金,都不愿意放人。牟永安只好又回了老家。
牟永安睡不好觉,甚至想直接去缅甸看看。他有一个发小,在缅甸开饭店,请他去缅甸直接找园区要孩子。“我们一起长大,我很信任他,他过年时才回过老家。”牟永安向《环球人物》记者说。
这时,儿子发来的消息越来越少。牟永安担心儿子的人身安全,6月初第三次去了云南,带上护照准备前往缅甸。家里人担心这又是一个骗局,不让牟永安去,警方也反复劝他“千万别去”。
在云南边境徘徊许久,牟永安最终放弃了去缅甸的想法。不久后,牟永安就和儿子彻底失去了联系。一直到8月17日,牟正重新发来消息,说自己从威胜集团被转卖到了果敢拱撒庄园。牟永安想问儿子更多信息,话没说完,儿子就没回复了。
反诈志愿者,被悬赏200万美元追杀
在东南亚生活多年的阿龙,是一名帮警方与“中间人”牵线搭桥的志愿者。
阿龙在柬埔寨生活时,目睹过诈骗产业的兴盛景象。朋友帮诈骗公司做装修,阿龙跟着去看,“屋子里一排一排全是电脑”。每到晚上九十点钟的下班时间,园区涌出乌泱乌泱的人潮,街上的大排档里到处是华人面孔。
对阿龙而言,走上反诈之路是出国时“从未想过的事”。2021年,他开始经营公众号,虚虚实实地写下东南亚的奇闻异事。随着公众号逐渐在当地华人群体中打出了名气,诈骗受害者或家属陆续找上门来求助。
刚开始,阿龙的救助方式“简单粗暴”:直接在公众号上曝光诈骗公司,通过舆论压力迫使其放人。这无异于破坏了诈骗产业的“江湖规矩”,阿龙很快收到各种恐吓。朋友告诉他,有诈骗大佬悬赏200万美元(约合1455万元人民币)让他“消失”。
“当时我跟朋友调侃说,没想到我这么值钱!但要说完全不害怕也是假的。”有一段时间,阿龙走在街上都战战兢兢,生怕突然有人跳出来拿枪指着他。身后若是响起了急刹车的声音,他的第一反应不是回头看,而是撒腿就跑——万一那是杀手的车呢?
暂避风头后,阿龙摸索出找“中间人”的方法:由那些在当地有影响力的人出面,说服诈骗公司放人。偷渡费、住宿费、水电费,甚至是电脑使用费、地板磨损费、工作保密费、空气呼吸费、老板精神损失费……诈骗公司会将买人、用人的成本都算到家属头上,要求家属赔付“赎金”。
从找到说得上话的“中间人”到交付赎金,再到送被困者回国,营救过程往往多人参与、环环相扣,经不起一点闪失。“每一步都需要一个特别诚信、靠得住的人。”
为了逃避法律责任,诈骗公司只收无法追踪的数字货币。这就需要专人兑换家属的赎金,再将数字货币打入指定账户。阿龙也曾遭遇“黑吃黑”,兑换者和诈骗公司各执一词,都声称是对方吞下了赎金。他最后只能自掏腰包,为家属补上这笔数十万元的损失。
浑水摸鱼者大有人在。他们号称能帮得上忙,向家属索要“打点费”,拿到钱后就不知所踪。阿龙说,即便知道对方可能是骗子,一些家长也会心甘情愿地掏钱——对他们来说,多一条线索,孩子就多了哪怕1%的生存希望。
两年多来,阿龙已协助警方救出上百人,最忙时要同时对接五六个被困者——手机到了半夜仍响个不停,每一条信息都可能牵涉数十万元和一条人命。一些被困者本就家境贫困,家属砸锅卖铁才勉强凑齐赎金,这让阿龙心里特别不是滋味儿:“一人诈骗,全家返贫。”
脱困者给阿龙送来的锦旗。(受访者供图)
阿龙向《环球人物》记者强调,如果没有靠得住的“中间人”,绝不能轻易交钱给诈骗公司——诈骗公司发现家属有求必应,势必会扣住被困者当做筹码,源源不断地要钱。为了恐吓家属,诈骗公司往往还会伪造一些电击、泡水、手脚被打断的血腥视频。“越是在这种时候,家属越要镇静,千万别着了对方的道。要告诉对方你正在积极借钱、筹钱,但一分钱都不要打出去。”
与阿龙不同,也有一些反诈志愿者不支持家属交付赎金,认为这相当于“给诈骗公司投资”。如此,救人就只能在暗中进行。与被困者约好出逃时间和路线后,志愿者要提前驾车在园区外埋伏,避开持枪保安,一接到翻墙而出的被困者就立即绝尘而去——这是一场经不起失败的豪赌,若是不幸被发现,被困者迎接的将是虐待、转卖甚至彻底的失联。
令阿龙忧心的是,为了稳住初来者,诈骗公司往往采取“胡萝卜加大棒”的策略,先给些甜头。最近被解救的一位年轻人就跟阿龙提到,在缅甸头一次吃到了野味。年轻人还不到20岁,没正式“上班”就被解救,也就未受过体罚。“回去后,他会怎么跟小伙伴讲述这次经历?恐怖的体罚,还是美味的野味?他的小伙伴会不会对缅甸心生向往?”阿龙叹息。
阿龙说,这些年轻人的家庭大多不富裕,父母忙于生计,很少过问孩子的生活。孩子们在社会上无所事事,受到煽动后很容易拉帮结派地偷渡出境。“有些父母可能只想着努力挣钱,给后代打好物质基础。我想呼吁一下,家长们还是要多关心孩子的精神世界。”
对于其他一些求救者,阿龙的感情则颇为复杂。据他了解,不少人对出境后要从事诈骗工作是心知肚明的。只是他们在抵达后才发现,想象中的轻松暴富并不存在,每天要工作16个小时,如果完不成任务,还将面对棍棒、皮带、电击……
“有的人吃不了这个苦,于是就谎称自己是被骗过去的,向家属求救。也有人真的挣到了不义之财,却抹去一切证据,把自己包装成受害者回到国内。”阿龙说,“小孩儿、学生、民工、偏远地区的山民……这些人心思单纯或是文化程度低,说不知道缅北的高薪工作机会有问题,我信。一个青壮年说自己完全是被骗的?这不合常理。”
反诈民警,抽丝剥茧与苦口婆心
“警察同志,帮帮我们,把孩子救回来。”自从做了反诈工作,这成为民警郑义最常听到的一句话。
中国与缅甸虽有国际执法合作,但缅北、缅东等地由民族地方武装控制,跨境合作难以有效开展。中国警察在当地没有执法权,只能远程展开营救。相隔数千里,仅凭一部手机隔屏斗智斗勇,难度可想而知。
救人的第一步,是和“失联者”恢复联系。为此,干警要摸排他们的各种社交账号,从中寻找蛛丝马迹。很多时候,连父母都不知道的账号,都被干警挖了出来。
诈骗公司不允许员工持有手机,许多人只能趁着凌晨偷偷与干警沟通。在有限的时间里,干警要迅速问清楚他们的代号、公司名称、所在园区和地址——公司和园区背后的势力盘根错节,一个园区内可能林立着数十家诈骗公司,只有获得受困者的精确定位,才能找到合适的“中间人”出面。
KK园区卫星地图和园区内实拍图。
不同的人赔付金额不同,一个人被困的时间越长、被转卖的次数越多,所需赎金就越高。有知情人士透露,疫情期间,“公司”安排一个人偷渡到妙瓦底的费用就接近20万元,这些最终都会被算进赎金里。
即便交付了赎金,被困者的回国之路也可能一波三折。郑义曾受家属所托,营救一名年仅22岁的被困者小谢。两人联系上时,小谢已逃出公司,躲在城里的一家宾馆。为防夜长梦多,郑义迅速协调“中间人”为小谢安排好了回国事宜,但小谢突然失联了。
郑义通过各种渠道打探小谢的消息,2天后终于收到了小谢的回复。小谢告诉郑义,有人威胁要将他转卖给另一个诈骗公司,他承诺向其支付11万元“保护费”才惊险脱身。
郑义说,妙瓦底的一些园区被称为“人生终点站”:“人一旦进去这地方,就成了没有名字、只有代号的‘工具’。他们必须不停地干活,有些人干不动了就被摘取器官,榨干最后的价值。”这让他总是充满了紧迫感:“哪怕线索只有一串电话号码,都必须要紧紧抓着,坚持不懈地深挖。”
除了救人,干警还要防止境内资金流向境外诈骗公司。不少反诈干警原本从事其他案件的侦破,调来做反诈工作后,恶补了金融和计算机知识,逐渐熟悉了工作中常常出现的“止付”“资金流”之类的专业名词。
电影《孤注一掷》中有一个桥段,诈骗分子骗到了800万元,仅用10分钟就全部“洗白”。郑义说,诈骗分子的手法在现实中有过之而无不及,受害者将钱转入指定账户后,里面的钱“基本上会在1分钟之内消失”。郑义要做的就是争分夺秒地锁定这些钱的去向,及时冻结相关账户,帮受害者追回一部分损失。
一个棘手的事实是,不管是出于自愿还是被逼无奈,归国者们毕竟都做了诈骗之事,已然违法。据了解,如果没有确凿的犯罪证据,归国者会因为偷越国(边)境,被处以拘留、罚款;犯罪证据确凿,或是由公安机关追逃回来的人,则会被刑事拘留。
反诈工作是公认难啃的“硬骨头”,郑义做得心甘情愿,因为“这是警察该做的事”。他把手机通话的彩铃换成了反诈提示,任何人与他联系,每一次通话就是一次反诈宣传。“遏制电信网络诈骗依然任重而道远。希望每一个人在诱惑面前保持清醒,保护好自己。”
为什么电信诈骗似乎总也打不干净?王晓伟向《环球人物》记者分析了多重原因:其一,网络工具日新月异,犯罪分子可利用的非接触化犯罪工具越来越多;其二,人们生产生活的网络化程度不断加深,犯罪分子可利用的场景也越来越多,他们能结合具体场景来编造剧本,实施精准诈骗。电信诈骗犯罪的智能化、科技化水平较高,跨区域跨国境特征明显,这些特点造成此类案件侦破难度大、破案成本高。经过近几年的努力,各地公安机关已探索出了一些有效的打法,但整体破案率仍有待提升。
“因此,相关部门和行业急需打破传统思维,加强协作、各方共治,切实增强防范、打击、治理电信网络诈骗犯罪活动的能力。”王晓伟说。(除王晓伟外,文中人物均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