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光”60多年 是他圆了中国人看中国电视的中国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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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祖彦，1940年2月出生于四川邛崃，激光技术专家，中国工程院院士。他发明多种激光波长调控技术，实现了从深紫外到中红外波段宽调谐激光输出；在他的努力下，我国成为世界上唯一能够研制实用化、精密化深紫外全固态激光源的国家，开拓了深紫外波段先进科学仪器的新领域；他领导团队在国内率先实现红、绿、蓝三基色全固态激光投影显示，推动了我国大色域显示技术的发展。他在激光显示领域的卓越成就，圆了中国人看中国电视的“中国梦”。因其在我国高新技术产业、高技术装备发展和应用等方面做出重要贡献，先后获得国家发明奖、国家科技进步奖等多项荣誉。

冬奥会的“激光大树”背后

是他“追光”60余载的成果‍‍‍

北京冬奥会闭幕式上，一出“折柳寄情”的表演惊艳现场观众和大批网友。一棵由激光组成的“参天大树”在舞台中央拔地而起，展现了中国式的离别浪漫和中国科技的创新与进步。

△2022北京冬奥会闭幕式上演《折柳寄情》，激光束形成的大树直达天际。

这棵“大树”所应用的就是我国自主研发的“真激光”技术，这也是许祖彦孜孜不倦“追光”60多年的奋斗成果。

“世界上第一个工程样机、第一个产品样机以及第一个产品，都是由我们做出来的。”许祖彦说。

△正午时分，许祖彦团队研发的三色激光电视在普通墙面的显示效果。

步入许祖彦的办公室，一台色彩艳丽的三色激光电视吸引了记者的目光。尽管图像只是投影普通墙面，动植物、建筑物等各类细节毫发毕现。许祖彦告诉记者：“在相同的面积和亮度条件下，激光电视能节省一半能源。一般激光是不会衰减的，即便发生衰减，稍微增加一些电流就可以了。”

△许祖彦院士（手中拿着首都光学界纪念王大珩先生诞辰百年时的合影）

尽管年逾84岁，已经累弯了腰、走路不便、患青光眼导致看东西重影……许祖彦仍旧坚持每个工作日准时到办公室“打卡”。他说，因为不易，所以珍惜。“我经常坐在板凳上思考今天要做什么，总得找点什么事情，不干的话就发慌。我从小小的县里跑到北京来，我很珍惜。”

△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影片《大西南凯歌》画面

儿时对战火的记忆让许祖彦刻骨铭心。但也正是在那动荡不安的岁月里，他对科学好奇的种子，在心中悄悄生了根。

许祖彦回忆，“我还记得《开明少年》这本杂志，它让我了解到飞机的声障和热障是什么意思。还有一本很厚的书，里面有许多鸟类图片，让我知道了达尔文的进化论，明白了‘适者生存’。那时候脑子里，‘长了’很多问题。”

1958年9月，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成立暨开学典礼隆重举行，许祖彦以优异成绩成为首届学生之一。他至今仍记得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聂荣臻在典礼上发表的题为《把红旗插上科学的高峰》的致辞。正是在这里，许祖彦遇到了未来人生的领路人。

“钱临照先生讲力学，吴有训先生讲电磁学。我学激光就是因为1960年美国科学家梅曼发明了红宝石激光器，我就被我的启蒙老师陈春先带进了激光领域。陈春先在物理所就开始研究红宝石激光器，那时候属于科学的前沿。”许祖彦说。

△20世纪60年代，大学时的许祖彦。

探索激光显示技术的实际应用

他研发出世界上第一台“激光电视”

20世纪60年代初，许祖彦毕业后进入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投身于激光研究。实验室里夏热冬冷，但更艰难的挑战是，面对国外技术封锁和国内物资匮乏，连研究所需的设备都得自力更生解决。

“当时我找不到激光用的电容器，只好用电力电容器，它像人一样高，堆满了实验室。有经验的老师告诉我，如果某一个电容器被击穿引发爆炸的话，比几个手榴弹的热能量还大。”许祖彦回忆道，“我用纸卷了这么长，筷子那么粗，里边拉一根铜线，填上沙子，这就成了保险丝。院子外边有一棵花椒树，瞌睡的时候我就跑出去，摘些花椒叶子和青花椒咬一咬，还清醒一点。”

△1960年，美国人梅曼发明世界第一台红宝石激光器。

就这样吃住都在实验室里，困了就咬咬花椒叶子，仅仅一年以后，许祖彦就利用两根1米长的红宝石晶体，产生了3000焦耳的激光脉冲，足以击穿1厘米厚的钢板。之后，他又实现了500兆瓦的巨脉冲输出，用5厘米透镜聚焦电离击穿空气，产生等离子体线。

许祖彦介绍，激光有三大特点，一个是方向性非常好，地球到月球30万公里，从地球照射到月球，光斑只有一公里；第二，它的强度极高，一个脉冲就能击穿一厘米厚的钢板；还有一个就是光谱特别单纯，谱宽很窄。

激光作为20世纪以来，继原子能、计算机、半导体后，人类的又一重大发明，被称为“最快的刀”“最准的尺”和“最亮的光”。许祖彦一直在探索如何将激光技术更好地应用于实际。

“我就在想，激光技术本身该怎么发展，激光该如何应用，最后想出4个支撑方向：支撑科技前沿探索，支撑高新技术产业，支撑国防建设，支撑人民生命健康。要干就干全链条的，而且对国家、对老百姓真有用处。”

△许祖彦院士团队研发的三色激光电视产品样机

从20世纪30年代的黑白显示技术到50年代的彩色显示技术，再到后来的数字显示技术，都是由国外率先实现的。中国人看中国电视的梦想，一直未能实现。许祖彦憋着一口气，“我们要看上自己的激光电视”！

“70年代末，中国科学院长春光机所开过一个研讨会，结论认为激光显示技术上是做不出来的。我就不服气，我觉得我已经考虑得很周全，是应该做得出来的。还有人无端地攻击这项新技术会伤眼睛，毫无道理。”

许祖彦回忆：“开始做出来比柜子还大，但是毕竟做出来了！从可调谐的固体激光做起，把它调到红绿蓝三个波长，再把短波蓝光调掉。”2007年，研究团队成功制造出了世界上第一台激光电视产品样机。

△20世纪80年代末，许祖彦将注意力转向高平均功率固体激光和可调谐固体激光。

根据中国电子技术标准化研究院的报告，激光显示技术具有良好的舒适度，而且可以降低视觉疲劳，没有短波蓝光的伤害。在许祖彦的努力下，我国激光技术迈入国际领先行列，在关键材料、元件和专利等方面已具备自主可控发展产业的条件。

许祖彦回顾自己的职业生涯，在激光技术领域完成了三件事情。一件是强激光；一件是将激光技术应用于高新技术产业，就是激光显示；还有一件是人民生命健康，探索使用激光显示技术去解决远程医疗的世界难题，把远程医疗发展成激光远程医疗。

如今，许祖彦投入大量心血研发的激光电视已经在各大销售平台上市，无论家庭还是影院，激光显示技术都大放异彩。然而，这只是许祖彦科研生涯中的一部分。许祖彦透露，“我们目前正在研究一个尖端课题：利用光速和光频标的时间来定义长度。我们团队有一个国际独到的深紫外技术，现在已被科技部和商务部列入对国外禁运的技术名单中。”

△许祖彦团队研发的深紫外全固态激光器，入选2013年中国十大科技进展新闻。

他寄语中青年科学家

不要变成科研“富二代”

在激光领域，我国自主研发的技术已与国际并肩乃至领衔全球。许祖彦当下最为关注的是高端人才的培养。他希望中青年科学家不要变成科研“富二代”，要争当战略科学家；躺在前人的“功劳簿”上守老本，迟早要被时代所淘汰。

中国科学院理化技术研究所研究员毕勇感慨，作为许祖彦的学生，他从老师身上所看到的，正是对科研无穷无尽的想象力。

毕勇认为，现在的科研条件比几十年前要好得多，科研人员需要多思考一些方向性的工作，比如在激光技术和激光显示技术方面取得关键性的突破，并向健康领域去发展。

△中国科学院理化技术研究所应用激光实验室，时常出现许老的身影。（图为许院士和博士生团队合影）

从事激光研究60余年，许祖彦当了40多年的研究组组长，从上游的基础研究，到下游的产业化，他全“做了一遍”，同事开玩笑说他是“研究组长之最”。不过许祖彦并不遗憾，他说，如果担任了更高的职务，就无法专注于具体的科研工作，那不是他想要的。

为科研而奔走，许祖彦笑谈自己最缺少的就是时间。就连工作之余，做饭、钓鱼这些爱好，他也能与科研联系在一起。“我喜欢钓鱼，有助于练一练脾气。但经常看一会儿就走神了，想到各种各样的工作。搞科研和做饭看似风马牛不相及，实际上拌萝卜丝儿的时候用的是饱和糖水，天下事都是通的。不能老思考一个问题，要会切换。”

记者手记：

我是记者王泽华，与许院士约见采访的那天，不巧大雨倾盆。但他依然在早高峰，步履蹒跚地准时抵达办公室。他说，自己最喜欢坐硬板凳，因为腰部有支撑；而激光也是一项支撑技术，困难再大也要自己做。他只打有准备之仗，将难题攻克在策划阶段，只要实施，就奔着马到功成。

尽管已经一把年纪，但他笑称不要做科研“吉祥物”，要做战略科学家，做为国有用之事。在采访中让我印象最深的是，许院士多次提到一生奋楫追光，自己只求“半称心”。但我知道，“半称心”不是因为他对待事业的标准打了折扣，而是那份拼尽全力之后的安心，着实来之不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