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零后》，刻满皱纹的青春片

2019年11月，南京，老旧的宿舍楼门前挂着一个风铃，随风叮当作响。这是百岁老人杨苡的家。上世纪50年代，她翻译了艾米丽·勃朗特的《呼啸山庄》。

纪录电影《九零后》的导演徐蓓觉得，这是位很有“日漫风”的老太太。沙发背上是各种玩偶，柜子里，猫头鹰们瞪着圆圆的眼睛排成一队。

镜头前，杨苡讲起了自己的“少女心怀”：从8岁到18岁，最欣赏的男人是哥哥杨宪益，“绝对崇拜，谁也不能和我哥哥比”；另一个就是巴金的二哥李尧林，“那是我的暗恋”。

拍摄那天，杨苡拿着一个小播放器听歌，“One Day When We Were Young（当我们年轻时）”，1938年美国电影《翠堤春晓》的插曲。那一刻，徐蓓决定，这就是片子的英文名字。

这是一部西南联大学子的生命史，16位“演出者”平均年龄96岁。这也是徐蓓自2018年的纪录片《西南联大》后，再次讲述这座抗战烽火中的传奇大学。

· 《九零后》海报。

01 “人类衰老后最美的样子”

1937年7月，天津人杨苡中学毕业，保送南开大学。书房里还有她当年的毕业照，18岁的少女，婴儿肥的圆脸，刘海覆额。他们拍完照第二天，日军占领北平城。接着，南开大学遭遇连续轰炸，2/3校舍毁于一旦。北大、清华、南开三校组成临时大学，决定迁往长沙。1938年初，学校再迁昆明，改称国立西南联合大学。

杨苡决定去昆明。从上海到广州，经过香港到海防，再坐上4天的火车。少年们群情激昂：“到了中国边界，我们就站起来唱‘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唱《松花江上》，唱《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

杨苡进入联大外文系，学号N2214——T代表清华，P代表北大，N代表南开，L则是新考入的“联大人”。

自1938年5月4日至1946年7月31日，西南联大办学八载，弦歌不辍。“教授天团”——朱自清、沈从文、闻一多、陈寅恪、钱穆、金岳霖、冯友兰、华罗庚、费孝通、陈岱孙、吴大猷等人——漂泊西南，吃“八宝饭”、跑警报，一边养猪养马、刻印章、做肥皂、上街摆摊，一边写出不朽的学术著作。杨振宁、李政道、邓稼先、汪曾祺、杨苡、穆旦、许渊冲等从这里走出，成为中国的明日之星。

2016年，受云南省委宣传部的委托，徐蓓着手拍纪录片《西南联大》。她看了几十本书，从易社强的《战争与革命中的西南联大》到各种学生回忆录，从梅贻琦、郑天挺的日记，汪曾祺的散文，到蒋梦麟的传记；张伯苓的文选10本，她都翻过一遍。

采访历时两年多，徐蓓至今记得与每个人相见的情景。

2017年5月，美国马里兰州。上午10点，她和团队走进巫宁坤的公寓。这位《了不起的盖茨比》的译者，那一年97岁，因为太激动，看错了时间，凌晨2点就醒来坐着等。夫人说他这几天总做梦，梦中喊着“大西门外，大西门外！”——昆明的大西门外，是当年西南联大的宿舍所在地。

离巫宁坤住处1小时的车程，是刘缘子的家。他们曾是联大外文系的同学。这位翻译过《人类的故事》的老人，已是99岁高龄。为了今天，早挑好了衣服，一件深绿色衬衣，上面绣满花朵。采访快开始了，她朝女儿看了一眼，女儿心领神会，拿来一支口红。

2017年6月，北大燕园。96岁的许渊冲声若洪钟地历数心中的联大top3：“文科是我，理科的杨振宁获得了诺贝尔奖，工科的王希季是第一个让人造卫星上天的中国人。”他也大大方方地交代自己的恋爱史，日记里记录了不少和女同学的故事。“杨振宁也笑我，说我净找女同学了，所以功课就不那么突出。”

2019年，云南省委宣传部再次请徐蓓创作纪录电影《九零后》。她本打算再采访先生们一回，可重新联系的时候，有人已离开人世，有人住在医院里。

再次采访到的，一个是杨苡，一个是许渊冲。前者变化不大，后者的面相却有奇怪的走向，“人是苍老了，但又像小孩子，没了棱角，长圆了”。徐蓓翻许渊冲的影集找老照片，他把在联大喜欢过的女孩一一指给她看。他也依旧充满孩子气的胜负欲，说逝去的巫宁坤，“英文很好，但法文就不行了，才考70多，我大三才开始学法文，一考就是99。”

一位观众在豆瓣留言，说他们“几乎是人类衰老后最美的样子了”。

在成为“大师”前，他们本就是一群毛头少年。

会抱怨学校的条件。教室是铁板房，干打垒的墙，木格的方窗子，上头没有玻璃，糊的是竹纸；一个椅子拐出一个羊腿把，用来放书记笔记，“比我中学差远了”；学生宿舍是茅草房，20张双人床，一屋40人。最可怕的是臭虫，“最初咬得睡不着觉，浑身都痒”，后来渐渐习惯，拿个玻璃瓶子，逮着臭虫就放进去，“反正你咬你的，我睡我的，处于‘和平共处’状态”。

会得意于抢饭的技巧。“第一碗不要盛太满，一定要盛半碗，这样吃完了才有机会去盛第二碗。”

会吐槽“名师天团”的水平。许渊冲说：“这是世界上最伟大的国文课。”杨振宁“打脸”：“有点乱，不系统化。”巫宁坤更直言不讳：“课堂上学不到什么东西，还是课下和老师同学沟通更有意思。” 

然而这里又并非桃花源、象牙塔。抗战烽火激起了书生意气，从长沙转移至昆明，244名学生、11名教师组成“湘黔滇步行团”，长途跋涉68天，一路上常借宿农家茅舍，与猪牛同屋，雨雪交加时以油布蔽雨。

在艰苦而浪漫的“长征”中，有人记日记、写散文，有人作诗、绘画，有人搜集民歌、采集标本。

2019年，徐蓓见到了步行团极少数健在者、101岁的北京理工大学教授吴大昌。当年，他曾荣获“步行矫健奖”，如今仍坚持每天在操场上走三圈。摄像机拍下他悠然散步、伸臂垫脚做拉伸的画面，“看上去只有80多岁”。

大批学子投笔从戎，穆旦参加了入缅远征军，在蚂蟥、痢疾肆虐的热带雨林死里逃生；许渊冲进了飞虎队，负责将军事情报译成英文，送给陈纳德大队长。外文系的学生缪弘，作为“汉奸”的儿子毅然从军。“我们一块儿考上译员训练班，当翻译官，训练伞兵部队。”2017年，94岁的罗振诜对徐蓓说。

1945年7月31日，广西丹竹机场，罗振诜和缪弘写好了遗嘱。日军打得疯狂，罗振诜听到伤兵们描述一个翻译官的阵亡：“进攻时，同组的美国兵怕死，退下去了。作为翻译官，他也可以跟着撤退，但他没有临阵脱逃，而是和战士们一起冲锋，被敌人的狙击手击中要害。”那个翻译官就是缪弘，牺牲时，才19岁。11天后，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热爱写诗的缪弘，留下遗诗《赶快》：“宁愿闭起双目，以免再看见人间的不平；宁愿堵住两耳，以免再听到壮烈的声音。”

同样爱诗歌的还有杨振宁和邓稼先。在西南联大校舍东墙根的树旁，他们常一起念古诗，一个拿着书看，另一个在背，就像两个亲兄弟。1950年，拿到博士学位的第九天，邓稼先登上了“威尔逊总统号”轮船归国，前往戈壁荒漠，开始了研究原子弹的艰难岁月；1957年，杨振宁、李政道摘得诺贝尔物理学奖后，各自写信给恩师吴大猷——那个曾在昆明菜市场捡牛骨头、拾菜叶给妻子熬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