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2年4月14日,号称“世界工业史的奇迹”“永不沉没的客轮”的超级豪华巨轮“泰坦尼克号”,在从英国南安普敦驶向美国纽约的处女航途中,撞上漂浮冰山,2224名船员及乘客中,1517人丧生,举世震惊,成为迄今为止最广为人知的一次海难。
根据该事件改编而成的电影《泰坦尼克号》,当年打破全球影史票房纪录,在1998年奥斯卡金像奖上横扫了11个奖项。
在如此巨大的影响力下,泰坦尼克号的700多名幸存者的生平及惊险经历,基本都有较完整的记载,几乎每个人的故事至少在本国国民中流传甚广。
而美国海事历史学家史蒂文·施万克偶然间却发现,泰坦尼克号竟然还有六位中国幸存者,而关于他们的记录寥寥无几。为何单单中国乘客的故事被遗漏了?他找到好友罗飞,提议拍摄一部泰坦尼克号上中国幸存者的纪录片。
他们被洗刷、被隐藏、被删除,“只有这六个中国人,好像从来没人知道。”
历史几乎从来不为小人物书写,而导演罗飞却带领他的团队耗时6年,辗转全球20多个城市,寻找这六位中国劳工的人生轨迹,窥见了一代华人被歧视、被驱逐、被遗忘的抗争故事。
4月16日,纪录片电影《六人》在中国大陆上映,截至今日,豆瓣评分为8.5。
01 无需多言的小坎坷
一开始,关于中国幸存者的资料,只有两张泛黄的纸片,一张是登船名单:Fang Lang、Lee Bing、Ali Lam、Chang Chip、Choong Foo、Lee Ling、Ling Lee和Len Lam,八名中国人共享一张三等舱的船票,另一张是搭上救援船的幸存者名单,只剩六人。
研究团队开始征集这六人相关的线索,浏览泰坦尼克号有关的论坛和网站,却接收到很多的假信息,“大家都想跟传奇故事沾点边”。
而重大突破在一名ID为Tom K.Fong的网友,其自称是Fang Lang的后代,罗飞团队尝试在其已经注销的ID后边加上各种邮箱后缀,最终在两周后联系上他,经过不断验证后,基本确定方国民的父亲方荣山为名单上的Fang Lang,揭开了六人故事的一角。
Fang Lang是掉进海中的唯一中国幸存者,也是泰坦尼克号最后一个获救的人。在接近零度的海水和周围的垂死尖叫中,他凭借着惊人的反应力和意志力,将自己与一具浮尸的皮带绑在一起,趴在一扇门上,等到了折返的救生艇。
监制詹姆斯·卡梅隆表示,“趴在门板上的人”,是《泰坦尼克号》中Jack和Rose经典离别场景的灵感来源。
从人类史上几乎最著名的海难机智逃生,Fang Lang 却从未向妻儿透露,只对侄儿和两三个朋友零星提起。罗飞团队推测可能是由于其在美国并不合法的“偷渡者”身份。“可能他自己觉得不要给他们(家人)影响。”
而当研究团队拼凑出他们的部分经历时,我们发现,或许这场海难在他们的人生之中,只是无数坎坷中的一道而已。
泰坦尼克号救援船到达纽约时,官方热情接待,幸存者的亲人和朋友早早等候,他们亲吻、拥抱,或欢呼雀跃,或痛哭流涕,庆祝他们平安归来。
几乎所有的人都下了船,除了极其严重的病患,和六位中国幸存者。
我们不知道他们隔着船上玻璃看到这样的场景内心作何感想,当然,也无人在意他们九死一生后,是否还愿意呆在这噩梦般的船上。
1882年的《排华法案》依然禁止华人入境。
新闻报道忙着安抚民心,“放心吧,坏的那些中国人不会让他们留下的,我们明天就让他们走了。”
六位幸存者在港口滞留一天,被驱逐出境,再次出海,在第二天搭上“安妮塔号”,被发配到古巴的一艘水果船上工作,做着烧锅炉、铲煤这样最艰苦最繁重的工作,“中国人总是做着其他人不愿意做的事”。
没错,连泰坦尼克号事件,都没有留给他们喘息的时间。
从“安妮塔号”到“本杜号”再到“阿喀琉斯号”,一战后,他们辗转多艘英国商船卖力。后来英国也强行遣返劳工。他们有的因患肺炎死去,有的被遣返至香港后消失,有的从唯一停靠的亚洲港口下船,失联在印度,有的辗转至加拿大开了一家白玫瑰咖啡馆,有的因太多重名而无法寻找。
02 种族主义浪潮建构的“他者”
海难发生后,美国《纽约时报》和上海《申报》都进行了报道,8位中国人幸存了6人,中国人的高生还率引发了争议,后来西方舆论传播最广泛并且令人深信不疑的说法是“中国人假扮女人逃进救生船,藏在椅子下方,挤占了女性和孩子的逃生舱位。”
罗飞团队根据泰坦尼克号的结构图及完全还原的游戏模型,模拟其逃生路线。不同于其他乘客奔向船尾,六位经验丰富的中国水手沿着右舷往船头方向跑,这才上了救生艇。并且,右舷强调“妇女儿童优先”,这意味着如果有多余的位置,男性乘客允许登上救生艇的,而根据资料显示,4名中国人乘坐C号救生艇并未坐满。
在查阅相关报道后,罗飞发现,大部分报道表述都是乘客“听说”中国人假扮成女人,并非亲眼所见,而目击现场的爱尔兰小男孩,则说“中国人穿着黑色的衣服”,而不是女人的衣服。而还原C号折叠救生艇制作的模型显示,乘客不可能不发现四位藏匿在椅子下面的成年人。
正如影片所说,“他们不是懦夫,他们只是想活下去,他们也有这个权利和机会。”
事实证明,中国幸存者只是通过完全合理的智慧和能力实现了自救,而西方舆论却塑造出中国劳工“贪生怕死”“夺取妇女儿童生还机会”的劣性形象。
后殖民主义理论中,在白人优越感和西方中心的意识形态影响下,西方普遍将“自我”以外的非西方世界视为“他者”。并且华人在当时西方人眼中是“抢走他们工作的”,是最不受欢迎的。强烈的种族主义思潮下,1882年美国通过第一部针对特定族群的《排华法案》。而在20世纪初,极端民族主义“黄祸论”甚嚣尘上,该理论宣扬黄种人对白人是威胁,白人应该联合起来对付黄种人,媒体报道经常也采用种族主义叙事,因此华人的地位越来越低,中国的形象也越来越丑陋,侮辱、戕害华人甚至“不需要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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