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如一杯茶中的花蕾，渐渐绽放，充满月光，了无俗香。”1929年，德国哲学家本雅明采访旅居欧洲的黄柳霜，对她如此赞叹。
黄柳霜是首位闯进好莱坞的华人影星，也是首位在洛杉矶“星光大道”上留星的华人，如今成为首位登上美元的亚裔。今年是她首度主演电影《海逝》上演100周年。不久前，美国发行了印有她头像的25美分硬币。美铸币局称，黄柳霜“一生中克服了许多挑战和障碍”。
出道
1905年，黄柳霜出生在洛杉矶的花街。她的祖父母从广东台山到美国谋生，在加州一个金矿区生下她父亲黄善兴。19岁时，黄善兴攒钱回台山娶妻生子，却因美国实行《排华法案》，无法将妻儿带到美国。他独自返回洛杉矶，开洗衣店维生。他的生意很成功，在供养老家妻子的同时，又娶了当地华人李恭桃为妻。妻子为他生下4子4女，黄柳霜是老二，比最小的弟弟大17岁。
黄柳霜出生后，母亲希望她能“招弟”，总给她戴男孩的帽子，还打扮成“小王子”。她后来的外向、自信性格与此有关。从小她和其他孩子一样要在店里干活，帮工送货。到了读书年龄，她进了公立学校，但白人学生常往她身上扎大头针，说是“检验中国小孩是否像白人一样也会痛”。她被迫转到华人办的私立学校。
9岁时，黄柳霜拿着客人给的小费第一次走进影院，从此迷上电影。她省下午饭钱买电影票，逃学去看电影，因此生了胃病，父亲知道后非常生气。但此时，她已做起电影梦：“我在梦里看到一个奇迹：精妙而令人赞叹的太阳城闪烁着金光，有洁白的宫殿、芳香的花园，我漫步在白色的道路上，翩翩起舞……”
14岁，黄柳霜第一次“圆梦”，在电影《红灯笼》中当群众演员。她告诉父母，想辍学当影星。父亲坚决反对，希望女儿尽快嫁个好人家，但最终拗不过女儿。
1922年，17岁的黄柳霜主演电影《海逝》。该片在美国数万家影院上映，影评家称赞黄柳霜演技“深沉内敛又不失精准，达到大师水平”，还说她“将中国人的日常生活搬上了美国银幕”。19岁，她在《彼得潘》中饰演虎莲，影片在美国、欧洲、澳大利亚受到欢迎。
加州大学圣塔芭芭拉分校教授赵小建告诉《环球人物》记者，黄柳霜对电影的热爱，既源于她自信而富有表现欲的性格，也与一战后美国妇女意识觉醒有关。美国1919年承认妇女选举权。许多女性积极参与到社会生活中。黄柳霜受此鼓励，希望通过拍电影在主流社会找到自己的位置。但她没想到，这个梦实现起来那么难。
磨难
黄柳霜很快发现，好莱坞有一片“种族主义沼泽”。1931年，她接受美媒采访时质问：“为什么银幕上的中国人总是恶人？嗜血、阴险、蛇蝎心肠。我们中国人不是那样的，我们拥有比西方文明古老很多倍的文明。”
赵小建说，在黄柳霜生活的时代，华人等少数族裔被视为劣等种族。黄柳霜希望自己能打破美国社会对华人“贫穷、软弱、丑陋”的偏见。不幸的是，她的演技获得肯定，角色选择上却依然受制于人。在《海逝》中，她饰演的少女莲花搭救了一名美国水手，却被始乱终弃，最终跳海自尽。赵小建认为，这代表了当时美国社会对华人女性柔弱、逆来顺受的刻板印象。1924年，黄柳霜参演《巴格达大盗》，饰演妖艳的“蒙古女奴”。银幕上，她被主角用剑抵住裸露的后背时满眼惊恐，这一形象满足了西方观众的猎奇欲，却也令黄柳霜倍受屈辱。
成名作《海逝》中，黄柳霜扮演的少女莲花搭救一名美国水手。 黄柳霜也曾尝试扮演积极的中国角色。1926年，她参演首部由美国华人投资的电影《丝绸花束》。但该片没能大范围上映，连一张海报与底片都没能存留下来。
由于对好莱坞的失望，1928年，黄柳霜决定去德国。她在极短的时间内掌握了德语和法语，进入了柏林社交圈。1929年的夏夜，本雅明见到了这样的黄柳霜：“她将头发往额头方向梳，恰好在额头中心处用一缕发梳出一个低低的尖，让她的脸显出一个最标准的心形。所有真心的东西仿佛都能在她的这双眼中反射出来。”本雅明说，黄柳霜“纯真活泼的性格并不是伪装”，“她对悲剧的喜爱越由衷、越热烈，她在日常生活中就越平和、越积极。这个健康又迷人的姑娘会用认真友好的目光看着你，让人完全看不出她是一位电影明星”。
在欧洲，黄柳霜以《唐人街繁华梦》等作品赢得声誉。她参演的歌剧《中国舞女》获得巨大成功。然而，当她望向观众席时，总会失望地发现，那里没有中国面孔。她感叹：“我学到的越多，就越发思念中国。”
黄柳霜以《唐人街繁华梦》等作品在欧洲赢得声誉。 回到好莱坞后，黄柳霜渴望在电影中扮演一个“真正”的中国角色的念头更加强烈。1932年，她希望参演根据中国民俗故事改编的《儿女》。这是当时好莱坞极少数正面描写中国生活的电影。剧组却拒绝了，因为她“长得太美了，不适合演中国好人”。
1935年，中国农村题材的《大地》开拍，黄柳霜希望演女主角阿兰，导演却只愿让她演一个狡猾的小妾。黄柳霜愤慨地提出抗议后，拒绝参演。饰演阿兰的白人演员后来获得了奥斯卡奖。这对黄柳霜打击很大。赵小建说：“虽然她是个出色的演员，但演得再好，也很难与白人演员竞争。”
寻根
在好莱坞一次次的失望，让黄柳霜更向往遥远的中国。1934年，她父亲回台山老家长安村定居。1935年，她在伦敦演出时与京剧大师梅兰芳会面，燃起了对中国传统戏曲的热情。同年，她宣布自己将“回中国”。
1936年2月9日，黄柳霜搭乘客轮抵达上海，开始了期待已久的寻根之旅。她与家人团聚，去了浙江、广东等地，结识了林语堂等文化名人，与电影明星胡蝶、美国记者斯诺等成了朋友。她还导演了一部纪录片《我的中国电影》，记录中国的市井生活。黄柳霜的传记作家写道：虽然黄柳霜对中国的理解依然是零散的，但她对中国的认可与支持“一如既往地真诚、热切、坚定不移”。
《良友》画报对黄柳霜的报道。 1937年7月7日，全面抗战爆发。黄柳霜很快加入了美国援华联合会。早在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她就发表文章称：“尽管有日本铁蹄的蹂躏，有着纯洁道德和高雅精神的中华文化必将战胜血腥与暴力，重新绽放。”为了支援抗战，她将拍卖时装与首饰的钱捐出，还自编自导了揭露日军暴行的戏剧《路障之内》。
中国军民在抗日战争中的英勇表现，及二战期间中美盟友关系，也让中国在银幕上的形象趋于正面。在这种情况下，黄柳霜得以在《缅甸炸弹》《重庆夫人》等电影中饰演“女英雄”形象。在《重庆夫人》结尾，黄柳霜扮演的特工就义前说：“你们杀不死我，你们也杀不死中国。和平的力量终将跨过废墟和仇恨，迈向胜利！”黄柳霜将该片片酬全部捐给了中国联合救济会。
1960年，55岁的黄柳霜在好莱坞“星光大道”上留下名字。一年后，她在睡梦中离世。
赵小建说，作为中美文化的“穿越者”，黄柳霜一直希望找到自己的真实身份。她渴望改变西方对华人的偏见，却发现自己无力决定自己在银幕上的形象，这也是黄柳霜人生的悲剧和痛苦之源。尽管如此，黄柳霜依然勇敢地打破了种族隔离，向世界展现了才华横溢、美丽动人的华人形象。这是黄柳霜最重要的遗产之一。
学者点评
黄柳霜的悲喜剧
◎中央民族大学影视人类学中心主任朱靖江
作为20世纪首位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华人女影星，黄柳霜的人生无疑是带有悲剧性的。一方面，她的艺术才华让西方世界看到了现代、时尚、迷人的华人形象。但同时，她也是当时西方社会种族主义的受害者，成了西方银幕上一个被凝视的“异域奇观”。黄柳霜所处的20世纪早期，东西方关系极其不平等，西方主导的帝国主义、殖民主义使得欧美各国对包括华人在内的其他种族报以歧视的态度。这一历史背景，决定了黄柳霜的悲剧命运以及她在银幕上呈现出的文化景观。
尽管黄柳霜一生都渴望在电影中扮演积极的华人角色，但她在好莱坞电影工业中的弱势地位，决定了她不得不扮演一个西方社会眼中的“亚洲女性”形象。在很多电影中，黄柳霜的角色被西方赋予了两个向度：在一些电影中，她是纯洁柔弱、逆来顺受的“蝴蝶夫人”。在另一些电影中，她又扮演着妖艳诱人、富有侵略性的“龙女士”。而这两种角色，最终又往往都以悲剧性结尾。
这展现了当时西方社会对中国的复杂感情：一方面，西方认为近代备受屈辱的中国软弱可欺。另一方面，西方又对“神秘”的中国文化感到好奇和恐惧，甚至担心中国可能在未来替代西方的主导地位。与此同时，由于20世纪初美国仍视跨种族婚姻为违法行为，许多美国观众也从黄柳霜身上获得了一种“突破禁忌”的快感。
好莱坞的剥削，使得她重新思考自己与中国的关系。尽管她对中国的认识也带有片面性和理想化，但她对中国的感情无疑是真挚而热烈的。
在复杂的时代背景下，黄柳霜在西方影视工业中“身不由己”，但解决了中西方文化交流的“有无问题”。她冲入西方主流文化领域，展现了国际化的华人形象，证明了华人可在影史上获得一席之地。她起伏的一生，也折射了特殊时代里华人在国际舞台上的复杂命运。（郑敖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