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年5月13日，李之义在北京接受《环球人物》记者采访。（本刊记者 侯欣颖/摄）

1987年10月，瑞典斯德哥尔摩，“童话外婆”阿斯特丽德·林格伦。（IC photo）

欧洲是世界儿童文学重镇。1981年秋天，中国学者李之义来到瑞典，敲响了阿斯特丽德·林格伦的家门，见到了这位蜚声世界的“童话外婆”。得知李之义想翻译自己的作品，74岁的林格伦爽快地答应了。后来，当听闻李之义还是手写翻译稿时，林格伦特意寄来1万瑞典克朗（当时约合4800元人民币），叮嘱李之义买一台电脑。李之义回国后，两人一直保持联系。

“她还告诉我，她已有足够的财富，不需要中国的版税。”86岁的李之义对《环球人物》记者说。身后的书架上，是他翻译的《林格伦儿童文学全集》，“她乐于让皮皮结交更多中国小朋友”。

皮皮，全名皮皮露达·维多利亚·鲁尔加迪娅·克鲁斯蒙达·埃弗拉伊姆·长袜子，简称长袜子皮皮。这个“无法无天”的女孩，是林格伦笔下最著名的文学形象之一。在她的陪伴下，无数儿童把虚伪的规矩扔进大海，对着月亮大声宣布：我的快乐，我自己说了算！

“皮皮大辩论”

小红帽、匹诺曹、海的女儿、快乐王子……这些儿童文学史上的经典形象，都来自欧洲。17世纪中期，世界儿童文学在欧洲起步，到了18世纪末，欧洲孩子们能读到的儿童文学读物已达数百种之多。而在欧洲，北欧儿童文学又格外姹紫嫣红。

长袜子皮皮力大无穷，可以举起一匹马。（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长袜子皮皮》）

二战时期，一系列北欧作品横空出世，《长袜子皮皮》就是其中代表。中国儿童文学家、浙江师范大学人文学院教授韦苇评价：“如果19世纪是儿童文学的安徒生时代，那么20世纪就堪称儿童文学的林格伦时代。”

林格伦和皮皮的故事要从1941年讲起。那一年，林格伦的女儿卡琳7岁，因肺炎住进了医院。林格伦每晚都要给卡琳讲故事，讲啊讲啊，讲到她掏空了所有故事，不知该讲什么时，卡琳随口说道：“讲一讲长袜子皮皮。”

就这样，顺着这个奇怪的、从来没有在任何故事中出现过的名字，林格伦一边想，一边讲了下去。1944年，她创作了《长袜子皮皮》并寻求出版，打算将它作为卡琳的10岁生日礼物。

皮皮到底是何许人也？单看外形就不一般：头发颜色像胡萝卜，两条小辫子直挺挺地支棱着；鼻子像个小土豆，上面满是雀斑；又细又长的腿上套着长袜子，但两只袜子的颜色总是不一样。

这个9岁的小女孩力大无穷，可以举起一匹马。妈妈去世了，爸爸在海上失踪了，她与纳尔逊先生——它不是皮皮的监护人，而是一只聪明的小猴子——以及一匹马一起住。好在爸爸留下的手提包里装满了金币，皮皮没有温饱问题，想买什么就买什么。

皮皮做事，最讲究的就是信心满满、自由自在。请看她的语录三则——

药剂师：“快滚。”皮皮：“他愿意生气他活该。”

警察：“你必须上学。”皮皮：“为什么必须上学？”

朋友杜米：“你大概不会弹钢琴吧？”皮皮：“我从来没有试过，又怎么知道我一定不会呢？”

…………

即便在今天，皮皮也会被很多人视为“杠精”，更不用提在20世纪40年代的瑞典，她是多么惊世骇俗。林格伦第一次投稿到瑞典最大的出版社，石沉大海。第二家出版社慧眼识珠，皮皮一亮相就大受孩子们欢迎，但也很快引发了一场“皮皮大辩论”。

支持者认为，在自由十分有限的世界中，皮皮为普通孩子提供了重要的“情绪安全阀”。反对者则称：“皮皮举止粗俗，缺乏教养。”“小孩怎么可以不上学？”“皮皮的坏行为会给孩子形成不良示范，比如吃毒蘑菇，在火光中跳舞唱歌，把白砂糖撒在地板上。”而白砂糖是当时的紧缺物资。

最后，林格伦本人加入了这场辩论，并留下了一句名言：“给予儿童爱、更多的爱，不断地爱他们，他们自己就会开始懂事。”

小镇上第一个剪短发的女人

《长袜子皮皮》正式出版于1945年。在李之义看来，皮皮颇有些“应时而生”。

大人应该怎样对待儿童？在“皮皮大辩论”之前，争论其实已经持续了上百年。1762年，卢梭写下儿童自传体小说《爱弥儿》，强调尊重儿童、顺应其本性，成为欧洲“新儿童观”的奠基作之一。1900年，瑞典儿童教育家爱伦·凯推出《儿童的世纪》，指出要促进儿童自由发展，而非旧式教育那般强迫儿童屈从于成人意志。但直到20世纪40年代，“儿童需要规训”的教育观在瑞典仍相当普遍，体罚也是合法行为。

更大的时代背景是二战。战争的伤害是巨大的，儿童更是首当其冲。二战结束后，全人类站在废墟中，思考着未来向何处去。“绝对服从的教育，正是德国发展法西斯主义的温床。林格伦看到了这一点，她希望把儿童从迷信权威的束缚中解放出来，懂得独立思考和自尊自爱。”李之义对《环球人物》记者说。

和皮皮一样，林格伦本人的经历也堪称传奇。

1907年，林格伦出生在瑞典南部的一个农场。父母务实宽厚、感情和睦，平时不怎么管孩子，孩子需要时又会站在他们身边。林格伦和兄妹们经常从天亮玩到天黑，田野、河边、谷仓都是游乐场。她曾说：“我们的童年之所以如此美好，有两个重要因素——安全和自由。”

在那个广播和电视尚未普及的年代，讲故事是最重要的娱乐方式之一。林格伦常常混在大人中间，听他们讲述各种奇闻轶事。同时，她如饥似渴地阅读能找到的所有书籍，从《金银岛》《汤姆·索亚历险记》到《绿山墙的安妮》《小公主》。邻居的女儿艾迪特比她年长一些，两人常常在艾迪特家的厨房一起读书。窗外大雨倾盆，厨房里烧着温暖的炉子，神奇的世界在林格伦面前徐徐展开——后来，这个厨房成为她童话中几乎所有厨房的原型。

青年时代的林格伦，开始叛逆起来。她是小镇上第一个剪短发的女人，因过于前卫，路上经常有人要求她摘下帽子，像观看马戏表演一样盯着她看。

但她最为离经叛道的举动，还不是剪短发。1926年，19岁的林格伦未婚先孕了。尽管有家人的坚定支持，镇上的流言蜚语仍让她难以忍受。于是，她只身前往斯德哥尔摩，穷困潦倒地挣扎了好几年，靠着家人的救济维持生存。儿子拉士出生后，她不得不将他寄养在一户人家，直到他3岁时才接了回来。离开养父母时，拉士一直无声地流泪。

林格伦后来回忆：“或许正是因为那些眼泪，我才总是如此迅速地站在孩子一边，无论在任何情况下……”

在成为专职作家前，林格伦主要从事秘书工作。1937年的一段时间，她担任斯德哥尔摩大学犯罪学副教授哈里·索德曼的代理秘书。索德曼热衷于冒险，还经营着一家成功的侦探事务所。这段经历，后来助力她写出了《大侦探小卡莱》。

“感谢你治愈了我”

尝过了人生百味，林格伦一直非常关注社会时事。二战期间，瑞典虽然保持了中立，但战争的威胁一直存在，人们的生活也十分困难。林格伦坚持写日记，对希特勒等战争制造者多有讽刺。有研究者认为，《长袜子皮皮》中一些发放糖果、捐助穷人的情节，就是林格伦对于现实的回应。

《长袜子皮皮》大获成功后，林格伦开始全职写作。她生前一共创作了34部文字读物和41部图画书，代表作还包括《小飞人卡尔松》《淘气包埃米尔》等，从想象到写实，从童话到小说，类型多种多样。有一次，有读者在街上认出了她，递来一张纸条：“感谢你治愈了我阴郁的童年。”

《淘气包埃米尔》插图。（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

1971年，林格伦获得瑞典文学院颁授的金质大奖章。在颁授典礼上，文学院院士龙德凯维斯评价：“他们（儿童）是我们当中的天外来客，而您似乎有着特殊能力和令人惊异的方法认识和了解他们……您赋予这个领域以一种新的艺术风格、幽默和叙事情趣，赋予儿童心理学以新内涵。”

林格伦的致谢则相当幽默：“它（大奖章）像瓶啤酒一样沉。我非常骄傲。”

功成名就的林格伦依然“叛逆”，常常向看不惯的陈规旧矩猛烈开炮。“她甚至直接或间接地影响了瑞典的多部法律。”李之义说，在林格伦去世的2002年，瑞典政府设立了以她名字命名的林格伦奖——如今已是世界最重要的儿童文学奖项之一。

谈到林格伦及其作品的魅力，李之义相当有发言权——他不仅是林格伦文集的中文翻译者，本人也被皮皮“拯救”过。

20世纪80年代，李之义前往瑞典留学，主攻斯特林堡研究。斯特林堡是瑞典的“国宝级作家”之一，但他的作品相当艰深。研究的困难、异乡的孤独，让李之义一度陷入低迷，“下雨天，一个人到树林里散步，浑身都淋透了”。朋友发现他状态不对，建议他去读一读《长袜子皮皮》。

阅读过程中，李之义常常被逗得哈哈大笑。“读完书，我也像皮皮一样，浑身充满了力量，那些消极情绪一扫而光。”李之义告诉《环球人物》记者，晚年的林格伦大力扶持年轻创作者，对中国的态度也非常友好。90多岁时，林格伦双目失明，基本上谢绝访客，但听说李之义夫妇来了瑞典，还是热情地接待了他们。

林格伦说：“孩子们在阅读时会创造奇迹。”她爱孩子，孩子们也爱她。据不完全统计，她的作品总销量高达2亿册，被翻译成了100多种语言。她已去世24年，但她的作品每年仍有新的外文版上市。李之义提到，直到现在，还不时有朋友找到他，为自家的小读者索要签名——作者不在了，有译者的签名也是很好的。

这让李之义非常感慨：“好的儿童文学作品会有持久的生命力。”

给予儿童爱、更多的爱，不断地爱他们，他们自己就会开始懂事。

《环球人物》记者 冯群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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