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9年的初冬，在石溪分校的办公室里，我和摄制组对杨振宁先生进行过纪录性的采访。

那一年，正是新世纪到来之际，也正是杨振宁先生退休和考虑回国定居之际。我们策划拍摄系列纪录片，回顾20世纪中国人对人类的贡献，其中一个重要的任务就是拍摄杨振宁先生。

1999年12月17日下午，踏着铺满落叶的小径，我们走入石溪分校一栋不起眼的褐色楼中。一套不大的两室套间，外间是杨先生的办公室，放着一张极宽大的办公桌。穿过狭窄的走廊——走廊一边是爱因斯坦等人的肖像，一边是书架，上面既有我们看不懂的物理学专业书，也有一格放着《诗经》《楚辞》等中国传统文化的书籍——到了里间，就是杨先生的书房，依墙是顶天立地的书柜，也是满满的专业书籍和资料。

我们扛着摄像机走进他的办公室，一眼就见到他正在桌上修改他的教案文件，桌面上铺满写着公式的纸张，他埋头在杂乱而有序的文件堆中，十分专注，并未察觉我们的到来。

突然，他发现我们已到，便站了起来，热情地和我们握手。我想记录下他工作的真实状态，便对他说：“杨先生，您先完成手头的工作吧。”这个提议应该是正中他的心思，他立即坐下，继续审阅和修改桌上的文件。只短短几秒钟，便进入旁若无人的状态。对纪录片的拍摄来说，这可真是最好的状态！它完全展现了一位顶尖科学家思考和研探学问时严谨、严格、严肃的氛围。

过了片刻，杨先生告诉我们工作已毕，提议去里间的小屋，以书墙为背景进行访谈。杨先生着重谈到，他是中国人，根在中国，故土的任何变迁都会牵动他的心。“退休之后，我有更多时间和精力，为中国的科学研究事业再出一点力。”

那时，杨先生已经担任清华大学高等物理研究所名誉主任，他计划今后每年能有1/3的时间在中国与同行们一起工作。杨先生的眼光看得很长远，他说，21世纪的中国科技发展将会是一日千里。

我们问到杨先生的个人兴趣爱好。他说，人老了，不期而然对人生是怎么回事发生了兴趣，因此他特别喜欢读传记，最近就读了《张学良传》《丁玲自传》《陈省身传》等。

从办公室到他的住宅，路程不远，77岁的杨先生亲自驾车，让我坐在他的副驾驶位置上。我见车上有一本《蒙古秘史》，又饶有兴趣地问起他对历史书籍的兴趣。他告诉我：“成吉思汗是我最近正在思索的一个历史人物，知史而鉴今，读历史可以汲取人生和事业的力量。”

当时，杨先生的夫人杜致礼女士刚动完手术，正在家休养，我们不便进入他家中拍摄。杨先生从家里取出1957年获得诺贝尔奖的电影资料片以及他自己编辑的回顾学术生涯的小纪录片，给了我们，又和我们在林荫路上聊了片刻，方才握手告别。

那天，他还在我的笔记本上留下一句寄语：“传媒工作在下世纪将更重要，你们大有发展的机会。”26年后的今天，听到杨振宁先生去世的消息时，我不由想起当日拍摄他的种种情景和他的殷殷寄语。以此，忆念他的远行。

《环球人物》作者 李近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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