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18日下午，得知杨振宁去世的消息后，数学家、清华大学求真书院院长丘成桐写下一副长联缅怀杨振宁：“慕双雄携手，破宇称守恒，启我后学二三辈。继外尔规范，始强力物理，叱咤科坛六十年。”之后，他接受《环球人物》记者采访，回忆了他与杨振宁长达半世纪的交往。

《环球人物》：与杨先生接触中，您印象最深的是什么？

丘成桐：过去很长一段时间，中国人在科学上有种不如人的心结。到1957年，杨振宁、李政道二人获诺贝尔物理学奖，将之稍稍开解了。1964年，杨先生在香港做公开演讲，那时我还是一个中学生，没法去听演讲，但从报纸上能读到部分内容，深受鼓舞。上世纪90年代，杨先生在美国又获得一项大奖，我被邀请为嘉宾讲话，我当时就说，杨先生对中国最大的贡献是改变了中国人自觉不如人的心理。杨先生对此很认同，以后也常这么说。而今天，中国人在世界科学舞台上，更有信心了。

我第一次见到杨先生是在1972年底。我的老师陈省身先生来到纽约大学柯朗研究所访问。有一天，他去纽约州立大学石溪分校看望杨先生。我做司机，载陈先生到杨先生家，一起谈了几个小时，关于数学和物理，也关于中国人在美国科学界的一些情况。几十年来，我与杨先生交往很多，在清华大学又比邻而居。他的学问与数学有诸多联系，我们因此有不少学问的交流，也为中国科学事业的发展而共同合作。

杨先生一直有深厚的家国情怀，对中国的事情很关心。20世纪70年代，他就和许多科学家联名，在《纽约时报》上发表了反对日本占领钓鱼岛的公开信。他在中国长大，在西南联大读完书才出国，中国士大夫的传统，他身上都有。他喜欢陆游的诗，很有品味，很优雅，我一直很尊重他。

《环球人物》：您认为杨先生对物理学发展有何关键作用？

丘成桐：杨先生和罗伯特·米尔斯的“杨—米尔斯规范场论”在粒子物理学的标准模型中占中心地位。这项成就，还有杨先生和李政道先生获得诺贝尔奖的工作，都是物理学的丰功伟绩，粒子物理学也从中获益不少。

我和杨先生在中国科学发展是重应用还是重基础等方面，有着不同的意见，这是基于对于科学的不同看法，毫不影响我尊重他。

陈省身先生、杨振宁先生、李政道先生、丁肇中先生，都是能够名留青史的中国科学家。我希望未来能够在国际基础科学大会上，设立一个以杨先生命名的奖项，来纪念这位伟大的学者。

《环球人物》：杨先生的哪些精神品质，值得年轻一辈铭记？

丘成桐：老一辈科学家当年离开中国时，中国山河破碎，他们后无退路，只能向前猛冲，做成了很多重要的学问。他们治学态度严谨，没那么急功近利，愿意做有长远影响的学问。希望年轻人不能仅以“拿帽子”、做院士为目标，做学问的目标是要找到大自然的奥秘，找到一切有意义的规律。

《环球人物》记者 王秦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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