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科大教授胡森对《环球人物》记者回忆说，1997年秋天，他在美国做访问学者时，应邀到石溪分校作学术报告。访问期间，他去敲了杨振宁办公室的门，恰好杨振宁在。“他邀我一起吃中饭，我们到附近的一家中餐馆就餐。”

杨振宁总喜欢在纽约石溪一家名为“满庭芳”的中餐馆请客，让到访的国人吃到家的味道，也让外国朋友了解中国的新变化。有人觉得，那里像一个服务中国、展示中国的窗口和舞台。

席间，两人聊起了中美关系。杨振宁问：在美国学成的留学生有没有想回国的？胡森答，有些人愿意回去。杨振宁对此很高兴。自1971年首次回到中国，他就一直很重视中美关系，尤其是学术上的交流，被誉为“架设中美学术交流桥梁第一人”。

辗转法国飞回中国

1971年4月的一天，杨振宁看报纸时，忽然在一处不显眼的地方，看到了美国政府发布的一则告示——美国公民不可任意去的共产主义国家，不包括中国了。他大为振奋！

此前，由于朝鲜战争爆发，美国总统下令，所有获得理工博士学位的华裔禁止返回中国大陆。杨振宁自1945年抵美后，就再没能回到中国。26年里，他有意识地为回国默默作准备：绝不与核武器研制相关的部门扯上关系，绝不去美国制造核武器的洛斯阿拉莫斯实验室，甚至连国际商业机器公司（IBM）的顾问职务都辞掉了。

杨振宁提出要回中国探亲。美国白宫的科学顾问说，他们支持杨振宁到中国去，但不能帮他拿到签证。中国国务院得知此事后，立即请他的父亲杨武之转告，他可以到加拿大或法国的中国大使馆去拿签证。因为法航每星期有一班飞机从巴黎飞到上海，杨振宁决定从法国出发回中国。

1971年7月19日，他乘坐法航班机飞往上海。登机前，他在给好友黄克孙的明信片上写道：“对我来说，这是一个心情激动的时刻。”

杨振宁在上海看望了父母，访问了复旦大学、中国科学院生物化学研究所等地，之后回到他出生的城市合肥，最后前往北京。

在他下榻的酒店房间里，墙上有毛泽东主席写的诗句：“为有牺牲多壮志，敢教日月换新天。”看着中国20多年来的巨大变化，想想自己没能像挚友邓稼先那样为国出力，杨振宁心中涌起一股难以言喻的情感。

邓稼先比杨振宁晚3年赴美留学，在普渡大学物理系深造。他以最快的速度完成博士学业，仅花了一年多时间，1950年立即回国，后来参加了中国的原子弹和氢弹计划。

阔别21年，两人在北京机场见面了。

杨振宁猜到了邓稼先的工作性质，与他交谈时尽量避谈其工作。直到即将离开北京，临上飞机前，杨振宁问邓稼先：“稼先，我听说中国做原子弹计划，有一个美国人叫寒春（Joan Hinton）的参加了，是不是真的？”彼时，中国参加原子弹研制的科学家还没有解禁公开，邓稼先无法回答。后经过周恩来总理亲自批准，他连夜写了一封信，赶在第二天托人送到上海给杨振宁。

1949年，杨振宁（左）、邓稼先（中）、杨振宁之弟杨振平在美国芝加哥。（商务印书馆2021年出版《杨振宁传》（最新增订版））

杨振宁收到信时，正和上海市领导人一起吃饭。信中，邓稼先说，中国原子武器工程中除了最早于1959年底以前曾得到苏联的极少“援助”以外，没有任何外国人参加。杨振宁一时热泪盈眶，不得不离席去洗手间整理仪容。

那封信的最后，邓稼先写道：“这次送你走后，心里自然有些惜别之感。和你见面几次，心里总觉得缺点什么东西似的，细想起来心里总是有‘友行千里心担忧’的感觉。因此心里总是盼望着‘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同途’。”

杨振宁当时觉得，这位挚友似有很深的意思要跟他讲。是什么意思呢？

走进毛主席的书房

1971年，杨振宁在北京见到了周恩来总理。在近5小时的会见中，杨振宁介绍了美国大学改革等方面的情况，为长期受西方封锁的新中国推开了一扇瞭望世界科学发展的窗口。

1971年8月4日，周恩来在人民大会堂会见杨振宁。（商务印书馆2021年出版《杨振宁传》（最新增订版））

结束一个多月的中国之旅，杨振宁回到美国，数次公开发表演讲，介绍新中国的成就。大批华裔学者消除顾虑，开始访问中国。“之前，因为朝鲜战争，美国人对中国的误解非常大。杨振宁先生第一个破冰来中国，并在美国向大家讲述他看到的中国，这个贡献是极大的。”胡森说。

杨振宁在石溪分校的老同事聂华桐也曾表示，“由于他在学术上的地位，他经常到欧洲、南美洲、东南亚、日本等地去讲学或访问，大家往往都要求他作关于中国情况的报告，他在这些地方的报告，尤其对当地的华侨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许多美国人，尤其是科学家对中国持友好的态度，愿意同中国亲近，杨先生的功劳非常之大。”

1972年，杨振宁第二次回国，向周恩来总理提议中国应重视基础科学研究，得到周总理的高度重视，这对恢复和加强中国的基础科学研究起到了重要作用。

1973年7月17日，毛泽东会见了回国探亲、访问的杨振宁（右一）。（新华社记者 杜修贤/摄）

1973年，他第四次回国，见到了毛泽东主席。毛主席喜欢谈大问题和比较带有哲学性质的问题，他和杨振宁也谈了与科学有关的哲学问题。一个半小时的谈话结束后，杨振宁快走到书房门口时，毛主席和他握了握手，并说道，自己年轻的时候也希望在科学上能够有所贡献，不过没有做到。他还说，杨振宁能够对人类科学有所贡献，他很高兴。杨振宁后来说，毛主席说的这个话，显然是真心的，不是什么客气话。

1973年7月17日，毛泽东在中南海会见杨振宁。（商务印书馆2021年出版《杨振宁传》（最新增订版））

这次见面3年后，毛主席去世。在纽约毛主席追悼大会上，杨振宁做了发言，全文引用了3首毛泽东诗词，杨振宁用“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来讲述“革命的道路是艰难的”，用“我失骄杨君失柳”来讲述“革命的牺牲是巨大的”，用“坐地日行八万里，巡天遥看一千河”来讲述“革命的成果是辉煌的”。最后，杨振宁说，毛泽东主席“是人类历史上的一位巨人”。

从第二次回中国开始，杨振宁便打定主意，要帮助中美建立一座了解和友谊的桥梁。

1977年，他出任全美华人协会会长。1979年，邓小平访美期间，杨振宁在华盛顿主持欢迎宴会并致辞，向世界阐释中国的发展愿景，这场宴会被外媒评价为“中美民间外交的里程碑”。

为了扩大中美沟通渠道，增进双方的理解，杨振宁做了许多工作。在美国，并不是所有人都支持他。但无论如何，杨振宁不曾放弃在中美科学界之间“架桥”。

稼先，我相信你也会满意的

1980年，中美建交的第二年，杨振宁在石溪分校发起组织“与中国教育交流委员会（以下简称CEEC）”。他借助自己的影响力，在香港、纽约等地募捐资金，用以资助中国学者到石溪分校做访问学者。

谷超豪、陈佳洱、葛墨林、孙昌璞都曾因CEEC而获得前往石溪分校访问学习的机会，后来也因为学术上的造诣而先后成为中国科学院院士。孙昌璞说过一个令人动容的细节：为了给CEEC筹措经费，杨振宁奔走于纽约和香港之间，一个一个地找人捐钱；筹集成功后，杨振宁与CEEC学者分别给每个捐赠者写信感谢。“此事一直坚持到他年龄很大的时候，极其不容易。”

“这些学者中的相当一部分，甚至他们带的学生，后来成长为中国数学物理和理论物理界的中坚力量。”胡森说。

“杨先生让中国学者少走了很多弯路，使得大家更有动力去推动中国科研的发展。因为他的榜样作用，我们也自觉身上有了促进中美交流的责任感与使命感。”石溪分校教授贾江涌说。

1999年，中国驻纽约大使衔总领事张宏喜（左）与杨振宁在石溪分校会面。（受访者供图）

1999年，杨振宁从石溪分校退休。“说是退休了，但石溪分校给他保留了办公室，他实际上还在继续工作。”这一年，张宏喜出任中国驻纽约大使衔总领事，专程去石溪分校拜访了杨振宁。谈话间，他感受到杨振宁的几个特点：一是极具科学精神，思想开阔，实事求是；二是富有人文精神，国学的底子非常深厚；三是具有强烈的爱国精神。

“他的内心从来没有忘记祖国。作为顶尖科学家，他太清楚当时中国在科技的哪些方面和美国相比还有欠缺，所以他千方百计地促进中美科技交流。”张宏喜说，那时在美国的留学生普遍崇拜杨振宁。

2003年，张宏喜任期即将结束，离开纽约前，去同杨振宁辞别。81岁的杨振宁不让张宏喜单独开车：“走，你坐我的副驾，我开车带你去吃饭！”那天，杨振宁没和张宏喜说的是，他也即将回国定居。

张宏喜回国后不久，时任外交学院院长吴建民打来电话，请他帮忙邀请杨振宁到外交学院交流。“我跟杨振宁一联系，才知道他回国定居了。他欣然同意去外交学院给学生们做讲座。”张宏喜没问杨振宁为何选择回国定居，他懂杨振宁的想法，“那是一种发自心底的对祖国的向往”。

杨振宁帮助中山大学、南开大学等国内高校设立理论物理等基础科学研究机构，协助设立了“求是科学基金”和“何梁何利基金”，动员图灵奖得主姚期智等杰出学者全职回国……他用行动回应了邓稼先：我懂得你那句“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同途”的深意，“我相信你也会满意的”。

2005年岁末，83岁的杨振宁在《光明日报》发表了一篇文章，开篇就提及1993年他在香港大学做的一场著名演讲《近代科学进入中国的回顾与前瞻》，那篇演讲的结论是：到了21世纪中叶，中国极可能成为一个世界级的科技强国，因为一个国家的科技发展需要有四个条件，人才、传统、决心和经济支持，而此四条件中国已基本上或即将具备了。

2025年10月18日，杨振宁去世，无数网友自发找出这篇文章和这场演讲视频，形成了一个热搜词条：杨振宁20年前预言已基本实现。

《环球人物》记者 许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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