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10月20日，清华大学为杨振宁设立的缅怀室外，众人排队悼念。（本刊记者 陈佳莉/摄）

10月的清华园，槐树与银杏尚未褪尽秋的斑驳，叶片已经被骤降的气温裹上了一层薄霜。这样的天气里，外墙爬满藤蔓的清华大学科学馆显得更加肃穆。科学馆的一楼，119房间，在18日至24日被设为杨振宁缅怀室，黄白两色的菊花从门口一直铺到窗边。

这栋楼记录了杨振宁与清华跨越近百年的羁绊。上世纪二三十年代，杨振宁父亲、算学系教授杨武之的办公室就位于这栋楼的一层，走廊里有过年少的杨振宁奔跑打闹的身影；2003年，杨振宁结束美国生活回到清华定居，在同一栋楼里拥有了自己的办公室，投身高等研究中心（2009年改名高等研究院，以下简称高研院）的工作。

《环球人物》记者到访的那个午后，一位八旬老者噙着泪，献上鲜花，双膝跪地磕头。“我久闻杨先生大名，一直没机会当面交流。”他轻声解释，“两年前，我曾托杨先生的秘书将我最新的研究成果转交杨先生。想来那时先生身体已难支撑，未能来得及回复，但我总算完成了一件心事。”老人名叫康宁，是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研究员；他的夫人则是清华大学物理系的老师。“我今天从家里带了两束花——老伴身体不好，由我作代表。别人鞠躬，我必须要磕头，这是我心底最郑重的敬意。”

为缅怀杨振宁，清华大学于2025年10月19日在图书馆开设杨振宁书屋。（本刊记者 陈佳莉/摄）

清华大学物理系教授郁伟中走出缅怀室后，许久才平复情绪。他告诉《环球人物》记者：“一定程度上，杨先生改变了我的一生。”他回忆，1972年杨振宁回国时，向周总理提议中国应重视基础科学研究，周总理十分重视这份建议。次年，清华大学筹建固体物理研究班，录取13人，郁伟中与后来成为清华大学校长的顾秉林等人一同入选。正是这次机会，为他的人生铺就了新方向。“虽说我和杨先生同是学物理的，但他主攻理论物理，我侧重实验物理，他的研究高深，我未能完全弄懂。”郁伟中说，“他晚年一回国便给本科生上课，让我们所有老师由衷敬佩。他教过的学生，至今还在回忆听他上课的时光。他的贡献难用一两句话概括，但用‘伟大’形容绝不为过。”

高等研究院，“我的最后事业”

清华大学高研院，是杨振宁归国后倾注心血的重要事业。

莎士比亚在《皆大欢喜》中将人生喻为一出七幕戏，最后一幕是“返回童年，返回茫然，无牙齿，无眼睛，无味觉，无一切”。而杨振宁在归国前夕却说：“假如我的一生是一出戏，那么我实在十分幸运，今天不但我有牙齿，有眼睛，有味觉，有几乎一切。而且我还有机会开始一个新的事业——帮助清华大学发展高等研究中心。清华园是我幼年成长的地方，我一生走了一个大圈。那么我的最后事业也将是我一生中特别有意义的一幕。”

这一幕的序曲，始于1996年初，清华大学希望效仿美国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的模式，建立高等研究中心，为学者打造一个专注基础研究的阵地。杨振宁在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工作过17年，又是获得过诺贝尔物理学奖的世界顶尖科学家，无疑是中心负责人的理想人选。

当清华大学将构想告知杨振宁时，他欣然答应，并于几个月后从大洋彼岸飞赴清华园，商讨相关事宜。当时负责筹建工作的，是时任清华大学物理系主任顾秉林。据他回忆，杨振宁为此多次漂洋过海，单邮件往来就有数十封。从选聘人才、筹集经费，到确定专业方向与发展规划，他都积极出谋划策，“足见高研中心在他心中的分量”。

1997年6月2日，高等研究中心正式成立。次年6月，杨振宁受聘为中心名誉主任。聘任仪式上，他动情地表示：“我从小在清华园长大，对园里一草一木都有深厚感情。我愿在有生之年尽力帮清华大学发展，尤其让清华理科重新立起来。”

从中心创建起，杨振宁就强调，世界上办得很成功的学校或者研究所，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得有经费。为此，他亲自牵头筹措资金，先后注册清华北美基金会与清华高研中心基金会，保障高研院稳定运行。

清华大学档案馆保存着杨振宁2009年4月27日给已担任清华大学校长的顾秉林写的一封信。信中说：“自今天开始，请把我每年的工资（一百万元）的一半捐给高等研究院，另一半发给我。”

中国科学院院士、南开大学陈省身数学研究所教授葛墨林与杨振宁熟识。他回忆，有一次与杨振宁在一起时，见他突然接到老友赛蒙斯的求助电话。赛蒙斯曾和数学家陈省身合作过，也是杨振宁在纽约州立大学石溪分校的同事，后来没完全走学术道路，反倒成了“传奇对冲基金之王”。当时赛蒙斯高价包机来华，却忘了提前向中国外交部申请。杨振宁放下电话立刻协助沟通，赶在赛蒙斯的飞机入境前解决了问题。也正是这次契机，赛蒙斯同意捐款，用于解决高研院来访学者的住宿问题，这才有了陈赛蒙斯楼——这个名字亦为纪念赛蒙斯和陈省身的学术合作情谊。

2005年10月，清华大学陈赛蒙斯楼揭幕，前排左起依次为时任清华大学校长顾秉林、杨振宁、赛蒙斯夫妇、时任清华大学高等研究中心主任聂华桐。（商务印书馆2021年出版《杨振宁传》（最新增订版））

杨振宁对人才的培育与引进尤为上心。他不仅引进图灵奖得主姚期智、延揽密码学专家王小云，还邀请张首晟、文小刚等一批杰出学者加入高研院。

2011年，有人问起高研院的工作进展，杨振宁自豪地说：“今天看来，这个决定是对的……我们培养出来的本科生，出国以后，都在国外崭露头角。特别是在凝聚态物理方面，今天在美国，这个领域最著名的20个年轻科学家中，几乎一半是清华走出去的。”

归根居，“我当指路松”

走出高研院，《环球人物》记者一路往南，经过清华大学“二校门”，再穿过一片密林，便到了杨振宁生前的住所。

这栋乳白色墙面的二层小楼，由清华大学建筑设计院设计。它虽比校园里其他略显老旧的住宅精致些，但并不豪华。这片院落幽静如昨，大门上没有挽联或凭吊的痕迹，依然留着过年时的“福”字，仿佛一处世外桃源。

2003年底，杨振宁定居于此，将其命名为“归根居”。他还写下一首五言诗《归根》：

昔负千寻质，高临九仞峰。

深究对称意，胆识云霄冲。

神州新天换，故园使命重。

学子凌云志，我当指路松。

千古三旋律，循循谈笑中。

耄耋新事业，东篱归根翁。

为这份“新事业”，小院与高研院之间这条步行十几分钟的路，杨振宁走了20余年。

中国科学院院士、清华大学物理系教授朱邦芬是西南联大“三剑客”之一黄昆的学生，后来在高研院与杨振宁共事多年。朱邦芬说：“据我观察，画了一个圆以后的杨先生，终点成为新的起点，心态反而变得更年轻了。”

比如，杨振宁以清华大学为作者单位发表了近30篇SCI论文，出版了几本专著。朱邦芬曾经担任《中国物理快报》主编，常在深夜11点后收到杨振宁的邮件，“耄耋之年的干劲令人惊叹”。

2025年10月20日，归根居的门上还贴着“福”字。(本刊记者 陈佳莉/摄)

再比如，郁伟中提到的“让我们所有老师由衷敬佩”的上大课。定居清华的第二年，杨振宁就应朱邦芬之邀，为100多名大一新生讲授基础物理课。每周两次，他从归根居走到第六教学楼，两节课连讲90分钟，不点名、不限制离场。朱邦芬说，他当初试着向杨振宁提出这个想法时，心里很忐忑。“知名教授大多已不授课，更何况给新生上课？但先生爽快回应：愿意！”

不仅愿意，还要做到最好。杨振宁将授课过程形容为“表演”——“预先得有个设计，你这回预备讲什么东西，而且你还得了解到，什么话听众容易听进去。”整整一个学期，他不仅常常站立授课，还会每周挤出几小时答疑。

再比如，带着年轻人成长。翟荟是杨振宁归国后带的唯一一名博士生，也是他最后一位弟子。杨振宁去世后，翟荟向《环球人物》记者发来许多想法，字里行间满是悲痛。

21世纪初，杨振宁和翟荟（右）讨论物理问题。(受访者供图)

翟荟记得，大三暑假的一个午后，他在高研院楼道打印时，偶遇同来打印的杨先生，简短交流后，杨先生让他回去读一篇最新的实验论文，之后再一起探讨。就这样，他拜师杨先生门下。翟荟感慨自己何其幸运，能在杨先生“百年人生华章的最后1/4里，时常得到教诲”。

这几天，翟荟翻看旧邮件，点点滴滴都难以忘怀：2015年，他通过了高研院的教授考核，杨先生祝贺他：“我相信你将自信且坚毅地面对未来的挑战”；他发表一篇出色的论文，杨先生鼓励他：“我期待你未来更好的工作”；2023年底，杨振宁在病房中仍叮嘱他：“请继续努力”。

“回到清华来，我又开始了新的旅程，主要的目的就是希望能帮助清华培养一些年轻人……如果我能够帮助他们走到正确的学习、研究的道路上去，这当然是一个很值得做的事业。”杨振宁曾这样说道。

西院11号，“帮助中国人克服了自己不如别人的心理”

离开归根居，《环球人物》记者沿着清华园的林荫道向西穿行，路过几栋爬满青藤的老住宅楼，最终在一片略显斑驳的院落前停下，这里便是西院11号。

1929年，杨振宁的父亲杨武之受聘到清华任教，一家三口于当年秋天搬入清华园西院19号。几年后，西院扩建，他家的门牌改成了11号。在这座四合院里，杨振宁从7岁的孩童成长为15岁的少年，拥有了“非常美丽、非常幸福”的一段生活：

“那时中国社会十分动荡，内忧外患，困难很多。但我们生活在清华园的围墙里头，不大与外界接触。我在这样一个被保护起来的环境里度过了童年。”

“在我的记忆里头，清华园是很漂亮的。我跟我的小学同学们在园里到处游玩。几乎每一棵树我们都曾经爬过，每一棵草我们都曾经研究过……”

更深刻的记忆，藏在他与父亲同行的小路上。“父亲常常和我自家门口东行，沿着小路去古月堂或科学馆。这条小路特别幽静，穿过树丛以后，有一大段路，左边是农田与荷塘，右边是小土山。路上很少遇见行人，春夏秋冬的景色虽不同，幽静的气氛却一样。童年的我当时未能体会到，在小径上父亲和我一起走路的时刻，是我们单独相处最亲近的时刻。”

1935年，杨振宁在清华园西院11号院中留影。（视觉中国）

杨振宁晚年定居清华后，好友赛蒙斯夫妇有一次来访时问他：“弗兰克，你不是在清华园里长大的吗？你小时候住的地方还在不在？带我们去看看。”杨振宁带着他们找到西院11号，却见大门早已辨认不出，昔日宽敞的四合院住进了好几户人家，成了“黑黢黢的七里八拐的小胡同”。“后来我想，是不是给美国人看有点寒碜，可是又一想啊，不是，非常好，为什么呢？使得他们了解到中国要变成今天这样子，不容易。”

杨振宁见证了这一切的变迁，更深知民族跋涉之艰难。他曾说：“我一生最大的贡献，就是帮助中国人克服了自己不如别人的心理。”

《环球人物》记者 陈佳莉

更多精彩内容

杨振宁|人物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