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11月，葛墨林在天津接受《环球人物》记者采访。（本刊记者 侯欣颖/摄）

杨振宁去世后的几天里，葛墨林心情很沉重，一直不怎么说话。

这位87岁的理论物理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南开大学教授，在规范场论和量子群等领域作出了卓越贡献，而他学术生涯的转折点，清晰定格在与杨振宁初次见面的那一刻。此后近半个世纪，杨先生于他，是师，亦是友。

2024年秋，《环球人物》记者联系到了葛墨林。得知要谈杨振宁，他欣然应允：“我这一生之所以有发展，与杨先生的培养密不可分。可以说没有杨先生，就没有我的进步。”

从葛墨林的回忆中，可以窥见杨振宁这位科学巨匠对中国物理学的深沉托举——他点亮了一盏灯，而后，灯盏长明。

以下是葛墨林的讲述。

“看东西特别灵”

我年纪大了后，很少去外地，但每次见杨先生，印象都特别深。比如2023年，我去清华大学看望杨先生，那时他已是101岁高龄，行动慢了些，需要拄拐杖，右耳听力也不太好，所以我们习惯坐在他的左边。令我十分惊喜的是，他的思维依然十分敏捷。

席间我们不知怎么，聊起了中国科学院院士、2016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赵忠贤。杨先生跟赵忠贤很熟，我跟老赵也是老朋友了。杨先生问，赵忠贤现在怎么样？我说，他身体不是太好，有时候还吃药，他还年轻，比我小5岁。杨先生立刻说，不对，他比你小3岁。后来我一查，老赵果然比我小3岁。所以你看，他脑子特别清楚，反应特别快。

还有一个让我印象特别深的细节是，杨先生做了一辈子学问，眼睛始终炯炯有神，看东西特别灵。那次见面，他笑着对我说：“我有信心活到102岁。”

葛墨林（右）与杨振宁（中）、翁帆交谈。（受访者供图）

杨先生的长寿，与翁帆对他的照顾有密切关系。2003年杨师母杜致礼去世后，杨先生住到了清华大学为他准备的房子里。我在南开工作，放心不下，时常去看望他。杨先生不太会照顾自己，有一次，我一进门，看见杨先生穿着睡衣，脸色枯黄。一问才知道，杨先生参加了一个宴会，可能吃坏了东西，回来后一直拉肚子，还伴随发烧。杨先生也不说，全靠自己在家吃药，慢慢恢复。

翁帆在就不一样了，她照顾杨先生很细致。冬天，杨先生一披衣服就要出门，翁帆会拉住他，帮他把围巾系好。每次杨先生请我们吃饭，总是翁帆拿个小包去付钱，他们生活节俭朴素。

翁帆把杨先生照顾得很好，这是有目共睹的，难得的是，他们还能聊到一起。我这个人没什么艺术素养，有一回，中华世纪坛举办一场法国艺术展览，杨先生叫我一起去参观。老实说，我看着那些画，尤其是抽象派作品，感到一窍不通，可杨先生和翁帆两人讨论得兴致勃勃，说这画怎么看、好在哪儿，我在旁边听着，觉得挺有意思。

杨先生在日本有一位好朋友，也是位物理学家，他六十寿辰时，杨先生觉得自己应该到场祝贺，但杨先生年纪大了，不好坐飞机跑那么远，于是让翁帆代为前去。

早年间，这位物理学家发现了电磁波的一个物理现象，杨先生得知后很兴奋，跑到日本去看他的实验，两人因此结识。后来杨先生推荐他角逐诺贝尔奖，虽然没得成，但他特别感激杨先生。

杨先生看到年轻学者在学术上有新进展，就特别开心。

“一句话改变了我的一生”

我与杨先生初次见面是在1977年。那时我在兰州大学物理系工作，跟随我的导师、理论物理学家段一士先生做“杨—米尔斯规范场论”相关研究。

那年杨先生回国讲学、访问，其间要去敦煌考察，途经兰州。因为之前听人介绍过我们的研究，杨先生提出想顺访兰州大学，听听近几年段先生课题组关于规范场研究的报告。

得知要向杨先生汇报工作，我非常兴奋，我爱人秦世芬也很开心。她想为我找一身体面的衣服，但当时我的工资不高，经济条件不太好，她翻箱倒柜好一通才找出一件皱巴巴的蓝制服上衣，那是结婚时买的。她还特意用装了开水的大茶缸，帮我把上衣熨得平平整整。不过她找了半天也没找到一条不打补丁的裤子。后来我就穿着一条打着小补丁的裤子参加了报告会。

报告很顺利，杨先生对我们的工作很认可，评价道：“非常妙！不是一般的妙！”这些工作是以段先生为主开展的，但杨先生的肯定还是让我备受鼓舞，多年后回想起来依然兴奋。

杨先生对年轻人的鼓励真诚而温暖，对我之后的研究志趣产生了很大的影响。那之后，我便把主要精力集中到规范场理论的研究上来。

1980年1月，广州粒子物理理论讨论会召开，盛况空前，杨振宁先生、李政道先生都来了，段先生和我也参加了。会议进行到第二天或第三天的时候，我去和杨先生打了个招呼。我说：“杨先生，我是兰州大学的葛……”记忆力超群的杨先生立刻说：“葛墨林！”

也是在这次会议期间，我偶然得知国内学者可以申请出国进修了。可我对相关流程一无所知，又觉得这件事离自己有些遥远，便暂时只当成一个念想放在心底。

见到杨先生后，杨先生问我工作上有什么想法，还有什么困难，我说，我也想出国，多了解一些国际物理研究的最新进展，提升自己的研究能力，不知道有没有可能。杨先生没说话。会议结束前两三天，晚上有个大派对，突然有3名华人物理学家来找我。他们说，杨先生说你要出国，我们来谈谈，看看你是否愿意过来。

我很意外，杨先生竟向他们推荐了我，这让我非常感动，也让我真切感受到杨先生对国内年轻科研人员的关心和提携。

我选择了美国华盛顿大学。会议闭幕后，我去找杨先生告别，感谢他对我的关心，并汇报自己出国进修的选择，没想到杨先生说：“你干脆来Stony Brook（纽约州立大学石溪分校）吧。”这是杨先生自己所在的大学。

这一句话改变了我的一生。后来，我就这次推荐问过杨先生三次。“杨先生，当初我都决定去华盛顿大学了，是什么促使您提出让我去石溪？”杨先生说，他也不知道怎么回事。或许这就是冥冥中的缘分吧。

“宁拙毋巧，宁朴毋华”

1980年秋天，我抵达纽约州立大学石溪分校，由此开启了我新一阶段的物理研究。

在石溪，我强烈地感受到，杨先生想尽办法把我们这些国内的年轻学者拉到世界前沿。我前后去石溪访问了7次，第一次是公费访问，之后的6次都是杨先生出钱，所以我一天也不多待。

杨先生叮嘱我，做研究最重要的是找准方向。怎么找？看国际最新研究动态，还要有自己的特色，结合这一领域的发展趋势和个人特点去做。所以我做“杨—米尔斯规范场论”相关研究，这个方向比较适合我。20世纪80年代我们在美国一本期刊发表的文章，20多年后还有人引用。

1986年，南开大学数学所要成立理论物理研究室。这个研究室是杨先生一手推动创建的。理论物理跟数学的关系非常紧密，国际上几乎所有数学研究机构都有理论物理研究室，所以数学家陈省身先生从1985年在南开筹建数学所开始，就邀请杨先生在所内办一个理论物理研究室。

杨先生问我愿不愿意到那边去做研究，我很高兴能有这样的机会，兰州大学也很理解和支持我的选择。1986年6月，杨先生和我陆续到了南开，开始正式筹建理论物理研究室。此后直到1995年，杨先生在中国的学术活动主要在南开进行，为这个研究室的发展、南开的发展、中国物理学的发展出了许多力。

杨先生建议我们做辫子群，这是数学中一个重要的代数结构，在拓扑学、物理学、几何学等领域有重要应用。当时美国在该领域做得最好的学者叫考夫曼，杨先生就把他的讲义寄给我，我们和学生一起学，那真是教学相长。

2007年12月，杨振宁在南开大学发表演讲，受到师生热烈欢迎。（视觉中国）

杨先生每年回南开一次，我跟他汇报工作：进展是什么，困难是什么。那时候杨先生就提醒我，要多关注“玻色—爱因斯坦凝聚”这个方向。我们研究室的学生孙昌璞便着重留意了这个领域，一路深耕下去，2009年当选中国科学院院士。

这么做了一两年，学生入门了。杨先生的一个指示，我到现在都记得非常清楚。他说，你看某个问题国际上谁做得最好，就把他请来作报告，和学生们讨论。

但有时候国际大咖也不是那么好请，有的是杨先生亲自请，有的则是我去邀请。杨先生叮嘱我，有些学者他不便自己邀请——他要是出面，对方可能会误以为是在施加压力，反而适得其反；我以晚辈身份去邀请，效果反倒更好。像美国物理学家弗里曼·戴森，很倔的一位老人，我一请，他就来了。这些学者知道杨先生关注南开，慢慢地都汇集过来。我们每年举行学术活动，有时来60人，有时来40人，规模最大的一次来了250人。就这样，我们逐渐跟上了国际前沿，像孙昌璞，文章多得不得了——他毕业前甚至打坏了一台电动打字机。

杨先生考虑得非常细致。举行国际学术会议，钱从哪里来？杨先生说他来想办法。那时他在香港中文大学担任博文讲座教授，从香港募捐来了很多东西，包括计算机、打印机等。考虑到外国学者爱喝咖啡，杨先生还专门给我们弄来了咖啡机。

这些学者的讲课费也是杨先生从香港募捐来的。有一次我去机场接他，他递给我一个包，里面是按照面值分好的一捆捆现金，他特地把这些钱换成20美元面值的，好用着方便。我特别感动。

博士论文答辩的方式也是杨先生出的主意。他说，你跟研究生讨论，让他自己估计自己的水平，在哪一级答辩。于是我们划分了三个层级：第一级，世界上这一行的权威来给你主持答辩，你敢不敢；第二级，国外学者也有，国内学者也有——当时都是院士级的了，你同不同意；第三级，前两档你觉得自己都不行，只想毕业，也可以。

孙昌璞答辩前，我问，你敢选第一级吗？他说敢。当时正好有个国际会议在南开举行，我们邀请了好几位顶尖学者参加他的答辩：答辩委员会主席是当时美国《数学物理杂志》主编比德恩哈姆，他是群论方面的国际权威；答辩委员会委员有菲尔兹奖得主沃恩·琼斯、日本物理学家和达三树等。孙昌璞面对这么多大咖，被问了个头昏脑涨，一直在擦汗。不过最后大家一致通过，认为他写的是一篇好的博士论文。

1991年、1992年、1993年这3年，我们研究室的孙昌璞等3位博士毕业生都去了石溪，在杨先生身边工作了一年，费用均由杨先生出。这几乎成了研究室的一个惯例。

2001年4月，杨振宁为葛墨林题写的寄语。（受访者供图）

杨先生一直和我强调“宁拙毋巧”，就是开始笨点儿不要紧，不要投机取巧；“宁朴毋华”，就是要朴实，不要华丽。这两句话成为我做学问的准则。

经过几十年切实的工作，现在南开的理论物理研究室在量子可积系统、“杨—巴克斯特方程”、量子群等理论及其物理应用方面做出了不少成绩。

“自然而然的事”

1989年底，我在石溪杨先生处访问，从一位老友那里得知，李政道先生要于第二年在兰州大学组织一次核物理方面的国际会议，需要一位得力的组织者。

原本组织者是我在兰州大学的一名同学，但他正在美国伯克利工作，赶不回去，就想请我回兰州大学代为组织。我征求杨先生的意见，希望可以早点结束在石溪的访问，提前两三天回国。杨先生听后立即说：“不，你早一周回去，好好组织。”而且这一周的工资照发——那真是好多钱了，一个月5000美元，一周多少钱？

当时我们想邀请日本核物理学家有马朗人参加。有马朗人在石溪工作多年，与杨先生关系很好，所以我请杨先生出面，帮忙邀请对方。杨先生爽快地答应下来，说过几天要参加有马朗人的庆寿会，到时动员他参加。几天后杨先生邀请有马朗人时，正好我的朋友在旁听到，通过电话告诉了我。虽然有马朗人最后没能参加会议，但杨先生积极促成的态度让我们感动。

那次李先生在兰州大学组织的国际会议取得了成功，李先生很高兴，还请我吃饭表达谢意。

杨先生和李先生在支持祖国科技事业发展这件事上，态度和想法是高度一致的，他们很多时候都在默默地为对方做的事助力。

曾有一段时间，学界提名杨先生再次角逐诺贝尔奖的呼声很高。1990年前后，杨先生一位瑞典的朋友去看他，我也在场，吃饭时这位朋友委婉地跟杨先生说：“你要是在政治上有所表示，对再次拿诺奖可能会有帮助。”杨先生立即回答：我不做这个事情。

杨先生不止一次和我们讲，他们那代人的经历决定了他们必然怀有一颗爱国心，捍卫祖国的尊严和荣誉，为祖国科技发展贡献力量更是自然而然的事。

我有幸认识杨先生40余年，弹指一挥，我也是年过八旬的老人了。回看这些年的点点滴滴，杨先生的身影始终清晰。那些他教会我的、留给学界的，早已深深融入我做学问、做人的底色。

《环球人物》记者 刘舒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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