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10月22日，李昕在北京接受《环球人物》记者采访。（本刊记者 侯欣颖/摄）

因工作契机，出版人李昕和杨振宁有20年的交往。从杨振宁的著作《曙光集》、《晨曦集》（含增订版）、《六十八年心路》、《杨振宁论文选集》（英文版）等，到杨建邺所著的《杨振宁传》、葛墨林所著的《我所知道的杨振宁》，这些重要作品的出版与编辑，其间都有李昕的身影。

但其实，李昕觉得，他和杨振宁先生的缘分不止于此。在文章《我所认识的杨振宁先生》中，李昕写道：“说出来，虽不免高攀之嫌，却也的确是事实。”他们的父亲都曾在清华大学任教，家也都曾在清华西院，也因此上过同一所小学。还有一点，“我和他是同一天生日，而且他整整比我大30岁”。

2022年，杨振宁在生日宴后不小心摔了一跤，这之后，情况急转直下。“杨先生是个预言家，他对自己的生命做了准确的预言。”李昕告诉《环球人物》记者，2023年10月，香港中文大学教授陈方正去医院探望杨振宁时，“杨先生清醒地说，自己的生命还有一到两年”。2025年10月18日，杨振宁走完了他光辉卓绝的一生。

以下是李昕的讲述：

严谨

我第一次见到杨先生，是1988年10月。当时我在香港三联书店工作，书店举办50周年“店庆聚”活动，杨先生因为在香港三联书店出过《读书教学四十年》这本书，便作为嘉宾前来参加。那天人特别多，我只是抓住机会跟他说了几句话。他对我大概没留下什么印象，我跟他谈的是什么，我今天也记不清了。

到了2005年，我回到北京，才跟他建立联系。一次，我在网上看到一场杨先生的访问。记者问他，他跟翁帆结婚以后，翁帆在做什么？杨振宁说，翁帆在做翻译，把他原来的英文文章译成中文。他还说，那些文章如果有中文读者，可能也挺有意思。我就是听到这句话，马上想办法联系杨先生，告诉他，我们愿意把这些译文编成书出版。

2008年，李昕（右）与杨振宁一起看《曙光集》样书。（受访者供图）

这就有了2008年出版的《曙光集》。我们原本希望快一点出书，但因为杨先生对书稿精益求精，翻译和编辑的过程很长，出版日期便一拖再拖。

他很在意编书的严谨性。你注意到没有，不论是《曙光集》还是2018年出版的《晨曦集》，目录里每一篇文章的标题前都标注了符号，像“A80a”“02i”。一般读者看不懂，其实这是杨先生在他自己的数据库中标注的序号，书中文章是他从数据库挑选出来的。书稿给到我们时，他就已经排好了文章的次序，告诉我们不可以随意调换。对于文中某个词应当如何翻译，他都与翁帆再三讨论，反复斟酌。

2008年1月6日，杨振宁在北京出席《曙光集》新书发布会。（视觉中国）

这种严谨性也体现在他的邮件中。我和杨先生交往20年，交流主要是通过电子邮件，互相通邮有四五百封。他不用微信，写邮件都很短，不喜欢啰嗦。你要是问他一大堆问题，他可能就不知道先回答哪个了，以及能否回答全面。所以给他写邮件，要标明一、二、三，他回复时是这样：一、这样可以；二、这样很好；三、我不同意。他的回复基本上是这种电报式的，有时做几句解释，那就算长信了。

有些邮件则和书稿无关，比如，他看到一篇关于他的新文章，或者谁在科学领域有了新发现，也分享给我。我看了下收件人的列表，一共有十几位。他发这些，不是要求我们做什么，只是说“这篇文章值得一看”，或者表达自己对某个观点的反驳。

我们的线下接触不像邮件往来那么多，但我印象很深的事有一件。一次见面，他跟我说：“下一位获得诺贝尔奖的中国人就是屠呦呦。”事实证明他的预言很准确。我想，他应该是特别关注诺贝尔奖的得主，非常希望中国人在多个科学领域取得成就，获得这项世界级的科学奖项。

品读

我一直说，了解杨先生的思想，一是一定要看增订版的《晨曦集》，二是一定要细细品读。

2021年出版的《晨曦集》（增订版）是目前我们为他出版的最后一本书。2018年《晨曦集》出版后又过了两年，我问杨先生“是不是有新的想发布的文章”。他说，确实在计算机和文件夹中又找到一些文章和图片，但不用出新书了，想做一本增订版的《晨曦集》，问我是否可行。

加上翁帆的后记，增订版共新添了13篇文章。我觉得，这13篇文章想要阐述的重点之一，就是杨先生希望人们了解到，1971年访问新中国改变了他的一生。在他的前半生，他只是一位纯粹的物理学家，但自1971年以后，他也是一名社会活动家。

《晨曦集》（增订版）的第一篇文章就是《长城颂》。1971年8月4日，杨振宁游览了长城，不久便写作此文。文中，他写道：“长征象征着中国的历史。它象征着中国历史的悠久，它象征着中华文化的坚韧……在世界人民心目中只有一个中国，在中国人民心目中只有一个中国：合则盛，分则衰。”这就能看出他的家国情怀，他晚年想的最重要的事情之一，就是期盼祖国的统一。

1971年访问时，杨振宁在他住的北京饭店房间里看到了毛泽东主席的诗句“为有牺牲多壮志，敢教日月换新天”。他激动不已，返回美国后，便发表了题为《为有牺牲多壮志，敢教日月换新天——我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印象》的演讲，对新中国进行了非常热情的宣介。这唤醒了整整一代在美华人的爱国情感。当时留美的华人师生正掀起保钓运动热潮，杨振宁自然地被推举为保钓运动的精神领袖。

2018年，有人将这篇1971年演讲的中文稿传给了他，全文达1万字。一家国内媒体原本要发表的，但因一删减便“伤筋动骨”，最终它被收录在了《晨曦集》（增订版）里。

1986年6月，邓稼先（左三）和夫人许鹿希（左二）同杨振宁（右一）合影。（新华社发）

还有一篇增补的文章很重要，就是邓稼先1971年8月写给杨先生的一封信。信里，邓稼先写道：“心里总是盼望着‘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同途’。”杨先生为什么要收入这封信？2021年9月22日，为庆祝杨振宁百岁诞辰，清华大学举办了一场学术思想研讨会。会上，杨先生的演讲标题就是“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同途”。

他可以讲的很多，却偏偏讲了这个主题。当时杨先生说，1971年，他看了信以后没有看懂这句话，后来想了想，知道这是一个很深的意思。到百岁时，他可以很自信地跟邓稼先说：我这五十年是符合你“共同途”的瞩望。

我相信，真正了解杨先生一生的人，一定会认同“千里共同途”的说法。且不论他回国后帮助清华大学建立高等研究院等诸多贡献，早在美国时期，他就在中美之间发挥了重要的桥梁作用。

杨振宁曾和历史学家何炳棣共同发起成立“全美华人协会”，传播热爱新中国的思想，并敦促美国政府正视新中国。1977年，他以全美华人协会的名义，在《纽约时报》刊登整版广告，以“亡羊补牢，犹未为晚！”为标题，呼吁美国政府尽快与新中国建交。很多年长一些的读者也会记得，1979年1月中美建交，邓小平赴美访问，全美华人协会设宴接待，在现场致欢迎词的正是杨振宁。

晨曦

多年接触下来，翁帆性格非常随和，对杨先生的照顾可谓周到备至。我们在一起吃饭时，都是翁帆忙前跑后，将杨先生要吃的饭菜夹到他的小盘子里。翁帆是广东人，平时在家里喜欢煲汤，而且常常将中药煮进汤里，说这个可以润肺，那个利于通肝。杨先生是不大相信这一套的，但他很有趣，常常一边喝，一边摆着手说“不信不信”。

杨振宁和翁帆在香港西贡区的海边合影。（受访者供图）

杨先生对翁帆也是格外地尊重和关爱。2018年秋天，杨先生在邮件里问我，“你看过‘小电影’《帆帆陪我走过》吗？”我说“没有”。两天后，我收到了一个盒子，盒子是金属加玻璃材质，写着“杨翁制片厂精制”。透过盒盖上的玻璃，能看到盒内的U盘。

1982年1月，杨振宁与母亲在香港合影。（商务印书馆2021年出版《杨振宁传》（最新增订版））

U盘存了两条视频：一条是《我和母亲》，这是他上世纪90年代在香港中文大学演讲的片段。演讲时，他突然回想起自己的母亲，声音哽咽，泪流不止。另一条是《帆帆陪我走过》，一共十几分钟。内容是他们在香港、北京、纽约等各地的画面，两个人嘻嘻哈哈，边走路边聊天。其中特别有趣的一段是，他举着摄像机从清华园的楼下跑到楼上，记录正在用功学习的翁帆。

这部“小电影”的片尾，杨先生加了一段结语：“我今年96岁了，十分幸运，我还能走路，有时还去办公室。我知道岁月不饶人，所以制此电影，来记录帆帆陪着我走过的晚霞灿烂的岁月。”

可见，杨先生是一个温柔敦厚甚至如孩童般天真的人，也正是他性格中的这一面造就了他“无事不可对人言”。

杨先生去世的第二天，翁帆发表了一篇简短而深情的文章。她写道：“杨先生离开的时候一定很欣慰。他的一生，为民族的复兴，国家的强盛，人类的进步交出了一份满意的答卷。”她也写道：“有他多年的陪伴，我何其有幸！”“就如《小王子》所讲的，我相信，每当夜晚我们仰望星空时，杨先生会在其中的一颗星星上面，对着我们微笑。我们永远可以从他那里找到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力量。”

这让我想起《曙光集》出版时正值改革开放30周年，杨先生这样解释自己为什么取这个书名——“鲁迅、王国维和陈寅恪的时代是中华民族史上一个长夜。我和联大同学们就成长于此无止尽的长夜中。幸运地，中华民族终于走完了这个长夜，看见了曙光。我今年85岁，看不到天大亮了。翁帆答应替我看到……”

到了2018年，中国又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杨先生说，曙光已转为晨曦，所以给新书取名为《晨曦集》。你问我，杨先生所说的“天大亮”是什么意思？我想，那是他心中的强国梦和中华民族复兴梦，也是每一个中国人的梦。杨先生看不到那一天了，但无数的中国人将替他看到。

《环球人物》记者 王秦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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