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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妮日记》再引关注

谁把安妮一家送进集中营

2022-02-28 09:01:00 来源:《环球人物》杂志 作者:冯璐 郑敖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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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把安妮一家送进集中营
二战结束后,安妮的手写日记被出版成书。
  安妮·弗兰克
  德国犹太人,1929年6月生于法兰克福,1933年随家人移居荷兰,1944年被捕,1945年死于纳粹集中营。生前所写日记后结集出版为《安妮日记》,备受关注。
 
  “希望停战,希望和平。”
  “总会有摆脱困境的办法。上帝从来不会遗弃我们。古往今来,犹太人经历了很多苦难,但多年来他们依然顽强生存,这么多世纪的苦难令他们更坚强。”
  “我要活下去,在我死后也继续活着。”
  ……
  这些句子出自德籍犹太少女安妮·弗兰克的日记。从1942年6月12日起,安妮详细记录全家人为躲避纳粹迫害而藏身荷兰一处密室的生活,表达了自己对战争的愤怒。日记最后一篇日期标注为1944年8月1日。
  3天后的一个早晨,警察冲进阿姆斯特丹亲王运河旁的一座办公楼,将藏匿于此的安妮一家关进集中营。安妮一家和10万荷兰犹太人一起死在集中营,她的父亲奥托·弗兰克是唯一的幸存者(他战后移居瑞士,1980年去世)。1947年,奥托将女儿的逃亡日记结集出版,很快成为全球热门读物,迄今销量超过2500万册。读过这本书的人,脑海中往往会浮现出一个问题:警察是如何发现安妮一家的藏身地的?近日,一个多国联合历史调查团队称,这个问题的答案已经找到。
  几十人被疑为背叛者
  有人认为,安妮一家被发现是偶然情况。但多数研究者认为,阿姆斯特丹建筑密集,安妮一家躲藏在一间由书柜遮挡的密室里,非常隐蔽,被警察“碰巧”发现的可能性不大。他们应该是遭人出卖了。奥托也认为自己一家是遭人背叛,去世前一直试图找到这个背叛者。
  然而,研究人员没有找到任何相关资料。所有调查都只能依赖口述,很容易受到当事人个人立场和记忆误差的影响。这不仅提高了调查难度,也降低了结果可靠性。几十年来,不下30人被疑为背叛者,但都难以坐实。
  最初被怀疑的是那幢办公楼的仓库经理范·马伦。他的办公室就在安妮一家藏匿的密室下方,而且他有偷盗前科。1947年和1963年,马伦两次受到调查。他坚称自己没有出卖安妮一家,而调查者也找不到证据。最重要的是,他没有告发动机——如果查到犹太人,仓库会被查封,他也就没工作了。还有一个被怀疑的对象是负责仓库杀虫的莱纳·布莱德伦,她当年怀疑有人藏在仓库,并散播这个流言。但对她的调查也没有结论。
  1963年,案子曾取得突破。当时,在著名“纳粹猎人”西蒙·维森塔尔的帮助下,奥地利警方逮捕了在维也纳警察局任职的卡尔·西尔贝鲍尔,确认他就是抓捕安妮一家的警察头目。西尔贝鲍尔强调自己当时只是在执行任务,并不了解细节。当年给他下任务的是党卫军中尉朱利亚斯·德特曼。此人生前笼统提到自己通过“可靠信息来源”得知安妮一家的藏身地,但他早已在战俘营中自杀。调查再次陷入僵局。最终,警方取消了对西尔贝鲍尔的起诉。奥托在法庭上表示,他相信西尔贝鲍尔只是个服从命令的警官。但他也强调:“我唯一的要求就是再也不要见到这个男人(指西尔贝鲍尔)。”
  调查仍在进行。有人说,荷兰女子内莉·福斯克伊尔从一直帮助犹太人的姐姐那里得知了安妮一家的藏匿地点,报告了警察。还有人猜测,安妮一家的藏匿地实际上早已暴露,奥托一直通过贿赂荷兰官员托尼·阿赫莱尔来保证家人的安全。当奥托最终耗尽钱财后,收不到“保护费”的阿赫莱尔向纳粹当局举报了安妮一家。以上推测都缺乏完整、可靠的证据,无法确认。
谁把安妮一家送进集中营
老年时期的奥托,拿着《安妮日记》一书。
  “被迫”的背叛?
  2022年1月,由美国退休警探文斯·潘科克领导的调查团队宣称破解了这个谜团。调查始于2016年,参与者包括犯罪心理学家、法医、档案管理员、历史学家等。有近30年办案经验的潘科克带队探访安妮当年的藏匿地,并从附近居民、奥托的朋友等入手多方调查。
  奥托去世后,安妮的“遗产”被一分为二:位于荷兰阿姆斯特丹的安妮·弗兰克博物馆负责管理安妮一家当年的藏身处,位于瑞士巴塞尔的安妮·弗兰克基金会则拥有《安妮日记》的部分版权及相关历史资料。多年来,双方在版权和版税问题上争执不休,一度对簿公堂。当调查团队向基金会求助时,对方不仅拒绝提供历史资料,甚至警告调查团队不要在报告中使用安妮的全名。幸好,安妮·弗兰克博物馆提供了不少线索。在其帮助下,调查团队在8个国家查找了数十万份档案文件,与70多名相关人员交谈,还开发出专门的数据库,实时输入搜集到的地图、信件、照片、文件等信息,并据此绘制出当年密室周围的纳粹分子与线人分布图。最终,他们将目光锁定在荷兰犹太人阿诺德·范·博格身上。
谁把安妮一家送进集中营
二战时期,安妮一家藏身在阿姆斯特丹普林森格拉赫特街263号。
  博格是一个很有声望的公证人,与奥托是旧相识。1933年举家搬到荷兰后,奥托成为一名创业者,很快结识了博格。博格给安妮一家很多帮助,奥托很信任他。
  1940年5月10日,纳粹德国对荷兰发动“闪电战”。仅5天后,荷兰政府便宣告投降。这对居住在该国的犹太人来讲,可谓晴天霹雳。当时,许多没能及时逃离的犹太人都选择躲藏起来。
  纳粹军队刚占领荷兰时,并未立刻将犹太人送到集中营。为避免当地出现大规模起义,他们采取“温水煮青蛙”政策,宣布成立“阿姆斯特丹犹太人委员会”,身为犹太社区领袖的博格是该委员会的创始成员之一。
  很长一段时间里,博格一直竭力通过为纳粹官员倒卖艺术品、输送贿赂等,争取他们对藏匿的犹太人“网开一面”。但到了1943年,纳粹决定解散这个委员会,将其成员全都送往集中营。潘科克以为博格也在某个集中营,但调查后发现,博格及其家人并没有被纳粹送到集中营,而是一直生活在阿姆斯特丹,直到他1950年去世。这让潘科克怀疑,博格与纳粹当局进行了某种交易,最终让他成为“犹太人委员会”中唯一的幸存者。
  让潘科克认定博格出卖安妮一家的关键证据,是战后奥托收到的匿名信。信中称,博格是出卖藏匿在阿姆斯特丹的多个犹太家庭的罪魁祸首。他因给艺术品做公证而结识纳粹高官,获得了直接打电话举报的便利。当时,普通百姓的私人通话因大规模断线而停用。
  结合此前对博格在纳粹占领期间经历的调查,潘科克推断出博格“背叛”安妮一家的全过程:1943年,博格意识到“阿姆斯特丹犹太人委员会”对纳粹当局已丧失利用价值。为了保护自己和妻子,他选择与纳粹官员做笔交易——向纳粹当局提供自己手上藏匿在荷兰的犹太人名单及藏身地(其中包括安妮一家)。作为回报,他和妻子获准掩盖犹太人身份,继续在阿姆斯特丹生活。
谁把安妮一家送进集中营
安妮全家福从左到右依次为:父亲奥托、安妮、姐姐伊迪丝和母亲玛戈特。
  有动机、有信息、有渠道,这便是警探出身的潘科克认定博格为背叛者的理由。他说:“博格就像象棋玩家,为自己设置了多层保护,以防止一家人被送到集中营。”
  真正凶手是纳粹
  对潘科克团队的结论,不少人将信将疑。阿姆斯特丹犹太文化区主管埃米尔·希瑞尔说:“指控博格的证据太弱了,使用了大量假设,只基于一小段信息。”安妮·弗兰克博物馆认为调查团队提出了一个“迷人的假设”。值得一提的是,博物馆首席研究者布鲁克认为“未必有背叛者”。他表示,警察当时是在搜查制造假配给券的人,偶然间发现了安妮一家藏身处。去搜查的警察没开囚车,而且其中一个警察是负责经济犯罪调查的。
谁把安妮一家送进集中营
安妮生前的照片。
  其实,在1963年的调查中,博格的名字就出现过。当时奥托说,二战胜利后,自己收到一封匿名信,说博格出卖了他一家。奥托还将匿名信抄了一份。潘科克找到当年调查奥托的警探之子,看到了后者收藏的抄录件。经法医鉴定,这张纸条是真的。潘科克还从荷兰国家档案馆中查到,当年确实是“阿姆斯特丹犹太人委员会”中的某人向纳粹提供了犹太人的藏身地清单。
  但奥托早就收到匿名信,为何当年没有提出查办博格?又为什么到1963年、博格已去世13年后旧话重提,又仍未得出确凿结论?潘科克分析,战后欧洲反犹主义仍然盛行,奥托也许不想承认犹太人中出现背叛者这个事实,以免给反犹舆论提供“子弹”。
  作家罗斯玛丽·沙利文将这一调查写成了《背叛安妮·弗兰克》一书。她说,博格向纳粹提供的是一份犹太人藏身地的名单,“与具体的人并没有确切联系,也不能保证犹太人还藏身在那里”。他是为了保全性命才把这些信息交出去,并不是典型的恶棍,而是一个“被逼到墙角的受害者”。“我觉得他是个悲剧性的人物。”
  一位知名犹太人士则主张,罪魁祸首是泯灭人性的纳粹。“纳粹在大屠杀期间做的,就是使犹太人失去人性。回到历史,寻找真相,其实是让犹太人回归人性。”(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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