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自诞生之日起，就把建立“独立、民主、和平、统一、富强”的“新中国”作为奋斗目标。随着革命形势的变化和党的力量的发展壮大，“新中国”的名称经过了不断的演变和扬弃，最终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上以“中华人民共和国”这一国名得到确立。那么，谁是最早提出这一国名的人呢？
“新中国”名称在中共话语体系中的历史演变
近代以来，清朝政府腐败无能，资本主义侵略不断深入，中国一步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列强掀起瓜分中国的狂潮，清廷成为洋人统治中国的工具，先进的中国人纷纷探索救亡图存的办法，以孙中山为首的一批志士仁人首先选择了民主革命的道路。同盟会提出了“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的政治纲领，辛亥革命推翻了统治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帝制。中华民国成立，民主共和的观念开始深入人心。但是，辛亥革命的成果被袁世凯窃取，中国陷入军阀混战的局面。
新生的中国共产党勇敢地挑起实现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的历史重任。1922年6月，中共中央发出《中国共产党对于时局的主张》，邀请国民党共同建立联合战线，消灭军阀，建设民主政治。中共二大制定了最低革命纲领：消除内乱，打倒军阀，建设国内和平；推翻国际帝国主义的压迫，达到中华民族完全独立；统一中国为真正的民主共和国。二大指出：“统一中国本部（东三省在内）为真正民主共和国”，“用自由联邦制，统一中国本部、蒙古、西藏、回疆，建立中华联邦共和国”。“真正民主共和国”性质的“中华联邦共和国”成为中国共产党建国思想的历史起点。
大革命濒临失败，1927年5月在武汉召开的中共五大提出“打倒帝国主义军阀及反叛的资产阶级的反革命联盟”，建立“工农小资产阶级的革命民权同盟”，“建立新的自由的中国”。10月，《中国共产党、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反对军阀战争宣言》明确提出：“统一中国，造成新中国——工农兵劳动贫民代表会议（苏维埃）的中国。”“新中国”一词首次出现在党的正式文件中。
毛泽东、朱德领导的三次反“围剿”接连取得胜利，苏区扩大，为筹建苏维埃共和国创造了条件。1931年11月7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在江西瑞金成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大纲》明确规定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性质：“中国苏维埃政权所建设的是工人和农民的民主专政的国家。”“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是中国共产党建国思想的第一次尝试，来不及对中国国情作出分析，是在共产国际指导下对苏联模式的移植，因第五次反“围剿”失败、临时中央和中央红军被迫长征而流产。
在抗日救亡运动重新高涨的形势下，中共中央亟需制定新的战略策略。1935年12月召开的瓦窑堡会议通过《中央关于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决议》。《决议》指出：把苏维埃工农共和国改变为苏维埃人民共和国，把政策的许多部分改变到适合反对日本变中国为殖民地的情况。“苏维埃人民共和国”扩大了政权的阶级基础和社会基础，但没有放弃“苏维埃”的主张，不能适应实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策略的需要。为了提出一个较苏区在地域上更可广泛接受、较国统区一党专政又更进步的民主的统一战线口号，以团结一切抗日力量进行全民族抗战，1936年8月，中共中央在《中国共产党致中国国民党书》中将“苏维埃人民共和国”改为了“民主共和国”。“民主共和国”在抗战相持阶段受到顽固派的攻击和破坏，以陕甘宁为领袖、以晋察冀为模范的抗日民主根据地“三三制”政权建设实践推动着中共建国思想的发展。
毛泽东在陕北窑洞里写出来的系列光辉著作丰富着“民主共和国”的内涵。在1939年12月撰写的《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一文中，毛泽东指出了“民主共和国”的国体：“中国现阶段的革命所要造成的民主共和国，一定要是一个工人、农民和其他小资产阶级在其中占一定地位起一定作用的民主共和国。”1940年问世的《新民主主义论》正式回答了新民主主义革命要建立什么样的国家，他说：“新民主主义的政治、新民主主义的经济和新民主主义的文化相结合，这就是新民主主义共和国，这就是名副其实的中华民国，这就是我们要造成的新中国。”“新民主主义共和国”是中国共产党从国情出发提出的建国方略。1948年8月1日，毛泽东给响应中共中央“五一口号”的各民主党派复电中，提出建立“独立、自由、富强和统一的中华人民民主共和国”。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名的最后确定
1949年6月15日，毛泽东在新政协筹备会第一次全体会议讲话中，提出“建设一个崭新的强盛的名副其实的人民民主共和国”，致辞之后，他还呼了三个口号，其中之一就是“中华人民民主共和国万岁！”
为了确定“新中国”的名称，中共领导人和民主人士进行了比较和选择。黄炎培和张志让认为“民主”和“共和”意思相近，无需重复，主张用“中华人民民主国”。张治中提出：“‘共和’这个词的本身，就包含了‘民主’的意思，何必重复。”清华大学教授张奚若也提出：“‘人民’这个概念，已经把‘民主’的意思表达出来了，用‘中华人民民主共和国’，不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毛主席听了觉得有道理，建议大家采纳。
1949年9月7日，周恩来向政协代表作了《关于人民政协的几个问题》的报告，就国名问题解释说：在《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的草案上去掉了“民主”二字，原因是“民主”“共和”意义重复，作为国家还是用“共和”二字比较好。“中华民国”这个国名是旧民主主义革命的成果，不能体现新民主主义国家的本质，所以我们的国名应该是“中华人民共和国”。
1949年9月21日至30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召开。在提交审议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和《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的文件中，国号“中华人民共和国”之后都带着一个括号，里面注明“简称中华民国”。这个简称引发了争论。9月26日，周恩来在六国饭店举行宴会，邀请20多位70岁上下的政协代表，听取他们的意见。黄炎培、何香凝等人赞成保留简称，司徒美堂、马寅初、张澜、陈叔通、沈钧儒等17位代表发言反对保留简称。大家的意见报给大会主席团常委后，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决定不用“中华民国”这个简称。自此，新中国正式定名“中华人民共和国”。
任弼时才是最早提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人
任弼时是七大选出的党的五大书记之一，是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的重要成员。
1931年3月，任弼时率中央代表团进入中央苏区，担任中央局组织部长，主持召开了第一次苏区党代会和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瑞金成立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
1945年4月召开的党的七大上，任弼时说大会就是在“最后驱逐日本侵略者，建立新中国──新民主主义的中国”的前夜召开的，“我党奋斗了二十四年，其目的在于实现新式的民主主义，即建立独立、自由、幸福的新中国。”
1947年3月枣林沟会议后，“毛、周、弼三人主持中央”，转战陕北，指挥全国的战争。任弼时发现土地改革运动中出现“左”倾偏向，心忧如焚，一面深入调查研究，了解新老解放区土改实际情况，一面采取措施纠正偏向。1948年1月12日，在西北野战军前委扩大会议上，他发表《土地改革中的几个问题》的演讲，针对各解放区土改中提出的如何正确划分农村阶级，巩固地团结中农，对地主富农斗争的方法，对工商业，对知识分子和开明士绅政策等急待回答的问题，阐明中共中央的政策。在讲到第五部分“知识分子和开明绅士问题”时，对于脑力劳动者，他说“民主政权应采取保护他们的政策，并且应当尽量争取他们为人民共和国服务”；对于知识分子，他说“必须避免采取任何冒险政策”，“这些人是可能争取的”，“如果我们在政治上和思想上好好引导他们，给以适当的教育和改造，他们的知识和技能是可以为着新民主主义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服务的”；对于学生，他说许多倾向革命的学生已经认识到土改是他们所要求的民主的一部分，其他的许多学生也已经看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将在全国建立的这种大势”，他们会“逐渐转到民主方面来”。这篇讲话后经毛泽东修改补充定稿，确定为中共中央土改政策文件。毛泽东批示：“用明码电报开始拍发，各解放区争取两天或三天发完。由新华社转发全国各地，立即在一切报纸上公开发表，并印小册子。”这份文件，对于纠正“左”倾偏向，保证土地改革的正确航向，保障人民解放战争的胜利发挥了重要作用。
然而，令人遗憾的是，从进京赶考开始，任弼时同志病情加重，中共中央书记处作出决定让他休息养病。最终，任弼时同志无法参加全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无缘在政协筹备会议上讨论国名时表达意见。加之，他去世较早，很多人不知道，早在国名确定前一年多，任弼时就已经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来称呼“新中国”了。（本文作者系任弼时纪念馆副研究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