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寅恪的气度

□ 陈梦云

1937年，陈寅恪先生在《语言与文学》发表论文《狐臭与胡臭》，以隋唐史料推理和论证“疑此腋气本由西胡种人得名，迨西胡人种与华夏民族血统混淆既久之后，即在华人之中亦间有此臭者，倘仍以胡为名，自宜有人疑为不合，因其复似野狐之气，遂改‘胡’为‘狐’矣。若所推测者不谬，则‘胡臭’一名较之‘狐臭’实为原始且正确欤？世之考论我国中古时代西胡人种者，止以高鼻深目多须为特征，未尝一及腋气，故略举数例，兼述所疑如此”。

1948年3月10日《东南日报》“文史”第81期刊发了黄永年先生《读陈寅恪先生〈狐臭与胡臭〉兼论狐与胡之关系》的文章，同陈寅恪先生进行商榷。文中指出：“陈先生之说大体甚是；惟尚稍嫌未备”“据此，知‘胡臭’或‘狐臭’之事，均早已见于刘宋之时。惟吾人一方面固不能断定前此必无关此二事之记载，而断言此二事即始于此时。一方面亦更不必推究《幽明录》与《异苑》成书之先后，以决定‘胡臭’与‘狐臭’二称究为孰先。盖决定此二称之先后，与考定腋气之得名，本别有其依据（如陈先生即依据‘今日国人尝游欧美者咸知彼土之人当盛年时大抵有腋气’及中古旧籍中腋气与西胡之关系，而决定此二称之先后，谓‘此腋气中由西胡种人得名’云云也），初无预于此二称发见于载籍之先后耳。然则陈先生置辨于此二称发见于载籍（且为隋唐后世之载籍）之先后者，得毋稍涉蛇足之嫌乎？”“陈先生论‘胡臭’与‘狐臭’之问题，所据仅限于隋唐史料”“陈先生于‘胡臭’‘狐臭’二词产生先后之解释，谓：‘疑此腋气本由西胡种人得名，迨西胡人种与华夏民族血统混淆既久之后，即在华人之中亦间有此臭者，傥仍以胡为名，自宜有人疑为不合，因其复似野狐之气，遂改‘胡’为‘狐’矣。’案此说固甚有理致，惟鄙意以为尚未免过嫌简单。”并在结尾总结道：“则于陈先生之说，敢修正之曰：此腋气本由西胡种人得名，惟时人多以狐称西胡种人，故于西胡种人之臭——‘胡臭’，亦可称之为狐之臭——‘狐臭’；迨西胡人种与华夏民族血统混淆既久之后，即在华人之中亦间有此臭者，傥仍以胡为名，自宜有人疑为不合，于是‘胡臭’一词渐废，‘狐臭’一词专行迄今而不替矣。鄙见如此，以视陈先生单据‘似野狐之气’一点以疏说者，理由或较充分也。”

尽管黄先生在文章里也写道：“陈先生谓‘腋气本由西胡种人得名’，实为卓识。”“后学妄论，尚祈陈先生不吝赐正是感！”态度比较谦虚和诚恳，但我们从黄永年的文章里面，其实不难感受到黄永年对陈寅恪关于此问题研究材料不足和认识有偏差的批评和补正。

黄永年写成此文时，还是复旦大学的学生，曾经师从陈寅恪的弟子蒋天枢先生学习“大一国文”。那么，面对自己弟子的弟子的这种批评，作为史学大师的陈寅恪会有什么样的感想呢？

黄永年先生后来回忆，《读陈寅恪先生〈狐臭与胡臭〉兼论狐与胡之关系》见报后，黄永年将剪报寄给陈寅恪。陈寅恪先生不仅请夫人代笔给黄永年回了信，而且还将其发表在《清华学报》的《长恨歌笺证》上送给黄永年进行阅读。

我们试想，当时的陈寅恪已经是享誉中外的史学大师，而且双眼已近失明，或者他原本可以对黄之批评不予理睬；或者“环顾左右而言他”，或者像当下一些知名学者那样，寻找各种理由为自己的问题与不足开脱，或者通过蒋天枢与黄永年进行沟通等等。但是，他非常认真地给黄永年回信，虽然我们今天难以读到陈寅恪先生给黄永年的回信，但从他请夫人为黄永年回信的认真和赠文之举，不难感受和想见陈寅恪先生对徒孙辈的黄永年的客气，对自己的不足的认同和对黄的感谢以及对后学的鼓励。这也是陈寅恪先生做人与为人师者的一个侧面吧。（陈梦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