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放初期的焦裕禄，主要任务是剿匪和土改。 如果不了解焦裕禄的前半生，就不会理解焦裕禄做出的选择。
在与兰考的自然环境作斗争前，焦裕禄已经拥有了“强悍”的人生。他在日军的黑煤窑里九死一生，在家乡的土地上参与解放县城，在土匪遍地的村里躲暗杀、斗匪首，在苏联专家的轻视下攻克高端生产设备……他是一位在生活的磨难中锤炼出来的战士。
淄博焦裕禄干部教育学院副院长焦玉星告诉《环球人物》记者：“看待焦裕禄，不能仅把他看作是一位优秀的县委书记。在职务之外，他的精神力量、人格光辉才是留给后人的宝贵财富。”
“我钦佩为国建立功勋的仁人智者”
2022年7月20日，《环球人物》记者沿着317省道向山东淄博市博山区驶去，青山不断后退，岚雾中能听见隐约的鸡鸣犬吠之声。驶到一座名叫岳阳山的山脚下，有一条乡间小路，路那头便是焦裕禄的出生地北崮山村。
焦裕禄故乡——山东省淄博市博山区北崮山村旧貌。 时间拉回到100年前的1922年，焦裕禄出生在村西头的焦家祖宅里。当时焦家开着油坊，生活尚可。父亲焦方田喜得次子，视若珍宝，请来私塾先生起名。先生叹世道艰难，便起名“裕禄”，小名“禄子”：“裕是富裕的裕，禄是高官厚禄的禄。”焦家父母连连点头，焦裕禄这个名字就这样定下。后来焦守云谈起父亲的名字时说：“旧时的乡村，过上富足的生活是每个人的梦想。”
2022年的北崮山村。（本刊记者 隋坤/摄） 请私塾先生起名，是因为焦家长辈尊敬读书人。当年焦裕禄的爷爷焦念礼因为不识字，在欠条上稀里糊涂签了字，白做一年苦力后，还欠下一大笔外债。待焦裕禄到了上学的年龄，焦念礼叫来全家人商量：“就是因为不认字，咱差点家破人亡。禄子这孩子聪明懂事，念了书会有出息的。”8岁的焦裕禄被送进了新式小学，后又转到隔壁南崮山村的第六高级小学。
在学校里，焦裕禄接触到大千世界，人生画卷第一次在他眼前展开。他最喜欢的活动是学校里的雅乐队。受爷爷影响，焦裕禄擅长拉二胡，打砸滑揉、快慢运弓，无所不精。很快，他成了学校雅乐队的台柱子。后来他又喜欢上了军号，从零开始学习。放学后，他常去岳阳山上练号，开始吹得不怎么样，但他坚持练习，有时吹肿了腮帮子才回家，终于练得嘹亮动听了。咬定青山不放松的性格在那时已现端倪。如今在焦裕禄故居，他吹过的军号仍挂在墙上。
也是在学校里，爱国主义在焦裕禄的心中萌芽了。从焦家祖宅到第六高级小学会经过一个名叫阚家泉的泉眼，常年溪水涓涓，是孩子们的乐园。小学四年级时，焦裕禄写下一篇《阚家泉的风景》：“我钦佩那些为国建立过功勋的仁人智者，更爱那哺育过无数仁人智者的好山好水。而令我最喜爱的，就是岳阳山南山脚与崮山西山脚交汇处的阚家泉。”
如今的阚家泉仍溪水涓涓。（本刊记者 隋坤/摄） 记者到访那天恰逢下雨，泉眼下游水流湍急，叮咚之声萦绕在整个北崮山村。焦玉星就在离阚家泉不远的地方接受《环球人物》的采访，他介绍了童年焦裕禄求学时的大背景：“博山地区是我国最早的工业区之一，上世纪20年代，以邓恩铭、王尽美为代表的早期中国共产党员已在此开展工人运动，此后这里一直进行着各种救国运动。焦裕禄在此度过童年，很容易感受到老师、同学间的爱国奉献精神。”
就这样，焦裕禄度过了无忧无虑的小学时光。那也是焦裕禄人生中最惬意的时光之一。
焦裕禄故居。（本刊记者 隋坤/摄） 入党，向着光的方向
如果没有意外和变故，焦裕禄将顺理成章地完成学业，并可能成为下一代油坊的主人，人生轨迹或许就囿于北崮山村。但时局动荡，没人能独善其身，少年的命运急遽转向，小山村里少了一个卖油郎，走出一位优秀的共产党员。
1937年，侵华日军占领了博山县城。日本是一个资源匮乏的国家，本土资源不足以支持长久战争。为了掠夺博山的煤炭资源，日军不断进行“清乡”扫荡，抢掠财物，烧毁民房，甚至制造了“谦益祥惨案”，屠杀饥民近百人。在日寇的劫掠下，焦家油坊的经营情况一日不如一日，家庭逐渐落魄。读完小学后，焦裕禄被迫辍学。
焦裕禄曾自述辍学后的日子：“主要有三件事，种地、卖油、下煤窑。”焦玉星对《环球人物》记者说：“焦裕禄人生阅历丰富，自小就对一二三产业有所涉猎。正是如此丰富的经历，铸就了他日后亲民爱民的工作作风。”
命运对少年的考验并未停止。1942年的某天，焦裕禄快步朝家中走去，不一会儿忍不住小跑起来，因为他隐约听到家中传来阵阵哭声。待跑到家门口，发现父亲焦方田躺在一扇门板上，已经断气。为了维持油坊生产，焦方田借了一笔外债，没想到最后被讨债者逼上绝路。“在日军侵华的大背景下，老百姓生活的困苦属于历史困局。焦父之死，不仅是对抗逼债和贫困的个人悲剧，也和当时不计其数的苦难者一样，属于民族悲剧。”焦玉星对《环球人物》记者说。
按照风俗，父亲去世后应由焦裕禄的哥哥操办葬礼，但哥哥常年在外，一时联系不上，于是责任落到了焦裕禄头上。就在焦裕禄准备操办葬礼时，日军却以“共产党嫌疑分子”为由将他押到博山宪兵队。“党在那个时期全面领导了矿区工人的抗日活动。当焦裕禄下煤窑时，他身旁的某个工友或许就是共产党人。那时，尽管他还没有直接参与革命，但在地火燃烧的环境中耳濡目染，革命的种子可能在某个时间、以某种方式，浸入他的心里，并悄然发芽。”焦玉星说。
入狱当晚，日军将焦裕禄带到某大楼前，他看到“已有几十人在被审问拷打，有的被吊在梁上，有的正在被灌凉水，有的正被火烧”。日军用扁担抽打了焦裕禄数十下，直到他晕过去。多年后，焦裕禄对女儿焦守云回忆过这段经历：和他一起以“共产党嫌疑分子”之名抓走的人不少，日军的牢房逼仄狭窄，关了二三十个人，每天夜里都有死人被抬出去，扔进附近的“万人坑”，也不断有人被关进来。
焦裕禄被抓走后，母亲李星英非常焦虑，到处借钱上下打点。她每隔一天就去一趟宪兵队，来回70里的山路，不知道走了多少趟。然而，一切都是徒劳，年底，焦裕禄被日军押送到辽宁抚顺煤矿当劳工。
根据多方史料记载，焦裕禄是作为“特殊工人”被押到抚顺挖煤的。日军所称的“特殊工人”来源甚多，以他们抓捕的八路军和国民党军队的士兵为主，也有游击队、抗日乡村干部和各地抗日武装人员，还有一些是被日军诬陷为嫌疑犯抓来的普通老百姓。“特殊工人”都是集中管理，居住地周围有电网或铁丝网，不准随便出入，上下井由日军押送，每天工作长达10多个小时，吃不饱穿不暖。日本监工对他们非打即骂，有病不给医治，死亡率很高。焦裕禄后来在自己的干部情况介绍中说：“不到一个月，我们附近村被抓去的20人死了17个，只剩我们三人，但也是带病下窑。”
再待下去只有死路一条，焦裕禄时刻想着逃跑。他等来了机会。1943年7月，焦裕禄在抚顺遇到一位在消防队工作的老乡。在老乡的帮助下，焦裕禄混进消防队，乘消防车逃到沈阳，坐上了回山东的火车。谁料回到家，又有汉奸来查“良民证”。无奈之下，焦裕禄再次逃出家乡，到江苏宿迁给地主当雇工，直到抗日战争胜利。
在宿迁，焦裕禄遇到了新四军。焦玉星说，这是焦裕禄人生中最重要的一次相遇：“党的进步性与革命事业让他找到了方向。”被告知博山地区也有党组织后，焦裕禄立刻返回家乡，加入北崮山村的民兵组织。焦玉星说：“虽然日本在1945年8月15日宣布投降，但博山地区仍存在部分顽固的日本军国主义分子。焦裕禄参与了消灭他们的数次战斗，与队伍一起把博山县城从残余日寇手中彻底解救出来。”
1946年1月，北崮山村的民兵队长焦方开和区委组织委员焦念文将焦裕禄叫到一户村民家中。在这里，24岁的焦裕禄正式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他在干部情况介绍中记录了当时的情形：“这时入党是绝对保秘的，也未举行仪式，只是党支部书记李京伦念了下党章和几遍党员教材，介绍了下谁是党员，告诉我候补期为三个月。”这份干部情况说明，如今保存在淄博焦裕禄纪念馆（故居）中。
此后，焦裕禄随军南下，被分配到河南开封尉氏县、杞县工作。不久前举办的杞县“传承弘扬焦裕禄精神书画展”上，新发现的两份材料格外引人注目。这是1952年11月，焦裕禄写的两份在杞县开展土地复查时的工作报告手稿，字里行间流露着忘我的工作状态。他写道：“我带地直三同志六号下午入乡，立即与胡主任议定召开了全乡干部会议，分析了情况，确定了方针，研究了方法步骤，订出了第一步的计划，对干部进行了分工，开始了工作……工作中发现存在的问题是有的村子干部不团结，干群关系不够密切，农会组织涣散，不互信，农民阶级混乱……”
1953年，焦裕禄带着这份热情到郑州工作，任青年团郑州地委第二书记。同年，随着大规模经济建设的展开，他又被调往河南洛阳矿山机器厂（以下简称洛矿），准备在这里再闯一片天地。
我们走在大路上
如今，在河南洛阳的中信重工机械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信重工）的园区内，有一条“焦裕禄大道”。走在这条大道上，参天的梧桐树、静立的提升机，还有那尊焦裕禄塑像，无不讲述着那段火热的岁月、那位人民公仆的动人故事。这里就是当年的洛矿。1953年6月，31岁的焦裕禄响应国家第一个五年计划，来到这里投身国家的经济建设。
焦裕禄一生工龄18年，其中有9年属于洛矿。中信重工党委组织部副部长王恩隆向《环球人物》记者介绍：“在这里，焦裕禄先后担任了工程科副科长、一金工车间主任等职务，并被派往哈尔滨工业大学进修半年，还主持研发了新中国第一台2.5米双筒提升机。”
1958年，焦裕禄（前排左四）在提升机前与厂领导、工人合影。 焦裕禄抵达洛矿时，这里刚刚筹建完毕，一切都是崭新的。一年后，领导决定选出一批优秀年轻干部，到哈尔滨工业大学（以下简称哈工大）进修。焦裕禄被选中，进入哈工大的预科班学习。王恩隆说：“这是焦裕禄第二次‘出关’来到东北，心情与上次天差地别。他终于不再担心生存问题，可以一心扑在学习任务上。”
哈工大为了照顾这批进修人员，专门制定了学习计划。对于小学文化程度的焦裕禄来说，这份学习计划很有挑战性。他争分夺秒地看书，如饥似渴地查阅资料，遇到不懂的问题就向老师、同学请教。与焦裕禄同批派往哈工大进修的同学王明伦曾回忆，他们那批人学习都很刻苦，“大家开始学不好，后来慢慢就学通了”。
上世纪50年代的哈工大校园。 学习之余，焦裕禄还参观了哈尔滨东北烈士纪念馆。赵一曼、杨靖宇、李兆麟等烈士的事迹深深震撼了他。东北烈士纪念馆馆长刘春杰曾向媒体介绍，当年焦裕禄在赵一曼的塑像前深深地鞠了一躬，并说了一句“赵一曼的革命精神值得我们学习”。
焦裕禄干部履历表，如今保存在淄博焦裕禄纪念馆（故居）里。 半年的时间里，焦裕禄与同学们的学习进度取得重大进展。一次考试后，哈工大认为，这批学员的水平已可以转入本科阶段学习。但就在此时，洛矿来信：厂里近来对培训计划做了重大调整，决定让你们即刻中断在哈工大的学习，到生产工艺先进的大连起重机器厂进行岗位实习。
许多同学难以接受，有人表示“宁可不要厂里的助学金，不要工资，也要把本科读下来”。作为一名渴望读书学习的年轻人，焦裕禄也曾犹豫过。他攥着洛矿的通知一夜没睡，天亮后，他下了决心：“还是服从安排。我是共产党员，必须服从组织决定。”1955年，焦裕禄来到大连起重机器厂报到。
在大连，焦裕禄首先遇到语言上的难题。他发挥自己的文艺特长，为苏联专家们表演文艺节目，趁机向他们请教俄语。他娴熟的舞技让苏联专家惊叹：“一位看起来憨厚的年轻人，舞跳得这么好，很了不起！”焦裕禄与专家们熟悉了，也从专家那里学会了技术方面的简单俄语。
在解决语言难题的同时，焦裕禄还努力学习先进的生产技术。大连起重机器厂是流水作业，他照着图纸，跟着加工的零件，按工序跑遍大大小小的机床，常常弄得满身油渍、满头大汗。有好几次，他累得趴在图纸上睡着了。同事们想叫醒他，又不忍心。一年多之后，焦裕禄比较全面地掌握了指挥工业生产所需的技术管理知识，成了一名彻彻底底的“行家”。
1956年，带着一身学来的本领，焦裕禄回到了洛矿。洛矿的很多设备是从苏联进口的，机器说明书、图纸都是俄语，焦裕禄继续苦学俄语，拜了厂里一名留苏人员为师，利用一切空余时间恶补，有时为了练习发音，舌头都练肿了。
1958年春，洛矿党委发出“边基建，边生产，试制2.5米双筒提升机，向五一节献礼”的号召。提升机是一种运煤的机器，此前中国的提升机很多是由苏联专家援建的。王恩隆对《环球人物》记者说：“上世纪50年代末，苏联专家陆续撤出，他们曾说我们绝对造不出先进的提升机，但我们并不相信这一说法。”这项光荣又艰巨的任务落在了一金工车间，车间主任正是焦裕禄。王恩隆说：“焦裕禄用解剖麻雀的方法，和技术人员、老工人一道，对整台机器的上千个零件，从图纸资料、工艺规程，到工具准备、材料准备，一件一件地熟悉、研究。”焦裕禄记了一本密密麻麻的笔记，时常带着这本笔记到车间各处实验加工方法。“那段日子，焦裕禄连续50多天没回家，吃住都在厂房。他要统筹生产和研发工作的安排，经常开会到半夜一两点，开完就在车间的长凳上睡一晚。”同事周锡禄见到焦裕禄，关心地问：“老焦呀，几天不见，怎么瘦成这个样子？”焦裕禄还不忘打趣：“瘦了好嘛！瘦了可以减轻负担，走起路来方便。”
在焦裕禄的带领下，一金工车间只用了3个月就成功研制了2.5米双筒提升机。“这不仅极大振奋了我厂员工，也振奋了洛阳广大人民群众。”如今提到这件事，作为焦裕禄的洛矿后辈，王恩隆仍感到激动不已。
后来，这台倾注了焦裕禄大量心血的提升机，整整服役了49年，直到2007年才被淘汰。用王恩隆的话说：“焦裕禄去世后，这台提升机继承了艰苦奋斗的精神，继续默默奉献了几十年。”
“尉氏是焦裕禄精神的锤炼地”
1962年，从洛矿离开后，焦裕禄再次回到河南开封尉氏县，担任县委书记处书记。
焦裕禄上一次来到尉氏工作是在1947年，他随部队来到尉氏，后留下任县委宣传部干事，以及尉氏县大营区副区长、区委副书记兼区长等职务。尉氏焦裕禄事迹展览馆馆长李建强对《环球人物》记者说：“第一次在尉氏工作，焦裕禄的主要任务是剿匪和土地改革，其中剿匪工作尤为复杂。”
那时，焦裕禄负责的大营区是著名的土匪窝。十多个村子里都有土匪出没，其中名头最响的是黄老三。焦守云说：“当地百姓提起黄老三就吓破胆，他有自己的武装，欺男霸女，杀人如麻。”在黄老三的影响下，土改工作迟迟得不到推动。
焦裕禄的办法是杀鸡儆猴。他先抓了黄老三附近的土匪头目钱铁头，然后在钱铁头逃跑时果断击毙，极大震慑了当地土匪。看到共产党“镇得住土匪”，当地百姓备受鼓舞，土改工作打开了突破口。
但要铲除黄老三，这些还不够。嚣张的黄老三命令手下偷袭区部，要“活捉焦裕禄”。焦裕禄事先获得情报，沉着应对。他带着20多个民兵，“活捉了来活捉自己的土匪”。然后，焦裕禄张榜公告：坦白从宽，抗拒从严；首恶必办，胁从不问。告示一贴出，无数土匪倒戈，黄老三身边的“勤务官”梁长运也弃暗投明了。
焦裕禄还单刀赴会，与黄老三商讨招降事宜。他当然知道黄老三设的是鸿门宴，不仅毫无投降之意，还在变本加厉地安排手下暗杀他。于是焦裕禄“睡一觉换一个地方”，有时甚至上下半夜睡在不同屋子。多年后，焦守云听母亲徐俊雅回忆过那段日子：“那时候你爸胆子真大，天黑时安排好工作，腰里别把斧子就出门了。”
后来，焦裕禄将黄老三诱至区部，先五花大绑，后又放走了他。有人不理解焦裕禄为何这样做，焦裕禄解释道：“抓了黄老三，还有黄老四、黄老五。必须一举将黄老三和其党羽一网打尽，不然匪患依然不断。”果然，没过多久，焦裕禄率队顺藤摸瓜，将黄老三及其党羽一并抓获。在公审大会上，看着黄老三一行人被镇压，当地群众兴奋大喊：“打倒黄老三，大营晴了天。”
剿匪时胆大心细的焦裕禄，还是一名优秀的青年团干部。他担任过青年团尉氏工委副书记。对于青年团的工作，焦裕禄有自己的见解：“党是头颅，团是手足。一个人只有头颅没有手足怎么行呢？年轻的时候不帮党多做点事，年纪大了想做也做不成了。”他抓住各种机会接触青年，了解青年的思想和工作状况。1950年，焦裕禄亲自编写的顺口溜，让一位名叫王小妹的务农丫头成为尉氏县乃至河南省学习的青年典范：“王小妹十六岁，犁地耙地她都会，大家都学王小妹，不畏艰苦不怕累，争当青年先锋队。”
也是在青年团里，焦裕禄收获了爱情。1950年6月，焦裕禄与徐俊雅在河南省团校举办的培训班里相识了。凭借一手精湛的二胡技艺，他成功引起了尉氏优秀团干部徐俊雅的注意，两人感情迅速升温。取得双方父母同意后，两人举行了婚礼。结婚那天，焦裕禄拉了一曲《小二黑结婚》，徐俊雅伴唱：“大伙儿呀，你拍手他叫好，都说你是一个好青年。”
1962年，第二次来到尉氏工作之前，河南省委与开封市委都点名要焦裕禄。组织最终决定将焦裕禄派回条件更艰苦的尉氏。那时焦裕禄已经患有严重肝病，但也是一名更加成熟的干部了。
重回尉氏，焦裕禄的工作重点已变成农业建设。为提高农田水利功效，他让供销社从东北买来一批特制推车，提高了当地农民的耕种效率，当地人把这种推车称为“焦书记发明的小货车”。他发现当地负责开拖拉机的机耕队吃拿卡要，立马写了顺口溜：“好饭好菜，拖拉机跑得快；无菜无酒，犁不到头就走。”借助口口相传的舆论力量，这种揩农民油水的歪风很快就被刹住了。
1962年12月，焦裕禄带着一身干劲与病痛离开尉氏，调往兰考，成为大众所熟知的焦裕禄。李建强说：“一个人的精神不是一朝一夕形成的，焦裕禄在尉氏一共工作过6年，这6年是他工作最危险、生活最艰苦、经历最丰富的6年，尉氏是焦裕禄精神的锤炼地。”
焦裕禄母亲李星英。 焦裕禄的一生是舍己为人的一生，是无私奉献的一生，是亲民爱民的一生。直到去世前3个月，1964年春节，他才带着全家人做了一件了却心愿的私事——回到生他养他的博山。在焦家祖宅门前，他伫立许久，默默注视着早已荡然无存的油坊旧址。半晌，他才慢慢走进故宅。
大年初二，焦裕禄组织了一场家宴。焦裕禄侄子的未婚妻赵新爱以未来侄媳妇的身份参加了那场家宴。她记得当天下着大雪，焦裕禄披着一件打着补丁的衣服，时常插着腰，脸色发黑，滴酒不沾。她还发现，焦裕禄母亲李星英的脸色也非常凝重。
讲到此处，赵新爱在《环球人物》记者面前抬起头，声音不大，伤感地说了一句：“他生病了，我们都能看出来。那次回来是告别，是告别。”（记者 隋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