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辛格到底站哪边？”
笔者的一个朋友听了基辛格关于俄乌冲突的看法后，发出这样的疑问。
在西方舆论一片“援乌抗俄”之际，5月23日，基辛格在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上，发表了不一样的看法：“理想的情况应该是让分界线恢复到以前的原状”。美媒称，这一表态，表明他认为西方应该承认克里米亚入俄。因为这一表态，他被乌克兰活动分子贴上了“俄罗斯所犯罪行的帮凶”的标签。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还讽刺道，基辛格的思维不在2022年，而还停留在1938年。
这并不是基辛格第一次发出不符合西方主流论调的声音。今年7月9日，正值基辛格秘密访华51周年。51年前，基辛格秘密访华，推动中美关系正常化，让西方世界为他的这一外交手笔大吃一惊。如今，他在美国不断将与中国的对抗升级的背景下，仍一反美国政客的打压论调，规劝双方避免对抗，认为双方要不断扩大共同利益，妥善管控分歧。因为他在中美关系上的冷静而睿智的思考，被中国领导人称为“中国人民的老朋友”。
毫无疑问，作为终身为美国服务的战略家，基辛格首先考量的肯定是美国利益。而他之所以屡屡发出不同于西方主流论调的声音，通过梳理他的经历与战略思想会发现，是这位资深战略家出于维护美国利益的清醒思考。
一、战略家
1923年，基辛格出生于德国，10岁的时候赶上了纳粹上台。15岁时，为逃离纳粹迫害，身为犹太人的基辛格随家人从德国逃亡到美国纽约。1943年，20岁的基辛格在美国应征入伍，因为会说德语而被派往驻德美军的情报部门。在此期间，基辛格开始展露他的聪明才智。他在军中的一位好友表示，“他是个奇才，天生就具备一种在困境中找到出路的能力。”因为德裔背景与丰厚学识，不到23岁的基辛格给比他年龄更大、学历更高的人当起了老师，教授关于德国的知识。
1947年，24岁的基辛格回到美国，进入哈佛深造。进入哈佛之初，他的导师艾略特就慧眼识珠：“这位不苟言笑的年轻人了解思想的伟力以及‘伟人’在历史上的角色。”之后不到一年时间，艾略特就视其为“康德和斯宾诺莎”的结合体。在哈佛期间的“学霸”表现使他得到了美国高层的重视。基辛格的本科论文被送到美国政府高层参阅，博士论文更是奠定了他现实主义第一流学者的地位。同时，他还在哈佛成立“国际研讨会”来聚拢西方年轻政治精英，使自己成为他们之间的中心人物。截至20世纪50年代末，基辛格成为了连接西方精英的桥梁人物，同时也成为美国政府的重要智囊。
1969年，基辛格出任尼克松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兼国家安全委员会主任；1973年，出任美国国务卿。1969年—1977年，是基辛格主导美国外交的8年。在这8年间，基辛格在外交领域尽显大家风范。
在基辛格主导美国外交政策之前，“遏制政策”一直是美国冷战外交政策的主流，曾经的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国务卿艾奇逊等都是对苏遏制的拥趸。但在基辛格看来，遏制政策所要求的对苏联的全方位优势，会将主动权拱手让给苏联。“试图在苏联势力外围的每一个地方都取得优势地位，我们事实上给了苏联参谋部部署我军力量、引诱美军陷入无尽冒险境地的机会。”同时，他认为，遏制政策还无谓地增加了美国自身的负担而减少了盟国的义务，最终只会使美国陷入被动境地。
因此，基辛格决心以更灵活的“联邦主义外交政策”取代主流的遏制政策。基辛格认为，“联邦主义外交政策”就意味着承认单边力量的局限性，提倡谈判沟通，努力争取与敌人实现共赢，力求在胡萝卜和大棒之间实现平衡。为践行“联邦主义外交政策”，基辛格主要谋划三件事：一是改革原有的跨大西洋联盟，建立一个新的权力更加灵活、分散的联盟体系；二是打造一个具有“多权力中心”的多极世界，打破冷战僵局；三是确立对美苏双方都具有约束力的“基本原则”，达成共同协议，明确双方战略底线。以上三件事，除了第一件因美国不愿放弃在北约的统治地位而未实现外，其余两件都得以实现。而仅仅是后两件事的实现，就给了美国对外战略巨大的灵活性。他积极促进中美建交，是这一大战略中的关键手笔，扭转了冷战以来美国在亚洲等地区长久停滞的局面。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时殷弘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在基辛格主导美国外交期间，促进了美苏双方在冷战中的稳定，推动了中美建交进程。从这方面来讲，基辛格堪称大智者。”
二、沉思
1977年，基辛格卸任美国国务卿。基辛格从美国外交的前台退下后，著书立说，笔耕不辍，仍然以其思想活跃在国际战略界。针对美国的对外政策、中国以及世界秩序等问题，基辛格曾专门出版著作道出沉思。
美国：傲慢与挑战
2001年6月，基辛格出版《美国需要外交政策吗？》一书，以一位现实主义战略家的冷静，警告了美国傲慢的不可取。冷战结束后，许多志得意满的美国人认为，自己已经处于超强地位，根本不需要一项长期的外交政策，只需要临场发挥来应对所遇到的危机。但基辛格却冷静地提醒，“美国需要辨别意识形态上的细微差别，并制定一项长远的战略”。看到美国霸道的行径，他悲哀地写道：“不幸的是，美国的国内政治正把美国的外交政策往相反方向推。国会不仅通过立法决定外交政策的策略，还通过一系列的制裁把一种行为准则强加给其他国家。”他对美国21世纪外交战略的思考，与他一贯的现实主义外交传统一脉相承。早在20世纪50年代，基辛格就沉迷于有限理论。有限理论强调美国自身的局限性，而对于美国自身局限性的清醒认识，成为了他后来提倡“联邦主义外交政策”的基本前提。他在书中仍以一个现实主义战略家的清醒为美国敲响警钟：世界上许多地方把美国看做是一个专横霸道、飞扬跋扈的帝国主义国家，而通往帝国的大道往往导致国家的衰败，“因为无限权力的追求最终必定削弱国内的约束力量”。在书的最后，他思索美国面临的终极挑战是：如何把自己的权力转变成道德共识，不靠强权将自己的价值观强加在别国头上。
中国：独特与钦佩
2011年，基辛格出版《论中国》一书，向世人展了他深入研究中国历史与战略后的思考。他从围棋文化与《孙子兵法》中探寻中国人的战略思维模式，对比中西方战略思维的差异：“如果说国际象棋是决战决胜，围棋则是持久战。国际象棋棋手的目标是大获全胜，围棋棋手的目标是积小胜。”“西方战略家思考如何在关键点上集结优势兵力，而孙子研究如何在政治和心理上取得优势地位，从而确保胜利。西方战略家通过打胜仗检验自己的理论，孙子则通过不战而胜检验自己在理论。”他对孙子的思想深感钦佩，“即使在今天，《孙子兵法》一书读起来依然没有丝毫过时感，令人颇感孙子思想之深邃……甚至可以说，美国在亚洲的几场战争中受挫，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违背了孙子的规诫。”在对深入研究中国战略思维后，他发现，“中国的政治家们在面临内忧外患之际，已经发展出了一套战略思想准则，崇尚敏锐、耐性和迂回超过武力征服。”
作为一个到访中国很多次的观察家，他越深入了解中国，就越对中国人民与中国文化感到钦佩。在书中写道：“我欣赏中国人，以及中国人的耐性、敏锐、家庭感以及他们代表的文化。”他与新中国历代领导人都打过交道，认为中国历代领导人“都是不同凡响的人物”。对于中国的未来，基辛格似乎抱有一种深思后的乐观。2017年，基辛格发表观点说：“当中国实现第二个一百年目标时，中国会比任何一个社会都要强大，人均收入将会达到发达国家水平。”他说，只要目睹了最近一代中国人的变化，都会坚定地相信中国将实现目标。
世界：多极与均势
2015年，年过九旬的基辛格出版《世界秩序》一书，阐述了这位经验丰富的世纪老人对于世界局势与秩序的思考。
在基辛格看来，美国的国力已经相对下降。国际政治权力日趋分散，信息技术使得国际关系实现了真正的全球化，许多问题越来越依赖于全球合作解决，如核扩散、核安全、环境、气候、人口爆炸、恐怖主义等。旧秩序的解体和向新秩序的过渡必然会引起一些政治力量重新组合，从而不可避免地会引发一系列冲突和动乱。我们正在处于一个多极化的世界。
基辛格说，“重建国际体系是对我们这个时代政治家才能的终极挑战”。而基辛格所要重建的国际体系是一个什么样的体系？他在书中有一句言简意赅的概括：“在当前的历史时刻，这意味着根据当下的现实实现威斯特伐利亚体系的现代化。”建立威斯特伐利亚体系，就意味着建立在均势基础上的一套国际规则。
基辛格认为，“同时存在着几个实力相近国家的世界，其秩序必须建立在某种均衡的观念上”。“均势”是这位现实主义大师从传统欧洲外交理论中汲取的思想智慧。基辛格外交思想的终极追求，就是在国际关系总体势力保持均衡的前提下，构建稳定的国际秩序。因此，不论是总体还是局部，都必须保持均势，才能够起到军事威慑、各国协调的作用，从而为国际秩序的维持提供可靠保障。基辛格提出：“在合法秩序的制约下，我们无法避免冲突，却能够对冲突范围起到限制作用，以免影响整体。”只有大国的义务与利益保持平衡，才可以保证国际秩序的稳定。
三、无奈
年近百岁的基辛格，仍不时活跃在国际舆论场上。现实世界的走向似乎并未按照他的理想路线行进。从当今美国的对外政策到中美关系，再到世界局势的变化，似乎都让这位世纪老人感到无可奈何。
霸道：无可奈何的美国外交
基辛格《美国需要外交政策吗？》一书出版后不过三个月，便发生了9·11事件。美国总统小布什迅速发动阿富汗战争；2003年，又发动伊拉克战争。借反恐之名，美国以一种强硬的方式，深度介入中东。在9·11事件发生后不久，基辛格曾经写过一篇题为《建立新秩序的好时机》的文章。他在文章中写道，“为实行坚定的政策而获得国际支持的条件已经齐备”，“由于几乎没有一个国家能够单独对抗恐怖组织，所以这是一个强化国际合作、彻底告别冷战的时机。”基辛格甚至认为，连伊朗、叙利亚，都是美国应该积极争取的对象。但深陷意识形态傲慢的美国决策精英们并没有听从这位现实主义大师的建议：基辛格话音刚落，伊朗等国就上了小布什政府的黑名单，成了“邪恶轴心国”，而伊拉克更是很快成为直接被打击对象。美国，这个冷战的胜利者，似乎已经自负到不需要更多的朋友。
在基辛格指责美国“通过一些列的制裁把一种行为准则强加给其他国家”后，美国的决策者们依旧时常挥舞“制裁”的大棒，以达到其政治目的，有人甚至直呼其为“制裁合众国”。他们并没有听从基辛格的建议，建立起长期的外交战略，而是习惯用武力与制裁等霸道方式，“临场发挥”解决所遇到的问题。但是，让美国精英们遗憾的一个残酷现实是，武力、制裁都不能解决问题。阿富汗战争就是一个鲜明的例子。打了十几年的阿富汗战争，本·拉登虽被击毙，但恐怖主义并未消除，塔利班重新取得了阿富汗政权，美国花了上万亿美元所打的一场战争，赢得了什么？至于制裁手段，除了增加被制裁国家人民的苦难外，美国并没有得到它所想要的屈服。事实证明，并不是其他国家主观上愿意把美国看作帝国主义国家，而是它自身的霸道行径让其他国家不得不相信，美国有帝国主义的基因。“而通往帝国的大道往往导致国家的衰败”，今日的美国，似乎正在应验基辛格的预言。6月11日，这位世纪老人在一次访谈中无奈地表示，今天的美国比越南战争时还要分裂，而且“分裂多了”。
但是，这位清醒战略家叫不醒沉醉在霸权迷梦中的美国精英。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金灿荣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基辛格的声音现在在美国决策界的影响大不如前，已经处于边缘化状态。他现在对美国自身的许多问题，包括对外战略问题，实质上是感到很焦虑的、无奈的。”
误解：急转直下的中美关系
虽然是“中国人民的老朋友”，但基辛格的言论的背后，都是出于对美国利益的考量。在基辛格眼里，中美两国都是独特而伟大的国家，中美两国的关系，已经是世界上最终要的大国关系。基辛格曾坦率地表达他对中国的看法：中国将来会变得非常强大，但中国的强大并不符合美国利益。他认为中国才是美国的主要竞争对手，而不是俄罗斯。所以，他对美国决策者的建议是“联俄制华”。
虽然将中国视为美国的主要竞争对手，但他也清醒地认识到，双方的直接对抗将是一场灾难。所以他务实地说：“在合法秩序的制约下，我们无法避免冲突，却能够对冲突范围起到限制作用，以免影响整体。”他认为虽然中国可能会变得非常强大，但不认为统治世界是中国的想法。因此，对于中美关系，他认为，“发展美中关系需要战略思维和远见，美中双方要更好地相互理解，加强战略沟通，不断扩大共同利益，妥善管控分歧，向世人表明美中共同利益远远大于分歧。”5月31日，在“基辛格与中美关系”研讨会上，基辛格以50多年前的经历为例规劝：中美需要严肃、坦诚的对话，要找到共处的方式，要避免对抗。
但是，并不深入了解中国的华盛顿决策者们显然没有听进去。2018年，美国总统特朗普对华大打贸易战；美国屡次纠集盟友，以所谓的“自由航行”之名，到南海秀肌肉；美国政府在台湾问题上屡屡试探底线；大力构筑对华包围圈……金灿荣表示，“现在的美国对外政策的意识形态色彩更浓厚，美国虽然嘴上说不搞新冷战，而在行动上却实质性地将中美关系推向新冷战。”在美国政府的一系列“努力”下，由基辛格等知华派战略家一手构建起来的相对稳定的中美关系，正摇摇欲坠。清华大学中美关系研究中心主任陈琪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现在的美国决策界，知华派的影响力下降，主导中美关系的，是像沙利文一样的对中国认知不深、历史经验不丰富的年轻一代。虽然他们在维护美国利益方面是一致的，但基辛格的话并不对他们的胃口，所以并不能发挥多大作用。”
基辛格曾在《论中国》里写道，中国存在一种根植于古老独特文明的独特“战略文化”，如果西方对此没有足够的深入的认识的话，势必会对中国的文化输出理念、中国的外交政策乃至中国的国家发展战略产生不必要的误解。无奈的是，从美国对中国的各方面遏制不难看出，基辛格一语成谶。
动荡：打破均势的世界秩序
俄乌冲突，让世界局势变得更加扑朔迷离。
对于俄乌冲突，5月23日，基辛格在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上表示，“理想的情况应该是让分界线恢复到以前的原状”。美媒称，这一表态，表明他认为应该承认克里米亚入俄。基辛格的这一表态又一次让自己陷入舆论的漩涡。陈琪认为，“基辛格的这一表态与他现实主义的外交风格有关，与他均势的世界秩序观念有关。基辛格主张接受实力变化之上的政治现实。虽然许多人并不喜欢他的观点，但是后来的局势有可能还是得跟着基辛格预测的方向走。”
深陷霸权主义的美国精英似乎并不安于均势的世界秩序，在欧洲主导北约东扩的同时，还在亚洲遏制中国崛起，甚至有将北约亚太化的倾向。在6月11日的访谈中，基辛格表示世界正处于“冷战的山脚下”。不过，他认为，为了避免新的世界大战，中美两个超级大国“有最起码的防止发生（灾难性碰撞）的共同义务”。“对构建一个稳定的世界秩序来说，对话是必要的。”但无奈的是，由于美国决策者意识形态上的傲慢与偏见以及维护霸权的野心，“对话”已经停止了。“这正是我对我们将走向何方深感担忧的地方”，基辛格不无忧虑地说，“所以，我们正进入一个非常困难的时期。”对此，时殷弘说，“俄乌冲突后，世界正的两极化趋势愈发明显，但崇尚均势的基辛格非常担心世界的两极化倾向。关键的是，现在的中美之间，并没有达成像当年美苏之间的各种政治共识，更谈不上政治协议。所以他担心的是，这样下去两国会两败俱伤。”
冷战初期，想到自己年轻时在德国目睹的惨绝人寰的景象，基辛格曾为冷战阴影笼罩下的人类勾勒出一幅黑暗的画面：“生活就是受苦，出生连着死亡。所有存在的命运是转瞬即逝。从来没有永恒的文明，从来没有渴望能够完全实现，这是必然性历史的命中注定，死亡的困境。”不知道这位年近百岁的战略家，在看到美国的霸权主义行径正将人类推向新一轮冷战边缘的时候，会不会在发出类似的悲鸣？
美国的霸权主义导致它在外交政策上的霸道作风，导致它无法接受中国的和平崛起，导致它无法安于世界的均势秩序。因此，如果追溯导致这位清醒战略家一切无奈的根源，不难得出结论——在于霸权主义的欲望冲昏了曾经的冷战胜利者的头脑。（张孝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