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8年11月7日，梁漱溟回小铜井胡同，碰见父亲梁济。
父亲问已在北大教书的儿子：“世界会好吗？”儿子沉吟片刻答道：“会好的，相信一天天会往好里去的。”“能好就好。”父亲说着，转身离开了。3天后的夜里，父亲留下一篇《敬告世人书》，投了净业湖（今积水潭）。
“父子最末一次说话，还说的是社会问题。”梁漱溟晚年回忆说。“他给我的印象太深，事实上不容许我放松社会问题，非替社会问题拼命到底不可。”
父亲之死，唤醒了梁漱溟，他渐渐走出书斋，全身心投入到中国的社会改造运动中，终成现代新儒家的早期代表人物，有人称他为“中国最后一位大儒”。
青年梁漱溟。
今年10月，为纪念梁漱溟诞辰130周年，梁漱溟幼孙梁钦宁参与策划了《如何才能合理痛快地生活》一书，希望祖父能和当代年轻人来一场“穿越时空”的交流。
读书、自学、做人、做事，书里的梁漱溟如亲切的长者，娓娓道来，金句迭出：做一个对自己有办法的人、多谈谈哲学多想想办法、志趣有所感发便是一次向上……
“离开生活去讲学问，是我祖父很不认同的。”梁钦宁说，“这本书里的很多话也是说给年轻人听的，要他们学会对自己负责任，要把自己的生活先过好。”
《如何才能合理痛快地生活》。
父亲的字条
成长、求学、任教、奔走，梁漱溟的一生称得上合理且痛快。
他生于甲午中日战争前一年（1893年），就出生在北京的安福胡同。梁家祖籍广西桂林，因曾祖一辈来京会试，中了进士，自此在北京做官。梁漱溟的父亲梁济官至清末内阁中书，后晋为候补侍读，专为皇史宬抄录皇家档案。
后排黑衣男子为梁济，前排套着袖管的男童就是梁漱溟。
生于传统书香世家，梁漱溟却没有受封建教条的管束。
因为父亲为人忠厚，凡事认真，讲求实效，崇尚维新，所以“不要求子女读四书五经，而送我入中西小学堂、顺天中学堂等，习理化英文，受新式教育，这在我同辈人中是少见的。”梁漱溟在自传中写道，“他亦很少正颜厉色地教训过我们。”
9岁那年，梁漱溟积蓄的一小贯铜钱忽然找不见了，他各处询问不得，一通吵闹后仍然未果。
隔了一日，父亲在庭院里的桃树枝上发现钱串，知道是儿子自己遗忘了，却没有第一时间叫他来看或者训斥一番，而是写了一张字条，引导他自己发现丢失的钱，又间接地指出了他的吵闹与糊涂。
“一小儿在桃树下玩耍，偶将一小串钱挂于树枝而忘之。到处向人询问，吵闹不休……”父亲把这张字条交给梁漱溟，仍旧不做声。
“我看了，马上省悟跑去树下一探即得，不禁自怀惭意。”父亲的教育方式从这件小事中可见一斑。以至于后来，梁漱溟对子女后辈的教育也延续了父亲宽松、信任的风格。
“我们家庭给我很大的自由，包括我爸他们都是自由成长的。这个自由不是不管不顾，而是你想做什么事情你自己尽管去做，但是你要对你自己做的事情负责。” 梁钦宁说。
梁漱溟幼孙梁钦宁讲述自己与祖父的故事。（高塬/摄）
出世与入世
“先父对子女采取信任和放宽态度，同时又时刻关心国家前途，又与我讨论国家大事，这既成全了我的自学，又使我萌露对国家社会的责任感。而鄙视只谋一人一家衣食的‘自了汉’生活。”
梁漱溟自中学起，便对“人生问题和社会问题追求不已”。
最初，他倾向变法维新，后又转向革命，并于中学毕业前参加了同盟会京津支部，从事推翻清朝的秘密活动。
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18岁的梁漱溟开始在同盟会《民国报》任外勤记者，“因而得亲睹当时政坛上种种丑行”。后来受国际思潮的影响，他渐渐热心社会主义，曾撰写并油印了一本《社会主义粹言》的小册子，分送朋友。
1913年，梁漱溟退出《民国报》，在革命理想与现实冲突下，他原有的出世思想抬头，于是居家潜心研究佛典，写成并发表了《究元决疑论》。当他以此文当面求教于蔡元培时，蔡元培颇为肯定，后将其引入北大哲学系任教，让他讲授“印度哲学概论”“儒家哲学”等课。
1949年，梁漱溟在重庆写作《中国文化要义》。
“随着在北大任教时间的推移，
1924年，梁漱溟辞去教职，投身到更广大的社会中。他辗转山东、广东、河南，或办学，或推广自己的治理主张，积极开展乡村建设运动。
抗战时期，他又为发动民众与国内团结奔走，访问延安，一边宣传抗日活动，一边从事写作。新中国成立后，梁漱溟一直致力于文化工作，笔耕不辍，直到1988年6月23日，与世长辞。
梁漱溟一生著述，围绕人生和社会两大问题，写下《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乡村建设理论》《中国文化要义》《人心与人生》等，其中，《东西文化及其哲学》被认为是现代新儒学的开山之作。
从梁漱溟发表的演讲与文字中，能看出他对青年人的关注。见他们“因为找不出一个合理的人生态度出来，也就不知道要怎样生活才好”，怕他们随波逐流，“并不能因此有什么启发，得到什么受用”，他说：“我还要对于我们青年有一种较细的指导……”
晚年梁漱溟。
不待外求
翻开《如何才能合理痛快地生活》一书，梁漱溟对青年人的指导，从鼓励他们活在当下开始。
有一次，梁漱溟向广西省立二中留京学会赠言，探讨“什么是生活”。他说，生活不同于谋生，就像人类吃饭是为了活着，却不能说活着就是为了吃饭一样。
春日阳光和暖、柳色舒青；秋夜风声吹树，冷然心动；家人团聚，其乐融融；读书诵诗，有感而发……这些充满生气、生机的时刻才叫生活，而吃饭睡觉安居是为了“生发活动之力”，让人更好地享受生活，不可混为一谈。
1987年，梁漱溟（右一）接受俄罗斯学者亚历山大·卢金采访。
于是，当他看见“社会上一般人真是摸不着合理的路子去走，陷在那不合理的生活中，真是痛苦，真是可怜悯”时，他感到“不能不说几句话”。
“他们把生活的美满全放在物质的享受上，如饮食男女起居器用一切感觉上的娱乐。总而言之，他以为乐在外边，而总要向外有所取得，两眼东觅西求，如贼如鼠。其实这样子是得不着快乐的，他们把他们的乐已经丧失。”
这话放在“消费主义”盛行的今天，似乎依然适用。
梁漱溟认为，对物质的过度贪婪，在个人“是他的错谬和苦痛”，在社会则是“种种腐败种种罪恶的病原菌”，因此如果不改换人生态度，人就“再也得不着真实甜美的乐趣”。
“粗着指给大家一条大路，就是改换那求生活美满于外边享受的路子，而回头认取自身活动上的乐趣，各自找个地方去活动。”梁漱溟说，因为人类的天性是爱活动的，人应该给自己的聪明才力找个用武之地。
喜欢一种科学，就弄那种科学；喜欢一种艺术，就弄那种艺术；喜欢回家种地，就去种地；喜欢经营一桩事业，就去经营。总而言之，找个地方把自家的力气用在里头，发挥尽致，这样便是人生的美满，这样就有了人生的价值，这样就有了人生的乐趣。
如今，当代青年人也在积极寻求一种“合理痛快的生活”。
只是，内卷还是躺平？如何才能不焦虑？怎样面对不确定性泛滥的当下？面对这些问题，他们无法坚定地做出选择，无法清晰地看清问题的本质，时时产生迷茫，甚至陷入内耗。
而一代大儒梁漱溟早已给出了回答——将平静与自足建立在精神志趣上，而不是外在物质和享受上。他说：
“我们不应当那么可怜丧失自己，去向外找东西，一切所有都在这里，都在自己身上，不待外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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