濮存昕：轻舟已过万重山

前不久，作为第31届济南书博会的专场主题活动，北京人民艺术剧院著名演员、中国戏剧家协会主席、国家一级演员濮存昕，携新作《濮存昕：我和我的角色》（以下简称《我和我的角色》）与广大读者见面。活动现场，他畅聊艺术人生、表演感悟，兴起时甚至吟诵唐诗，舞之蹈之。在场的每一个人，都感受到了他散发出的个人魅力，时时报以热烈的掌声。

“轻舟已过万重山。”濮存昕对于“老去”十分坦然。“弘一法师说去去就来，也许来，也许就不来了。时间太宝贵了，生命太短暂了。其实是顾不上那些羁绊我们、影响我们往前走的事情。来不及生气、来不及争吵，要赶紧做事情。这本书是一件来得及做的事情。我用它来做一次总结发言。”他真诚地说。

给自己的人生致词

《我和我的角色》是濮存昕的自传。他以曾经饰演过的角色为主线，用朴素而隽永的文字分享了多年来在演艺道路上的历练、探索、创新和思考。“通过这些角色，我想到了好多经历，想到了好多帮助我的人，想到了好多创作的难处、走的弯路等。”他说。

创作其实源于一个念头。“快七十岁了，像酒桌上的致词一样，对自己的人生致一下词。这几十年来的经历——台上台下、戏剧和生活，如果不认真地写下来，可能就像‘老熊掰棒子’一样掰一个丢一个或者揣肚子里就忘干净了。忘了以后，没有力气再去写，也没有机会再去回忆。现在，我得把棒子装筐子里，不能掉了。”濮存昕说。

对他而言，这本自传就像与自己说话，跟观众交心。从去年夏末秋初开始到现在，创作这本书用了近一年的时间。“人民文学出版社的编辑为这本书设计了很好的结构，我按照这个结构慢慢地写，娓娓道来，手写了30万字。来来回回修改了三次，特别是第三次，进行了不小的删减。我记起了大概是契诃夫说的，‘我的创作经验就是要懂得删减’，嘴上要控制，笔下要控制，一定不要面面俱到，最后删到现在的20万字。”

他时刻告诫自己不要自卖自夸，要求自己不矫情、不搞自我陶醉，力求书中讲述的一切都立足真实，为此还向家人、朋友多方考证。“这回不再是演自己，而是写自己，写我这辈子的所学、所做、所得、所悟，也写我的吃亏上当、走弯路，还写我的家庭、我的父母、我的师长、同行对我的培养……必须用感恩、怜悯、虔诚的心将这一切记录下来。”他说。

濮存昕的人生值得回味的有“三大关口”。第一个是从黑龙江北大荒回京；再就是当兵，穿了军装进入空政话剧团；第三个是进北京人艺。峰回路转间，这些关口被一一突破，就意味着面向所追求、渴望的，又向前跃进了一大步。他称这些都是让自己怀疑是真是假的“人生的大欢喜”。

那最大的欢喜是什么？濮存昕毫不犹豫：就是做演员，这是热爱与天命。

北京人艺演员何冰笑称濮存昕是“人艺的长子”。1952年，北京人民艺术剧院成立，一年后濮存昕出生。父亲苏民是北京人艺的第一代演员，濮存昕自小跟着父亲在剧院长大。父亲在台上排戏，他就在台下看戏，人艺的演员和导演谈剧本、聊创作，他就在旁边看着听着。他似乎生来就注定要走上舞台演戏。

“我虽然是人艺的孩子，可幼年有腿疾，少年当知青，与人艺渐行渐远。是蓝天野老师借调我到人艺排《秦皇父子》给了我天大的机会。入职北京人艺，让我有了叶落归根的感觉，就跟找到一个好对象结了婚似的那种踏实，好像可以一直走下去，不再犹豫，也没有别的愿望了。”濮存昕表示。

此后，在四十多年的演艺生涯中，濮存昕以角色的名义感悟言行，在角色的悲欢中得到滋养，获得体验。在他看来，演员在舞台上并不是表演，而是每天重新生活一遍。秉持这样的创作精神，濮存昕在话剧舞台上塑造了李白、哈姆雷特、白嘉轩等一系列深入人心的经典角色；在大量影视剧作品中饰演了高天、贺援朝、孙策等，成为20世纪90年代家喻户晓的全民偶像……

提到担任北京人艺副院长，他说：“《林则徐》里有句台词：‘行年五十而知四十九年非。’我告诫自己，要尽我所能，要一切为剧院，当好演员始终是我最重要的事。”

中国传记文学学会副会长于青评价：“《我和我的角色》书写的是表演，也是人生，不仅能给青年演员提供专业知识的启发，濮老师所展现的极致赤子之心对于普通读者也有极高的价值，他的故事会带给读者强烈的触动和启迪。”

从演员转身成为作者，濮存昕坦言：“很紧张，很忐忑，就像当演员接受观众的考试一样。作为作者，我也要接受读者的考试，我希望多听到批评。”

像“他们”一样演戏

从话剧舞台上毫不起眼的群众角色，到挑大梁闪闪发光的主角，再到通过电视剧、电影成为红遍大江南北的著名演员，当上人艺副院长、剧协主席。现在，观众更多会以一个沉甸甸的“表演艺术家”称呼濮存昕。

“我的戏不见得演得很好，不敢妄言‘得其所’。”直到现在，他自认为不是一个成功的演员，出道太晚，起跑线太靠后。刚到人艺演戏的时候，他没有专业艺术院校的学历，又是从部队文工团过去的，却很走运，《雷雨》《巴黎人》《海鸥》等戏的一个个主角都分配给了他。只是类似“你还没入人艺的槽”这样的批评一直伴随着濮存昕，不断带来困扰。看到宋丹丹、梁冠华这样的青年演员，身上有灵气、业务更突出，濮存昕自感不如。“唯有认真努力地学，盼着哪一天灵光乍现，神能附体，助我入‘槽’。”

有一次，濮存昕正在人艺排练场排戏，导演林兆华邀他去自己的戏里演个小角色，鼓动说：“跑跑群众还挺好的，别老架着当主角。”就是这么简单的一句话，开启了濮存昕与林兆华长达几十年的合作。之后，濮存昕又得到了演《哈姆雷特》的机会。通过导演成立个人戏剧工作室的第一个戏，濮存昕看到了大导排戏时的胆量，把哈姆雷特的主要心理独白分给国王和老臣波洛涅斯……这让很多人糊涂了人物关系，导演并没有明确回答，就让大家想去，怎么说都可以。恰恰在这部戏里，濮存昕清晰地找到一个人艺之外的创作空间。

多年后，他再度回忆：“哈姆雷特这个角色给了我在现实生活中都表达不了的觉醒的机会，发现了连我自己都不知道的天性。”面具撕下来，濮存昕自由了，原来演员在舞台上也可以有天马行空的自由，这种感觉过瘾极了！

对演员来说，获得表演的幸福感是件多么美好的事情。演戏成长过程中的吃亏上当、走的弯路，濮存昕没少经历。三十岁之前没人“理”他，跌跌撞撞沉迷于舞台摸爬滚打，从四十岁开始，他才在专业上有所收获。和许多年少成名的演员比，这条路走得并不顺，用现在的话说，完全看不到“大男主”迅速崛起的那种爽感，只是慢慢用努力一点点堆砌，脚踏实地打好扎实的基础。

在演戏这件事上，濮存昕有一个坚定的人生信条——像“他们”一样演戏。他们是谁？就是从小看着他长大的北京人艺的朱旭老师、于是之老师、黄宗洛老师……

濮存昕特别回忆了和朱旭合作的点滴，这位老前辈演了一辈子戏，主角与配角无数，仅在《哗变》中那一气呵成的8分钟台词，就没有人能够超越。濮存昕记得很清楚，朱旭常说的话就是：“想演戏、演好戏，必须要体验生活。”后来在谢晋导演的电影《清凉寺钟声》中，两人合作演了一对师徒，濮存昕饰演明镜法师，朱老爷子饰演收留他的一韦法师。朱旭并没有像濮存昕那样专门去体验生活，却怎么演都是对的。“我特别希望有他那种作为演员的松快劲儿，人艺许多老演员让我佩服的就是这个，他们既会演戏又会生活。生活中自在，演戏必然自在。这种境界接近于禅，就是一切回到事物最原本的状态。”

什么是戏比天大？濮存昕这样解释：“走出剧院，演戏是闲情之事；走入人艺剧院，任何演员都要坚持演出，不能辜负观众。”这四个字是人艺多年锤炼出的演艺精神，也是濮存昕浸润在演员生涯的金科玉律。在舞台上演话剧的他，就像割麦子一样。仔细算算，一天一场戏，观众不过八九百，哪怕是几十场、上百场，也不过几万名观众。“真的是一刀刀地割，一场场地演，生命也在一步步地走。”后来再到电视剧、电影等领域，在他的眼中，还是戏比天大。

看到现在年轻演员经历迷茫，有什么建议？他很自然地回归自己：“我也是从年轻演员走过来的，弯路错路、吃亏上当，哪怕是挫折，都一定要经历。把从前辈学习到的东西，体现到自己的创作中。”他建议，演员要多读书，多读一些和自己“没关系”的书。

观众比演员高明，演员是观众的考生。濮存昕一直坚持，作为一个好的演员，不仅仅是在导演和镜头的帮助下呈现自己，如果“脑后无光”，只是大声念出台词，那只能算是别人的语言。从观众的体验出发，“演好戏，要让观众带着‘品’的心态，走出剧场，触发他们对艺术的热爱。”

两个如愿以偿的角色

濮存昕说，当演员的益处是每每创作，特别是演经典、饰先贤，自身能得以进步、成长。濮存昕在校园里学习的时间，满打满算只有六年，但在更广阔的地方——舞台，他一直步履不停。用他自己的话说——“台词是我的教材，舞台是我的课堂。舞台艺术是形象文字，充满了太多我们无法接触的生活，我一辈子都在阅读这本书。”

话剧《李白》中有一个桥段，李白在被流放途中经过长江奉节，听到一位阿婆和小孙女在念自己的诗，谈论自己。李白忍不住加入其中，检讨自己也曾谄媚权势，并不如阿婆口中的那样好，阿婆因为没有认出眼前人，不由生了气，不许他诬陷太白先生。《李白》这出戏，濮存昕已经演了三十多年，却回回对这一幕戏有新的体验。

这次，借着写自传的机会，他又反刍了这场戏：李白在官场是从来体会不到这种来自民间百姓的温暖的，这是多么珍贵的情感！面对此情此景，李白该有什么反应？是像迷失的孩子突然见到娘亲一样号啕大哭？其实这样的反应毫不夸张，“我下次再演得把这个体会演出来。”

做演员，最难得的是可以饰演形形色色的人，体会各种各样的生死爱恨，其中必然经历的过程，就是将自身与角色的生命体验相融相生，与他们的灵魂信息接通，进行对话。在三十多年里不断向李白靠近的路上，濮存昕跨越千年的时光和截然不同的生命历程，领悟“只有自然之道的品格，才能有李白的赤子之心，赤诚地对待一切，包括有矛盾、伤害他的人，过后一笑泯怨仇，能‘轻舟已过万重山’，这‘轻舟已过’和佛家偈言‘无心所住’近似。”在读者见面会的现场，濮存昕满怀激情地大声吟诵了话剧《李白》中的诗句，“轻舟已过万重山”，濮存昕对这句话有了新的体悟。

“说真心话，不是我在塑造李白，而是李白还有我演过的许多角色在塑造我。我太多的学养来自我的角色。”总有观众好奇，在饰演过的众多角色中，濮存昕究竟最喜欢哪一个，他很难给出确定的答案。但在漫长的演艺生涯中，确实有两个角色是濮存昕梦寐以求并如愿以偿饰演的，算得上他所饰演过的角色中很特别的存在。

濮存昕在自传中用专门的篇章讲这两个角色，即弘一法师、鲁迅。他讲获得如此宝贵扮演机会的机缘巧合，谈创作拍摄时的表演技巧和体会，探讨了创作时如何把握人与时代、演员与角色的同频共振。“没有人像我这样幸运。我希望这两个角色不只是和我，还能和更多的观众朋友有交往。这两部电影虽然在院线没有放映太多，但是我相信，在将来，甚至是几年、几十年以后，大家会知道，在中国不仅有贺岁片，不仅有商业武打片，还有这样值得静下来观看的电影。”濮存昕说。

如今回想起51岁时出演弘一法师传记电影《一轮明月》时的经历，濮存昕仍觉历历在目。为了扮演好弘一法师这个角色，他当时下了不少苦功夫：用一个月让自己瘦下来，克服健谈的本性平时尽量少言寡语，临时抱佛脚学古琴、练毛笔字……更多时候，他在思考理解弘一法师的种种抉择，试图触摸到他的精神内核。

真正到了拍戏的时候，濮存昕把所有外在的东西都抛下了，彻底忘记了自己的存在，全身心地沉浸在角色中。拍到弘一法师剃度的戏时，濮存昕抬头看到垂眼的佛像，或许是受到角色感召，他自己竟然也心生干脆剃头当和尚的念头。许多人说，濮存昕演得越往后越像弘一法师。濮存昕坦诚地说，直到拍完电影，也不能说完全懂得了弘一法师，更不敢面对观众说自己成功塑造了弘一法师的形象。

弘一法师曾有一句偈言“一事无成人逐老，一钱不值何消说”，分别是苏轼和吴梅村的两句诗文，他取两句的第一个字，给自己取别号为“二一老人”。濮存昕特别喜欢这句偈言，觉得这正是弘一法师人生态度和品格的写照，便以此作为自己的座右铭。拍完《一轮明月》后，他还请人刻了一个“二一之徒”的章，以作致敬。

谈到弘一法师给予他最大的感悟，他说：“弘一法师在最后的日子里对妙莲法师说‘不要难过，去去就来’。人间过客，一生一会。不必斤斤计较、贪图生之享乐，生死寻常。又如同今天睡去、明天醒来，如同做完这件事放下，还有下一件事。人生乃至自然、物质的存在永远在生灭之间。”

一部戏，对濮存昕的影响蔓延到戏外、至远至无穷。他拍了一部部戏，饰演了太多太多的角色，这样的体验，数不胜数。以角色的名义，说他们想说的话，做他们能做的事，与他们进行灵魂对话。濮存昕觉得，“我似乎懂得了他们，他们的心灵在影响我，我以角色的名义感悟并言行，是角色驱使我扮演了角色，在角色的大悲欢中得到滋养，获得体验。作为演员的我，人生经历从而丰富，我的精神境界也因此有些提升。”（本报实习生 周晨静 参与采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