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徵明之子文彭，开启印章石刻时代

明朝以前制印多用金属、玉，辽博文物记录印材变迁——

文徵明之子开启印章石刻时代

古籍中绘文彭像。

辽博展出的文彭印章及拓片。印面刻“游戏”（红底白字部分），边款上刻“嘉靖癸丑年花朝月长，文氏三桥篆”（黑底白字部分）。

辽博藏文彭行书《雪赋》。

核心提示

辽宁省博物馆“中国历代玺印展”中，展出的明代篆刻大家文彭篆刻的一枚印章，引来众多观众驻足。文彭是文徵明的长子，是我国明代时期篆刻艺术的领军人物。他倡导在石头材料上刻印章，创新了印章形式。他提出的篆刻艺术主张被后世奉为金科玉律，他首创了印壁作款书写诗文的范式。因这些特殊贡献，文彭被后人尊称为“文人篆刻鼻祖”。

1 明代文人有了新的艺术形式

在辽宁省博物馆“中国历代玺印展”中共展出印章479枚，时间从春秋战国到近现代，跨度达2000多年。这些印章造型各异，材质囊括了金、银、铜、玉石等。聆听着讲解员的详细介绍，记者的目光被一枚明代文彭篆刻的印章吸引住。

这枚石料印章呈黄色，印面为白文篆书“游戏”二字。石料高6.6厘米，印身一侧有行书边款：“嘉靖癸丑年花朝月长，文氏三桥篆。”查阅史料可知，嘉靖癸丑年即1553年，而“花朝月长”四字，出自北宋文学家、著名词人晏殊的《踏莎行·绿树归莺》中“花朝月夜长相见”一句。“花朝月夜”指繁花似锦的早晨和皓月当空的夜晚。文彭用“花朝月长”表达希望美好的时光和景物长长久久之意。

辽宁省博物馆副研究馆员张书慧向记者介绍，这枚印章为东北博物馆旧藏，属于典型的文彭刻款风格，笔形、笔意精致入微，篆法自然，笔势挺健，疏密匀称，刀法苍劲凝练。印章采用“书丹勒碑”技法，即先在石料的一面书写字样，再用冲刀刻出文字。

史料记载，文彭（1498年-1573年），字寿承，号三桥，明朝苏州府长洲（今江苏苏州）人，官至南京国子监博士、北京国子监博士，人称“文国博”。他是书画大家文徵明的长子，家学深厚，从小就受到良好的艺术教育，工书画，善诗文，尤精篆刻，擅长篆、隶、楷、行、草各种书法字体。

在辽宁省博物馆还珍藏一幅文彭行书作品《雪赋》，笔势多变，姿态横生，可以看出其深厚的书法造诣。清人王文治曾评价其“精熟不如父，而萧散之气过之”。可见文彭书法中透露出的才情风韵在某种程度上胜于其父文徵明。文彭60岁前，一直跟随父亲从事诗书画印的创作，并且时常与围绕在文徵明周围的一大批书画名家探讨、交流，这为他以后印学的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张书慧说，在明朝中叶以后，一些处于富庶生活状态中的文人、士大夫将新兴的篆刻艺术提升到与书画同样的地位，追求新奇高雅的情趣以显示独立品格。明代书画家李流芳（1575年-1629年）对早年刻印的回忆很能说明当时文人对这种新的遣兴方式的兴趣：“余少年游戏此道，偕吾友文休竞相摹仿，往往相对，酒阑茶罢，刀笔之声扎扎不已，或得意叫啸，互相标目，前无古人。”当时的文人以篆刻这种新的艺术形式寄托胸臆，倾诉和抒发自身情感和艺术追求。在文人寄兴写意的过程中，“游戏”是一种创作态度的表白，文彭以“游戏”二字得自在，得以追求天然的情趣来表达自身的情志、趣味和品位。

2 自篆自刻从四筐青田石开始

考古发现，印章艺术起源于春秋战国时代，至今已有2000多年历史。当时，印章主要用于封固物品信件，在物件捆扎结绳处涂上封泥，泥上加盖印章。封泥干透会与绳子粘合，保证物件在转运途中完整无缺，还可以防止别人偷拆。将印章蘸上印泥盖在纸面上，是从南北朝开始。到了唐宋元时期，书画家开始使用印章来代替签名，由于宋代文人画的盛行，印章逐渐受到文人的关注。

明代以前印章的材质主要采用金属、玉器、象牙等，这类印材质地坚硬，不易镌刻。文人做印章，多为自做印稿后再交由能工巧匠雕刻。史料记载，元代末年著名画家王冕首先采用质地较软的“花药石”（青田石）刻印，但对当时的印坛影响不大。

从明代开始，篆刻成为新兴的艺术，受到文人的喜爱。这还要从文彭偶然得到四筐“灯光冻石”的故事讲起。“灯光冻石”硬度适中，“质雅易刻笔意得尽”，由此开始使用推广，带动起文人竞相参与篆刻创作。

关于文彭偶得“灯光冻石”的故事，明末清初篆刻家周亮工著《印人传》中有记载：一天，文彭路过南京西虹桥，看到有一位老汉正与一位商人在争吵，老汉担着两筐石头，旁边一头驴也驮着两筐石头。文彭上前询问方知，双方争吵的原因是价格出现了分歧：买家不愿给付老汉运石头的钱。于是，文彭出手相助：“勿争，我与尔值，且倍力资。”就这样，文彭以两倍的价钱，从老汉手中买下四筐石头。他回家后一看，原来是“灯光冻石”和“老坑”，它们都是青田石中的名品，石质温润细腻。当时人多用它们来雕刻妇女用的装饰品。文彭想着物尽其用，便拿这些石头刻印章，“于是‘冻石’之名始见于世，艳传四方矣”。在文彭的带动下，文人大兴刻石印章，铜印时代就此结束，进入石章时代。这一变革摆脱了由匠人转刻的约束，使“篆”与“刻”合二为一，文人可以参与整个篆刻创作过程，能够以刀为笔直抒胸臆，自篆自刻风气由此盛行，直至今日。篆刻艺术也由“雕虫小技，壮夫不为”的状态升级为独立的艺术门类。

文彭不仅革新了印材，还提倡篆刻艺术应“印宗秦汉”，即学习秦汉印风。他认为秦汉文字风格浑厚，魏晋以后逐渐单薄，宋代以后的官印更是发展出屈曲回旋的“九叠篆”，这种呆板程式化的印文一直沿用到明代。文彭以其创新精神带动明代印风回归到雅正隽秀之路，也确定了他在印学史上里程碑的地位。

此外，文彭以诗文佳句入边款，使诗文、书法、刀刻法等艺术手法融为一体，开拓了篆刻艺术的表现形式。所谓边款，就是在印章背面、侧面镌刻文字，以叙述刻印的时间、缘由、赠属，或刻诗词等。据史料记载，边款的雏形最早出现在隋代官印上，当时有在印背刻上造印单位与时间的惯例，世称“背款”。明代时，由于石料印材的推广，文人篆刻创作热情高涨，边款的形式也百花齐放，不仅有印背款，还有侧面边款，从一面边款一直到四面都有边款，加上印顶，最多可达到五面款。刻制的内容也增加了图画、诗词雅句等，成为文人抒发情怀的小小天地。

文彭还创造了“双刀法”刻制边款。他先将所刻内容写在石料上，然后依墨下刀，每一笔都是双面落刀，用此法刻制的边款犹如刻碑，刀口清晰雅致，笔力遒劲大方。

3 乾隆皇帝广泛收集文彭印并题诗赞美

清代乾隆皇帝对古代艺术品钟爱至极，广泛收集不遗余力。在他统治的60余年中，清内府收藏的历代珍品比比皆是。对于古代玺印，乾隆皇帝也投入很大热情，极力收集整理，使内府的玺印收藏渐成规模。

据北京故宫博物院研究馆员郭福祥考证，乾隆时期清宫所收藏的古代玺印达2200余方，包括古铜印、玉印、牙章、石印等，其规模是当时任何一个藏家无法相比的。而在这些印章中，乾隆皇帝尤其推崇文彭印章。在《清高宗御制诗》中，题咏文彭治印的诗作有13首，且集中作于乾隆五十年（1785年）至五十二年的3年间。

史料记载，乾隆皇帝最早见到文彭印章是在乾隆四十九年（1784年）第六次南巡的时候。这一年三月，他到达杭州，驻跸西湖行宫。在杭州期间，他视察海防工程、接见江浙官员、游西湖观海潮，偶然得到文徵明、文彭、何震、甘旸的印章，极其喜爱，命名为“四美”，并仿照前人先例，将这组印章称为“明印四美”。

乾隆将“明印四美”带回北京后，放在静怡轩中时常把玩，并作《题明印四美》诗记录：“征仲工篆刻，寿承继业真。日常消读易，侠放寄居秦。何震及门者，甘旸私淑人。彬然聚四美，董画例堪循。”他认为文彭刻印篆法古雅，甚合大体，于是从乾隆五十年至五十二年之间，开始留意对文彭的篆刻作品进行收集。

此时，文彭已经去世200多年，其刻印传世不多，但乾隆皇帝在两三年内居然收集到了“陋室铭十二章”“光风霁月章”“刻杜甫秋兴章”等十多种近60枚。每得一种，乾隆皇帝都视为珍宝，必题诗咏叹，进行品评。

如在《题文彭刻杜甫秋兴第六章》中，乾隆皇帝写道：“三桥铁笔法，创古足垂今。”在《题文彭陋室铭章》中，他称赞：“曾无斧凿少留痕。”认为文彭刻印技法以刀为笔，自然洒脱，不留痕迹。对于文彭的字体风格，乾隆皇帝在《题文彭刻圣教序语六枚章》中称赞：“法称平稳辟离奇。”在《题文彭刻章》中，称“书法篆法胥古朴”，用平稳和古朴概括其篆刻特点。

由于文彭诗书画印俱佳，擅长在各个艺术门类中博采众长，他选择的诗词印文也脍炙人口。乾隆皇帝认为自己和文彭有神合之感：“附高凭净申其义，语迴神超合我诗。”

（本版图片由辽博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