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拔与榕荫堂跋

熊宏娇绘图

清乾隆二十五年(1760)，乾隆版《福州府志》成书六年后，李拔有感于地域艺文于“诚民阜物，忠君爱国”的巨大教化作用，倾力主修《福州府志·艺文志续编》。其中收录了一篇《榕荫堂跋》，文章不长，连标题总共134字：

榕荫堂跋

福州后堂，有古榕覆庇其上，若大盖然。蔽日迎风，夏日坐啸，受荫良多。予惟榕之为木，大而无用。然枝叶婆娑，犹荫十亩。况人为物灵，遭时得志，在一邑则荫一邑，在一郡则荫一郡，在天下则荫天下。倘游其宇者，不能蔽夏日而暄冬日，则所伤众矣，岂榕之不若也哉。因揭之于堂以自勉。

这《跋》是谁写的？这榕荫堂是谁盖的？盖在哪里？有意思。

福州近代著名文化人何振岱在其编修的《西湖志》中说，“榕荫堂在府廨内，乾隆二十五年郡守李拔建。”他的依据来自《乾隆福州府志补》。由此得知，榕荫堂是建在当时福州府的衙署里面的，是乾隆二十五年(1760)，由郡守，也就是知州李拔手上营建的。

《福州府志·艺文志续编》告诉我们，《榕荫堂跋》的作者就是李拔。他主修《福州府志·艺文志续编》时，把自己的《榕荫堂跋》收录进去，同时还收录了他自己的好几篇文章，如《续教民碑》《罗星塔铭》《清照池跋》《榕亭记》等等。这也许是传统文化中“内举不避亲，外举不避仇”的理念实践吧。

先来读读这篇《榕荫堂跋》：“福州后堂”，是指福州府衙署里后边的一座建筑物，是官员办公之余，休闲读书吟诗写字的场所。当时福州府衙的位置在现在的湖东路与鼓西路之间。李拔从福宁知府任提任省会福州知府，在衙署的大榕树下建了一座厅堂，作为办公室和卧室之外的起居室。

“有古榕覆庇其上”，这是李拔特意选择的建筑厅堂的地点。李拔到福州履新，一进衙署大院，就注意到这棵古榕。也许，他想起了近七百年前的前任张伯玉。张太守从越州调任福州，根据福州的水土和抗旱防涝的需要，下令编户浚沟七尺，植榕绿化。几任太守都倡行植树绿化，其中张伯玉的效能最高，效果最好。数年后，“绿荫满城，暑不张盖”，榕城实至名归。这“若大盖然”的老榕可能就是当年张伯玉亲手种下的，以为示范。

“蔽日迎风，夏日坐啸”，是李拔日常起居的亲身感受。因为有这棵古榕如巨伞遮阳挡雨，下班之后，客寓省城衙署的李拔就可以在自己亲手选址建造的起居室里读书写字、吟诗赋文。特别是夏天，太阳晒不到，清风进得来，“受荫良多”。坐啸，坐歗。苏轼有“君家联翩尽卿相，独来坐歗溪山上。”（《次韵王滁州见寄》）“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定风波》）李拔在此闲坐吟啸，乃至于发发呆，想想事，都非常惬意，满满的福气。

“榕之为木，大而无用”。善于做文章的李拔，感受到古榕的好处，并感恩于张伯玉编户植榕，笔锋一转，把榕树作为木材的属性给批评了。说榕树虽然枝繁叶茂，但不好当木材用。确实，榕树比较少用来盖房子、做家具。正如宋梁克家《三山志》所说：“以其臃肿不中绳墨，名以‘槦’。”

“然枝叶婆娑，犹荫十亩”。峰回路转，李拔的亲身经历起作用了。榕树冠覆广大，郁郁如盖，一棵树可以遮阴十亩。《三山志》说：“或曰其荫覆宽广，宜以‘榕’名。”这附加值可不得了，抗旱防涝，保持水土，清新空气，美化环境，成鸟儿乐园，可营造好生态。特别是在福州城乡，在村头，在道头、码头，在村中公众场地，常有榕树的身影。有人称它风水树，有人视它为标志树，还有人将其看做景观树。不论从哪个角度看，福州人的“乡愁”里都有一棵大榕树。

“况人为物灵”，李拔的思路跳出去了。他的笔锋离开了植物界，来到了人间。人作为高等动物，万物之灵，在地球上是占主导地位的。人是可以并且应该有所作为的。既然“天将降大任于是人也”，那么“遭时得志”的人，有机会的人，掌握一定权力的人，就不能辜负老天垂爱，必须敢于担当，善于担当。怎么算有所作为？李拔又抬头望望那棵大榕树，想想古贤今哲，不禁肃然起敬，更见贤思齐，鞭策自己：“在一邑则荫一邑，在一郡则荫一郡，在天下则荫天下。”

一棵大榕树，可以庇荫十亩地，就是六七千平方米。如果换做人呢？为官一任，造福一方。李拔算了算，作为知县，他的权力和职责范围是一个县邑，能够造福百姓的地域就是一邑；如他李拔是知州、郡守，那他能够造福百姓的地域就是一个郡的范围。然后，李拔没有再去罗列说管理一个行省的巡抚，管理两三个省的总督，或者是诸侯国的国君，能够造福的各自范围，而是直接说到最高权力的天子，“在天下则荫天下”。实际上是说，所有掌握权力的人，都要用自己手中的权力来为人民服务。这就是李拔形象比喻的各级官员应有的为官之道及其“榕树精神”。

“倘游其宇者，不能蔽夏日而暄冬日，则所伤众矣，岂榕之不若也哉”。说完道理，李拔忍不住对那些有可能辜负了老天的期望，尸位素餐，“当官不为民做主”的庸官、蠢官，发出质问：如果在自己的职位上，夏天不能够为人们遮烈日，冬天不能够为人们提供太阳般的温暖，那就是损害了广大人民的利益，还不如没有什么材用的榕树。

思绪至此，李拔就为起居室题了“榕荫堂”的匾额，并写了这一通文字为之《跋》，“因揭之于堂以自勉”。意犹未尽，后来李拔在主修志书时，索性把此《跋》收录，让以树为鉴的做人、当官的实践和思考，存世、资治、教化。

乾隆二十七年(1762)，李拔又在衙署内盖了“榕亭”，写了《榕亭记》：“夫物以适用为贵，功以及人为美”“其干屈条垂,叶繁枝远，德足庇下，功能覆物”“如诗所云：穆木葛藠，甘棠蔽芾，榕实有之……”

榕树作为福州市树，确实体现了福州精神。1994年，时任福州市委书记习近平为《榕树与榕树盆景》作跋，标题为：让榕树造福榕城。他写道：“榕树是福州的市树，千百年来与福州的发展历史紧密相连。它枝繁叶茂，苍劲挺拔，荫泽后人，造福一方，在调节气候、绿化环境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它又具有顽强的生命力，多么贫瘠的土地，乃至乱石破崖，它都能破土而出，盘根错节，傲首云天，象征着不屈不挠的福州人精神。”

读了《榕荫堂跋》，再来看看作者。作者李拔，文如其人，一篇佳作，作者的精气神跃然纸上。

李拔（1713—1775），字清翘，号峨峰，四川犍为人。李拔出生于清贫的教师世家。从高祖李杠、曾祖李士廉、祖父李公鼎到父亲李汝璋都是当地的名儒乡贤，他们隐而不仕，在乡间教书，课徒授业。李拔小时候跟在母亲身边，常受教导。这个经历跟林则徐有点像，父亲林宾日是私塾先生，林则徐从小受母教成长。李拔于乾隆十六年（1751）中进士，第二年补长阳县令。一上任，孝心殷殷的李拔就接来父母，用丰盛的饭菜替父母接风。母亲说：“刚当官，就忘了当初砍柴放牛的苦日子吗？”从此引以为戒，李拔无论到哪里为官，都注重节俭。他先后任湖北钟祥、长阳、江夏知县，汉阳府同知，福建福宁、福州知府，湖南长沙知府、衡州知府、岳州知府、永州知府，湖北荆宜施道等职。乾隆二十四年（1759），李拔被提拔为福宁知府来到福建，第二年又提任福州知府，这是非常重要的岗位，时年四十八岁。乾隆二十七年（1762）九月离开福州。

李拔在《榕城归》中自况：“晚师循吏。”古代能够被史官称为“循吏”的，都重农宣教、清正廉洁，观察为事、廉访为职，所居民富、所去见思。李拔离开福宁前来福州上任时，百姓专门立“去思碑”，记其功德。据说，当时福宁百姓不让他走，而福州百姓则怕他不来，到福宁“迎抢”，出现了“两郡争守”的佳话，被誉作“一代循吏”。（林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