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大儒徐存： 儒家星空的闪亮星辰

徐存对朱熹理学的影响

徐存绝意仕途、一心教书，学问精进，声名日隆，少年朱熹就在这个时期走进了他的书院。1148年2月，19岁的朱熹进士及第，6月，在返回福建老家的途中，朱熹经江山清湖，两人有了一次非常重要的见面会谈。徐存此时已经在55岁上下，但是两人一见如故，意气颇投。

朱熹后来在给《徐诚叟诗》写跋时，这样记述这次交流：“熹年十八九时，得拜徐先生于清湖之上，便蒙告以克己归仁、知言养气之说，时盖未达其言，久而后知其为不易之论也。思与一见先生而不可得。”

徐存的老师萧顗是福建浦城人。而萧顗回乡后，又一度成为在福建为官的朱熹之父朱松的经学老师。由于时局动荡，儿时的朱熹还曾在浦城其家寄住过一段时间。又因为朱松早逝，少年朱熹仰赖其父在福建的好友、学友帮助支持才得以长大成人，所以在江山碰见了父执辈的前贤，自然有天生的好感和亲切之情。

朱熹年纪轻轻就高中进士，但非轻狂骄傲之徒。徐存看出了其天资聪颖，有经学之慧根。所以，徐存在这次谈话，重点告诫了朱熹要有做学问、研究经学的根本方法，那就是克己归仁、知言养气。那么我们来探讨一下为什么这是不易之论。

杨时的老师程颢对“仁”的理念是这样阐发的，他借用了《周易》中的一句话：“天地之大德曰生，圣人之大宝曰位，何以守位曰仁，何以正人曰义。”这里生的概念，最初始、最贴近的解释应该是“生产”，而程颢这样解释，说生的真正意义是“生命”，他认为这种万物“生命”，才是天地之“仁”。所以，这里仁的概念扩大，从“恻隐之心”“不忍人之心”，一下子形而上到万物之间的一种内在联系。

可以相信，这个理念徐存是这样传到朱熹这里的。而乾道九年（1173），44岁、思想成熟的朱熹专门作《仁说》，他在这里已经创立了自己的主张，认为万物与人各自有自己的“仁”，天地万物生生不息，永无止息，是生物之“仁”。人得天地之心以为心，因为人心之德即为仁，人心四德仁义礼智，而仁包四德，是人之“仁”。

有趣的是，相关文献还记载了朱子教学中如何实施“克己归仁”的教案记录，就说到了徐存。有学生问，“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这句话，徐诚叟先生的意思是说，这是克己工夫积习有素，等到有一日果能“克己复礼”，然后“天下归仁”。实际是这样吗？朱熹回答，一日克己复礼，即有一日之仁。我们大致从这里可以看出，徐存认为一个人有刻苦努力，才有可能有朝一日“归仁”。而朱熹则认为，不必如此，你一日“克己复礼”，那么你就有“一日之仁”。

再说知言养气 。“气”，来源于孟子“吾善养吾浩然之气”。在朱熹后来的理论体系里，“理”是万物世界的“形而上”的道理，而“气”是造就世界的物质材料。打个比方说，造一座房子，如果说“理”是一张建造房子的设计图，那么“气”就是建造这座房子的具体材料，所以有人理解说“气” 则“器”也。而材料有好坏，气也就有清浊。所以就可以理解，孟子说要养浩然之气。也就是说我们每个人都要提升自己的精神气质和道德修养。

朱熹一生都在为“克己归仁”而努力，也做了一生的实践发扬。暮年在被政治打压的情况下，他还在给辛弃疾写信时以“克己归仁”相勉励。

徐存对陆九渊“心学”的影响

铭是当流流行的一种文学体裁，一般用于赋颂文人书房、器具，借以表达文人士大夫个人的情趣志向、学问主张。而我们可以通过徐存存世的一首《潜心室铭》来分析解剖徐存的儒学主张：

天在为吾性，觉处强名心。

是心本无放，放处即非心。

欲识真心状，光明长自今。

白日当空挂，何曾待汝寻。

古人云放心，正指流情说。

流情虽不害，解为人汩没。

视听言动间，浮云遮白日。

遮处断永世，冥冥若暗室。

智者辩当早，觉从萌处别。

先立乎其大，小者胡能夺。

转眼动常省，临流刚且决。

久久转光明，吾身骑日月。

我们重点分析第一句：天在为吾性，觉处强名心。这里有三个传统儒学上的概念：天、性、心。传统儒学中所说的“天”“天道”为同一概念，程颐认为，世界上每种事物都有他存在的理，一种抽象的、形而上的理。程颐把“天”“天道”也归为“理”，说：“理便是天道也。”凡物皆有性，譬如药有药性，性寒、性热等等。人有人性，人性之中又有四种德性，仁、义、礼、智等等。所以头句“天在为吾性”，是说天道、天理是我们人的本性。也就是程子所说的那个著名概念：性即理也。觉，是觉悟，最早是一种佛教概念，佛家有大觉大悟之说，这里是一种借用。也就是说：要领悟天道、天理、人性这些概念，如果一定要用一个词来形容它们的话，那就是“心”。连起来就是“天道（天理）就是我性，我性就是我心”。结合整首铭的意思，我们不难得出他的最后意思：真心即是天理。

而我们知道，后世陆九渊提出的重要的心学主张是“宇宙便是吾心，吾心即是宇宙”，即“心即理”也。而陆九渊比徐存晚生四十多年，两相对比，真是有异曲同工之妙。那么他们之间，有没有师承关系呢？《宋元学案》明确记载，陆九渊的父亲陆贺与朱熹父亲朱松有师承关系，而朱松后来南下到福建后，又与徐存共同受业于杨时弟子萧顗。因此，虽然他们之间没有明确的师承关系，但作为几个重要学术团体互相交流、交叉学习的学者，他们之间的学问主张都有千丝万缕的关系，彼此之间都有深浅不一的影响。

任何一门哲学都有一个发展的过程。从程颢的“物我两忘”，到徐存的“真心即是天道，真心即是天理”，再到陆九渊的“宇宙便是吾心，吾心即是宇宙”，以及后来的王阳明的“吾心之良知，即所谓天理”，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出心学历史的发展脉络。而徐存，无疑也是其中重要一环。

徐存对时人及后世的影响

作为一代大儒名宿，徐存终生未仕，这并不是他不能取得功名，而是不愿意去取功名。这样一来，让他以更纯粹的儒学知识和更独立的人格做好学问，不受外界影响。同时代的福建莆田人林光朝同为经学大家，乾道九年（1173），60岁的他再一次被放逐出京，赴任途中经过江山，拜见了徐存，留下了以下文字：“龟山先生有一徒弟在永嘉，不知其存否。一在三衢，即徐诚叟，某旧识之。前日过三衢，已八十余。从前不应举，不应举一件，自是难学。”宦海沉浮多年之后的感叹总是最真诚，从中也可见世人对徐存、对师道的尊崇态度。

徐存弟子名甲一方，其中江山县周贲、柴卫、郑升之，西安县（衢县）郑雍、陆律及常山县江泳，皆为南宋理学名士。江山县志载有其有名望的弟子的情况：

柴卫，学有端绪，绍兴十八年（1148）登进士第，初历肇庆、通州教授，以理学倡士，尚书刘公章荐，屡迁大理寺正，治狱宽平。著有《奏议》《芹说》。周贲，绍兴二十七年（1157）登进士第，官至太学正。郑升之，绍兴二十七年（1157）登进士第，除学官。召试馆职，后为吏部郎，守贺州。累官至御史中丞。著有文集。

在徐存谢世后，南宋朝廷在朱熹等的大力推动下，开始重视学子教育，很多县学开始重建官办学堂。淳熙三年（1176），江山县修建江山儒学学校，修葺一新后，刚好在文坛渐有名望的朱熹有事经过江山，闻知此件盛事，主动请写记。记中说：“古之学者为已，今之学者为人，二者之分，实人材风俗盛衰厚薄所系。而为教者，不可以不审也……子之邑，故有儒先曰徐公诚叟者，受业程氏之门人，学奥行高，讲道于家，弟子自远而至者常以百数，其去今未远也。”

淳熙十二年（1176），江山建景行堂，入祀徐存等五位江山先贤，朱熹又为作《景行堂记》，在文中他再次盛赞徐存：“逸平受业程氏之门人，得诸心，成诸行，又能推其说以教人，仪型音旨之传，于今犹未远也。”

朱熹还为徐存写一首感情真挚的悼亡诗，题为《重过南塘吊徐逸平先生》。诗云：“不到南塘久，重来二十年，山如龟背厚，地与马鞍连。朱子旧书址，毛公新墓田，青松似相识，无语独凄然。”可以看出，在徐存身后，他的书院已被县城官学替代。

四百年后的明中期，王守仁（1472—1529）的心学横空出世。江山县令借此重新挖掘并发现了徐存学问的现实价值，在县城西山几次兴建、重建纪念徐存的书院，并请江山在外乡贤作记、作跋。如，请正德三年进士官至鸿胪寺正卿的周文兴写了《逸平书院记》，后请嘉靖二十三年进士，官至河南学政、广东左布政使的徐霈写《徐逸平先生正学书院记跋》。又如，请方豪、章拯等当时有影响力的官员和学问大家作记，他们的文章中都表达了对徐存心学的推崇，谈了各自对学习徐存《潜心室铭》之后的心得体会，激励学子们对照前贤，刻苦求学，求得收放心之法，克己归仁、知言养气等等。由此，“逸平心学”的概念被明确提出。

宋朝是我国儒学思想发展的重要时代。儒家思想经程颐、程颢的发扬并由后世大儒朱熹、陆九渊等光大，发展为两个主要学派——理学与心学。在两个学派思想发展成熟过程中，在大宋光辉熠熠的儒家哲人星空里，有一颗属于衢州的闪亮星辰，那就是江山人徐存。

徐存出生于北宋元祐末年（1091—1094年间）。黄宗羲《宋元学案》有这样的记载：“徐存字诚叟，江山人，隐居教授，学者称逸平先生，从学者至千余人。所著有《五经讲义》。林艾轩、朱子皆敬之。江山向无儒宿，其学统自正介先生周颖受之胡安定，而先生继之。”考证徐存的儒学学统，有两个来源。一个是在北宋末年，年轻的徐存与乡人柴禹声、柴禹功兄弟同到毗陵（今江苏无锡），求学于当时的理学大家杨时，而杨时正是北宋二程的得意弟子。而另一个来源，则是福建浦城人萧顗。萧顗是杨时的高徒兼密友，北宋末年，杨时在朝廷任右谏议大夫兼国子监祭酒时，两人有密切交往，萧顗鼎力支持老师的学说和政治主张。江山、浦城两地相连，来往学习交流方便。

徐存学成归乡，在江山清湖创建南塘书院，隐居教学，一生把精力放在著书立说上。所著除了《五经讲义》外，还有《书籍义》《中庸解》《论语解》《孟子解》等。（周汉泱/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