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一盒葡萄开始的斗争之路

罗莎娜·康布隆

1957年出生，1979年加入美国共产党，现任美国共产党联合主席。

“同志，你好啊！”

罗莎娜·康布隆在接受采访时说出的“开场白”，让《环球人物》记者心中不由得一暖。她戴着一副简朴的塑料框眼镜，目光慈祥，声音温和而有力，看着就像一位闲暇时与家人视频聊天的祖母。

作为一位加入美国共产党40余年的老党员，康布隆于2019年当选美国共产党联合主席。而作为一名经验丰富的社会活动家，她的“斗争故事”，要从一盒葡萄说起。

提起妈妈就落泪

对出身工人家庭的康布隆来讲，加州的葡萄是她童年难忘的甜。

“我们一家人都很爱吃葡萄。每隔一段时间，妈妈就会让我们去买一盒解馋。有一次，我和哥哥在去买葡萄的路上，听到有人在谈论，为了争取人道待遇，加州的葡萄种植工人建立了工会，并宣布罢工。”在与家人讨论后，大家一致决定：在工人罢工取得胜利前，一家人不会再吃葡萄。

“那时我还没有读过马克思的著作，对很多社会议题也不了解，但我的第一反应是：罢工工人们的诉求是正当的，他们应该获得与其付出相匹配的薪水！”康布隆说。

康布隆的性格，与她的母亲密不可分：“我的妈妈是个非常独特的人，她是墨西哥裔，幼年时父母双亡，长年借住在亲戚家。21岁时，她与我父亲结婚。”

在外人看来，康布隆的妈妈美丽动人，爸爸帅气英俊，两人可谓是“天造地设”的一对，但事实并非如此：“我父亲是家里唯一的男孩，他有8个姐姐，从小就被惯坏了，根本没有责任心的概念。母亲与他结婚后，经常被他拳打脚踢。有一次，母亲的肋骨被他打断了。那次家暴，让母亲身心俱伤，也促使她最终决定带着孩子们离开这个家。”

带着孩子们离开丈夫后，康布隆的母亲搬到洛杉矶居住，靠做裁缝养活康布隆兄妹四人。那时，社会上对单身母亲有偏颇的看法：“总有人认为我们兄妹四人之后肯定要走‘歪路’，因为他们认为单靠母亲一人是没法带好孩子的。但妈妈最终证明是他们错了！”

讲到这里，康布隆不由得流下眼泪。随后，她礼貌地解释道：“不好意思，我一谈到妈妈的经历，就抑制不住感情。因为我真的非常以她为傲。我们当时年龄很小，大哥还患有唐氏综合征。在那么艰难的情况下，妈妈都能坚持下来。你可以想象她有多厉害。”

擦干眼泪，康布隆接着说：“妈妈从来不把自己当成一个要靠别人养活的人。她一面含辛茹苦地把我们兄妹四人带大，一面自学完成高中学业，并成了一名职业咨询师，帮助许多像她一样的女人适应新的生活。”

康布隆说，妈妈的言传身教，使她在生活中自尊自强，是非分明：“我从小就不喜欢裙子，而是喜欢工装裤。我小时候和妈妈上街买东西时，总有游手好闲的人在我妈妈背后吹口哨，我就会转过身怒目而视，那帮人就会消停一会儿。我的想法很简单：你们怎么敢不尊重我妈妈？怎么敢对她这么粗鲁？你们这么做是错的！”

随着康布隆一天天长大，她对社会的思考也不再局限于简单的对错，而是开始思考这些问题的根源：“为什么妈妈生活得这么辛苦？为什么有人会在大街上流浪？为什么拉丁裔美国人这么穷困？为什么这个世界上有穷人？”一颗渴望社会平等的种子，就此在她心中种下。而马克思主义，是让这颗种子生根发芽的甘泉。

斗争艰难，前途光明

康布隆上高中时，美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期。本来就热心社会事务的康布隆经常参加各类学生活动，为社会正义奔走呐喊。一次偶然的机会，她从一位朋友那里得知，美国共产党正在组织一个有关马克思主义的学习班。她对此很感兴趣，便报名参加了。

这一决定，改变了她的后半生。

在第一节课上，老师便解答了世界上为什么会有穷人的原因：“我记得他拿鞋举例子：鞋的原材料并不昂贵，为什么商店里的鞋卖那么贵？因为这双鞋凝聚了工人的劳动价值。但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工人劳动价值的绝大多数都没能返到工人手中，而是成为了资本家的利润。我立刻意识到，自己多年来百思不得其解的很多问题就此有了答案。”

上完学习班后，康布隆就加入了美国共产党：“我们学习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唯物辩证法和历史唯物主义。我认为马克思主义对人类社会发展提供了科学的解释。它不仅让我看到人类社会进步的线索与动力，也让我对人类社会的未来充满希望。我相信我们能够建立一个没有贫困，每个人的才智都能充分发挥的新社会。”

康布隆没有让自己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停留在理论层面，而是将自己学到的知识付诸实践。她很快发现，在当时美国的社会环境下，她选择的是一条高尚但充满艰难险阻的道路。

美国宣传共产主义思想的左翼刊物《工人日报》。

康布隆和记者提到早年组织的一场工人运动：她曾经在一个为残障人士提供复健服务的机构工作。有一天，公司决定大幅削减员工的医疗保险，并宣布保险不会再涵盖妇科医疗项目。“这一决定激起大家的普遍愤慨，此前公司已经制定了许多反劳工的政策，我们都忍下来了。但这件事彻底越过红线，因为公司里的绝大多数员工都是女性。我们决定组织工会，发起罢工。”

对康布隆来讲，这是一场振奋人心的运动：“我读过的所有马克思主义理论，在这一刻都变得鲜活。我在工会会议上提出许多有价值的建议，大家因此推举我担任工会的领导人。我的同事中有一些保守主义者，他们从没读过马克思，也可能一辈子都没想过自己会参加罢工。但在那个时候，我们所有人都团结起来，争取我们的权益。”

但可惜的是，这场运动最终以失败告终：“我们的雇主花大价钱，请了当时加州最著名的‘反罢工律师’。这多荒谬啊：他不肯把钱花在保障员工的基本待遇上，却愿意花更多的钱镇压我们的罢工。这个律师对我们展开了舆论攻击，称我们贪得无厌，只想从雇主身上多捞油水。”罢工者们努力与律师对抗，但由于对方掌控的社会资源实在太多，罢工以失败告终，康布隆也因组织罢工而被公司开除。

这样的失败，在康布隆几十年的斗争生涯中并不是孤例，但康布隆没有气馁：“对于我们来讲，失败是常事。通过这些失败的运动，我们对工人阶级的生存现状有了更深入的了解，也让更多的工人意识到他们应当为自己的权利而奋斗。在过去的几十年里，我们的运动既有高潮，也有低潮。斗争的道路是艰难的，但我们始终保持乐观，因为我们斗争的方向是正确的。”

康布隆的乐观，也与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成功密不可分。

“中国的发展给予我希望”

2019年3月，康布隆在美国左翼网站“人民世界”上发布了一篇题为《社会化医疗是什么样？》的文章，讲述了她在访华期间，对中国公共医疗系统的体验。

康布隆说，医疗改革一直是美国共产党关注的重要议题：“我一直希望美国能建立起一个把患者置于利润之上的医疗系统，而中国的经验证明这种系统是可行的。”

访华期间，康布隆突发肾结石，在中国医院接受了治疗：“进入急诊室后，医生很快给我做了初步检查，然后嘱咐我去做CT检查。我排了差不多半个多小时的队后做上了CT。医生看了片子后，发现我体内有一块差不多5毫米的结石。他给我开了一份止痛药，并提醒我未来两周要多喝水，结石就可以自然排出。从进急诊室到出院，整个看病过程用了差不多4个小时，花了我大约75美元（约合545元人民币）。如果在美国，同样的治疗至少要花9个小时，很多检查还需要单独预约，我可能要花费数千美元。”

“在我眼里，这就是社会主义医疗系统与资本主义医疗系统的区别。为什么中国在公共医疗上能做得更好？就是因为中国的医疗系统把患者置于利润之上。美国的保险公司经常告诉我们，这种公共医疗系统是不可能实现的，但中国证明这是可以实现的！”

康布隆告诉记者，自己到访过中国4次：“我去过中国的城市和农村，参观过当地的学校，了解到中国是如何实现消除绝对贫困的历史性成就。对我来讲，造访中国最大的意义在于，中国的发展给予我希望，这证明社会主义是成功的。”

“想要在美国实现社会主义，还有很长一段路要走。幸运的是，美国越来越多的青年人正在接受社会主义的理念。100多年来，美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克服一个又一个挑战，正是因为我们始终和社区与普通人保持着紧密联系。我总是和一些青年同志说，不要被困难吓倒，要相信我们能够‘积小胜为大胜’。我们都是通向社会主义道路上的一块砖，只要我们坚定地‘铺路’，美国社会终将迎来真正的变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