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东坡与扬州

“三过平山堂下，半生弹指声中。十年不见老仙翁，壁上龙蛇飞动。”这是宋代文学大咖苏东坡在平山堂前对其恩师、文坛领袖欧阳修的凭吊之词。如此，就为扬州平山堂增添了一段人文故事，更在此记录下了辉映千年的别样的生命韵致——清明坦荡，纵横恣肆，无惧无畏，放逸担当。“谁似我 醉扬州”便是从生命姿态的角度对前贤的致敬。

默数淮中十往来

北宋元祐七年（1092年）新年刚过，大地回春，暖风和煦。

颍州的官河码头上，苏轼伫立船头，挥别前来为他送行的父老乡亲——刚刚在此工作了半年的他，接到朝廷诏令，调任扬州知府。

船行至大运河的通济渠上，随即便进入了淮河。

对于这条旅途，苏轼实在太熟悉了。想当年，他刚刚考取新科进士不久，父亲苏洵在京城去世，他与弟弟苏辙扶柩归蜀，就走的这条水路。只因当时他还是一位年轻的小官僚，又有重孝在身，扬州虽是神往之地，但却擦肩而过。也许他不会想到，多年以后，自己会成为这座城市的“市委书记兼市长”。

故而，苏轼一直将熙宁四年（1071年）由京城赴任杭州通判，视为他第一次经过扬州。此后，他由杭州知密州、由徐州知湖州；乌台诗案发生后，他由湖州北上，被贬黄州后放还汝州；再经朝廷批准，回常州阳羡归田，不久又被朝廷启用知登州；及至后来再知杭州，又由杭州召还朝廷；直至此次由颍州知扬州……屈指算来，五十七岁的苏轼，已在淮水之间十度往来。想到自己一生宦海漂泊，不禁感慨系之，乃赋《淮上早发》：

澹月倾云晓角哀，小风吹水碧鳞开。

此生定向江湖老，默数淮中十往来。

不世出的天才往往是这样，如同弹吉他，小拇指微微一拨，定位定向的绝妙好诗，便在这个通往扬州的清晨喷薄而出。

来扬州赴任途中，他一路察访民情，看到沿途“麦麻如云”，庄稼长势良好，内心十分高兴。然而当他屏去吏卒，亲入村落，与民众交谈时却发现，民众并不开心，甚至愁容满面。这又是为什么呢？原来，由于前几年忽旱忽涝，收成不好，民众缴不起税收，欠下了几年的税负，此所谓“积欠”。眼看今年丰收在望，可是庄稼还没到收割季节，小吏们就忙着向农民催缴积欠了。

苏轼心中很不是滋味。唐代诗人聂夷中说“六月禾未秀，官家已修仓”，这不就是现实版吗？于是他到达扬州任所后，在例行的《谢上表》中，直截了当地向朝廷反映了百姓的生存状态，并提出为百姓们免除积欠的奏请。后来又接二连三地给朝廷上书，陈述百姓之苦。在苏轼一再呼吁下，朝廷终于在七月下诏，不论新旧，宽免江淮百姓一年各种积欠。民众闻此消息，无不奔走相告。苏轼在诗中描述“诏书宽积欠，父老颜色好”。

尽管人生颠沛流离，仕途险象环生，但苏轼这次来扬州工作的心情还是十分愉悦的，因为他的得意门生、“苏门四学士”之一的晁补之正在扬州任通判（州府副职）。加上扬州又曾是欧阳修任职之所，尚有遗迹平山堂在此，苏轼南北往来中曾数度登临拜谒。这份愉悦之情，在《次韵晁无咎学士相迎》中得到充分表达：

……

每到平山忆醉翁，悬知他日君思我。

路傍小儿笑相逢，齐歌万事转头空。

赖有风流贤别驾，犹堪十里卷春风。

而扬州应该也感到幸运，有这样一位神仙一般的人儿调教，扬州会更加的风流蕴藉，更加的天上人间。

每到平山忆醉翁

“每到平山忆醉翁”，这里有故事。

苏轼父亲苏洵，年轻时读书不努力，一辈子没有考取功名，当他自己意识到读书重要的时候，为时已晚。所以，后来就认真培养他的两个儿子。

嘉祐二年（1057年）有一场科举考试，史称“嘉祐贡举”，主持嘉祐贡举的是当时的文坛领袖欧阳修，他有个助手则是北宋诗坛名家梅尧臣。

殿试之前的一场考试后，梅尧臣阅卷时，发现一篇好文章，便推荐给欧阳修，说该文有孟子文风，应该判为第一。欧阳修眼睛一瞄，说道：这篇文章肯定是我的学生曾巩的。我是主考官，将我学生判为第一不合适，于是判为第二。后来试卷拆封方知，梅尧臣赞赏的这个考生叫苏轼。同时梅尧臣还告诉欧阳修，苏轼的弟弟苏辙也参加了考试。

后来，苏家弟兄俩又通过了殿试，双双考中进士。欧阳修大喜，便说“（苏轼）他日文章定独步天下”。又说“再过三十年，世人只知‘三苏’而不知吾”。由于嘉祐贡举中欧阳修对苏轼的提携，欧苏之间的师生之情从此传为佳话。

苏轼一生宦海沉浮，南迁北还，曾经十多次经过扬州，每一次到扬州都要到平山堂去凭吊老师欧阳修的遗迹。这首《西江月·平山堂》就是苏轼第三次到平山堂写下的:

三过平山堂下，半生弹指声中。十年不见老仙翁，壁上龙蛇飞动。欲吊文章太守，仍歌杨柳春风。休言万事转头空，未转头时皆梦。

最后两句，有点人生无常的感叹。苏轼为何作此感叹？白居易说：“百年随手过，万事转头空。”苏轼则比白居易有更深的体悟：欧公仙逝了，固然一切皆空，而活在世上的人，又何尝不是在梦中，终归一切空无。苏轼受佛家思想影响颇深，习惯用佛家的色空观念看待事物，苏轼诗文中传达的这种独特的人生态度，是解读其作品的关键所在。

未转头时皆梦

“休言万事转头空，未转头时皆梦”。也许冥冥之中有感应，《西江月·平山堂》写出不久，苏轼的命运就卷入了一场政治漩涡，这就是“乌台诗案”。

不了解“乌台诗案”，就不能真正读懂苏轼。

关于“乌台诗案”，扯远点，得从汉代说起。《汉书·朱博传》：“府中列柏树，常有野乌数千栖宿其上，晨来暮去，号曰朝夕鸟。”后世因称御史府为“乌府”或“乌台”。北宋设有御史台，“掌纠察官邪，肃正纲纪”。凡群臣犯法，一般问题交大理寺或开封府处理，问题严重就要由御史台查办。可见，御史台权力很大。

苏轼少负才华，他在写诗作文过程中，有时对朝政的不满，就在诗文中表达出来。

元丰二年（1079年），苏轼知湖州不久，就有人告发他用诗文毁谤朝廷，将他的一些诗句搜集起来，捕风捉影定下罪名。但苏轼的问题，即使存在，充其量不过是诗文上的问题，居然交由御史台办理，可见有人将此事看得很严重，故称“乌台诗案”。

元丰二年七月二十八日，在苏轼任湖州知州三个月之后，御史台皇甫尊等一行人直扑湖州，将苏轼逮捕。

苏轼获罪的消息很快传遍朝野上下，更引起了苏轼朋友们的密切关注。押解苏轼的船从湖州出发，沿途经过苏州、润州等地，老百姓都在为苏轼求神拜佛，祈求他能平安无事。

苏轼对此飞来横祸，猝不及防。面对着自己从一个朝廷大臣，顷刻之间变成了阶下囚这一残酷现实，毫无思想准备，内心也感到十分沮丧。在被押解北行的过程中，曾经几度欲投水自杀，都因御史台士卒看守而没有成功。

转眼过了长江，来到了扬州，这是苏轼第四次经过扬州，而且是作为一个罪臣经过扬州。

在此要特别介绍一下时任扬州知州的鲜于侁。

鲜于侁，字子骏，阆州人。宋仁宗景祐元年（1034年）进士，累官至集贤修撰。为官清正、干练，为诗平淡渊粹，擅作楚辞，有《诗传》《易断》等著述传世。

听说苏轼被捕，将押解回京，经过扬州。鲜于侁立即表示要见苏轼。御史台士卒板着面孔对他说：“你和苏轼是好朋友，平日往来有不少文字书信之类的东西，最好把它烧了，否则很可能为此而获罪。”鲜于侁却理直气壮地说：“欺君负友的事，我不忍心做。我和苏轼是老朋友，去看他是忠义之事，如果为这事而受处罚，我心甘情愿。”于是他冒着受牵连获罪的危险，去看望了戴着枷锁的苏轼。

鲜于侁刚直不阿，清正廉明，受到了朝野正直人士的一致称赞。尤其是在朋友受难之时，能不畏权贵，大义凛然，为朋友两肋插刀，在所不惜，更令人敬佩。（华干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