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雪了，路面变得有些湿滑。母亲弯腰帮女儿紧了紧衣领，又牵着她继续匆匆赶路。母女俩的衣衫都算不上厚实，行李也只有手提肩扛的几个包裹而已。
女孩圆圆的小脸被冻得有些发红，那双眼睛却灵动明亮。她一边走，一边好奇地打量着飞舞的雪花、吆喝的摊贩和街道两侧异国风情十足的建筑。
此时是1910年底，女孩名叫邓玉爱。不同于那个年代大多数深锁闺门的女孩子，只有6岁的玉爱已经跟母亲“行万里路”了——从家乡南宁，到繁华的广州、上海，再到北方的通商之埠天津。初至天津的玉爱还不知道，这座城市将成为她的第二故乡，以及她一生革命事业的起点。也是在这里，她改名叫“邓颖超”。
2024年2月4日，是邓颖超同志诞辰120周年。《环球人物》记者怀着对这位伟大女性的崇敬和缅怀，试图通过其身边人的讲述和对其历史足迹的探寻，还原一位明亮又坚毅、温暖又智慧的“小超”……
与母亲走南闯北
新中国成立后，邓颖超居住在中南海西花厅。她的卧室床头常年挂着一张与母亲杨振德的合影。邓颖超秘书赵炜先后在周恩来、邓颖超身边工作了37年，她告诉《环球人物》记者，邓颖超每晚就在这张照片的陪伴下入睡，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
在邓颖超人生的前20年里，母亲扮演了最为重要的角色。“她刚出生时，重男轻女的父亲要把她送人，是一向温和的母亲杨振德以命相搏，护了女儿周全。”
赵炜说，思想开明、追求进步的杨振德是邓颖超最早的启蒙老师。在她的教导下，邓颖超两三岁就开始识字背诗。故乡的庭院里有一株高大的木棉，春天时开得一片火红。聪慧的邓颖超常在杨振德充满母爱的目光中绕树玩耍，奶声奶气地吟诵“夜来风雨声，花落知多少”。
父亲在邓颖超3岁那年被流放至新疆，未待返乡便因病身故。从此，邓颖超与母亲相依为命。“除了伟大无私的母爱，杨振德没有任何财富来供养邓大姐，只能带着她颠沛流离。1910年，杨振德带邓大姐前往天津谋生。一间育婴堂需要医生，精通中医的杨振德在那里谋到了职位。育婴堂供给食宿，每月给10元零用钱，母女俩勉强可以维持生活。”赵炜说。
母亲的自立自强，给邓颖超以潜移默化的影响。当时的天津已开办了严氏女学、贞淑女学等女子学堂，邓颖超常能看到背着书包上学的女孩子，很是羡慕。但她知道母亲负担不起学费，便坚持自学。为了减轻母亲的压力，邓颖超还在育婴堂办的编织所里织布、绣花，有时候一天工作10个小时，能挣六七个铜板。
邓颖超（右）与母亲杨振德的合影。
动荡年代，机构常因经费短缺停办。杨振德换了许多工作，终于凑够学费，将邓颖超送入直隶第一女子师范（以下简称女师）附小念书。据当时的同学回忆，邓颖超“口才好，脑子好，功课好，作文总在八九十分以上”。
1915年，杨振德再次失业，母女俩只能织布为生。眼看读了两年书又要失学，邓颖超很焦急。她听说女师预科不要学费，但最小录取年龄为13岁，便虚报2岁去考试。她一考即中，以第三名被录取，一年后顺利升入女师本科继续学习。因为用功过度，邓颖超得了肺病，身体一直虚弱，但想到母亲终于不用再为学费发愁，她仍感到欣慰。
在多年的漂泊中，邓颖超跟着母亲接触了不少教育界的爱国进步人士。他们的言传身教，推动邓颖超在小小年纪就开始思考国家与民族的命运。
1916年11月8日，发动“护国运动”、起兵讨伐袁世凯的蔡锷将军不幸逝世，女师举办了一次杂文比赛，题目是《对于蔡松坡（蔡锷的字）先生逝世感言》。全校300多名学生的作品中，有4篇被选为优秀作品，其中一篇就是邓颖超的。
在这篇仅有500多字的作文里，邓颖超概述了蔡锷从“反对帝制”到“遽尔病逝”的生平，其中有“揭彰正义，共伐民毒”的讴歌，有“东望扶桑，薄海同哭”的伤怀，更有充满激情的救国宏愿：“望吾同胞从此上下一心，振起精神，谋国家之进步！”不仅如此，邓颖超还响亮地提出：“世事靡常，岂能一定，安知吾国异日不立于万国之上哉！”少女的爱国壮志，初露锋芒。
在女师，邓颖超用的名字一直是杨振德起的学名“邓文淑”。毕业前，班主任白眉初因邓颖超年龄最小却聪慧超群，取《论语》“文质彬彬，然后君子”之句，帮她改名为“颖彬”，又叫“颖斌”，希望她脱颖而出，早日成为巾帼英雄。邓颖超认为“颖斌”念来有些拗口，考虑再三，将“斌”改为“超”字。后来家喻户晓的名字“小超”，就这样诞生了。
“觉悟”于五四激流中
天津的周恩来邓颖超纪念馆内，陈列着一幅油画。画面中央的邓颖超站在高处，正挥舞着手臂进行讲演。头绑毛巾的老农、背着麻袋的苦工、穿着背心的幼童、梳着发髻的妇女……数不清的民众簇拥在她周围。头顶的天空黑云低沉，雨就要落下来了，可没人愿意离去。
邓颖超演讲的油画。
画面上的这一年，邓颖超只有15岁，校园外的世界在剧烈震荡。五四运动爆发了，学潮以最快的速度蔓延到紧邻北京的天津。过去长年被“遵守女德”“莫谈国事”束缚的女生们，提出“爱国不分男女”的响亮口号。1919年5月25日，以女师学生为主要力量的天津女界爱国同志会成立，邓颖超被选举为讲演队队长。
当时的讲演可不是我们今天所理解的文艺活动——国难当前，学生手无寸铁，讲演就等同于战斗。听众大多文化水平不高，邓颖超要用通俗易懂、引人入胜的方式向他们宣传爱国道理。她还常常深入市民家中，将社会变化讲给那些无法轻易出门的妇女听。一位叫李孟氏的妇女听后深受感动，典当了自己的衣服来印制爱国传单。
经过实践，邓颖超发现戏剧的教育效果更好，便组织同伴一起排演。剧本是女生们自己写的，分别是歌颂我国古代女英雄的《花木兰》和描写朝鲜义士刺杀日本首相伊藤博文的《安重根》。那时候男女不能同台演戏，邓颖超便反串“安重根”一角。大家在广东会馆演出，门票收入竟得了七八百元，对运动经费是很大的补充。
转眼到了这一年秋天。9月16日，20位男女青年聚集在一处青砖院落，宣布成立爱国进步团体觉悟社。男女社交刚刚放开，有的人不免拘束，邓颖超与所有社员都相识，便主动起身来一一介绍。经过讨论，大家一致同意，要“睁开眼看看是什么世界，沉下心想想怎样为人”；“先改造自己的思想，进而改造中国”。社员们抓阄决定代号，邓颖超抽到了1号，化名“逸豪”。
社员中还有一位大名鼎鼎的、抽到了5号的“伍豪”，就是周恩来。年少的邓颖超与周恩来并不陌生，早前排演话剧时，有丰富经验的周恩来就指导过她。巧合的是，周恩来总是男扮女装，邓颖超则总是女扮男装。
“这种的团体可以说是天津的小明星……会员是天津学生界中最优秀、纯洁、奋斗、觉悟的青年……”如今，走进天津三戒里4号的觉悟社纪念馆，便能看到百年前北京《晨报》的这段报道。觉悟社之突出，可见一斑。
1919年9月16日，天津爱国进步团体觉悟社成立。这是部分社员合影，前排右三为邓颖超，后排右一为周恩来。
与多位优秀的哥哥姐姐同行，邓颖超的光芒并未被掩盖。她既学会了发动舆论、组织群众，又学着广交朋友，团结各界共同进行救国斗争。
10月10日，天津又发生了一件大事：4万多名学生、市民和各界人士在南开学校操场集合，举行天津历史上第一次声势浩大的国民大会。
觉悟社社员谌志笃被推为大会总指挥，周恩来、邓颖超等被推为大会主席团成员。邓颖超带领女学生和童子军站在队伍最前列，手上拿着以竹竿串起的小旗——这是大家讨论后作出的精心安排，万一与当局发生冲突，竹竿可作为武器。
会后，群众按计划举行示威游行，遭到数百个武装警察阻拦。邓颖超带领女生队伍冲锋在前，挥动竹竿奋力抵抗。据当时的《益世报》报道，警察用枪托凶猛殴打，邓颖超“被伤吐血”。紧急关头，学联宣传队开来大卡车，学生们里外夹攻，冲破了警察的包围圈。
学生运动的成果让邓颖超欢欣鼓舞，但一些消极面也令她忧虑。于是，她奋笔疾书，在1920年1月的第一期《觉悟》杂志上发表了文章《为什么……？》。
“……但是现在多数学生，觉得自己有点学问，装饰得新奇一点，觉得算是社会上特殊的人了。于是见了那无知识的、贫穷的、乡下的同那劳动界一般苦同胞们，简直就不愿意理睬……我要问我们这些学生，受的是高等教育，唱的什么‘平等’、‘博爱’、‘互助’，难道连自己的责任同做人的意义，还不知道吗？大家想想究竟为什么看不起人？”从“为什么看不起人”到“为什么要沾染恶习”“为什么要有华丽的装饰”“为什么不照着他的话去实行”，邓颖超思考着、批判着，并在实践中不懈地改造着自己与社会。
这期杂志出版没多久，周恩来等人因请愿被捕。过了3个月，眼见当局企图用“拖”来消磨大家的斗志，被捕代表秘密联络，决定发动绝食斗争。
爱国何罪，竟要遭此涂炭？邓颖超建议，要代替代表们绝食，向当局施加压力。建议被采纳了，连同邓颖超在内的24名青年结伴来到警察厅大门前，当面同厅长杨以德理论。杨以德被逼得无话可说，只得安排被捕代表和邓颖超他们见面。
回到学校后，邓颖超一边忙着为狱中战友聘请律师，一边还领导了一场争取爱国权利的斗争。
5月7日是日本强迫袁世凯政府承认“二十一条”的“国耻纪念日”，女师学生决定全体参加“国耻纪念大会”。邓颖超代表全体同学和校长齐璧亭交涉，要求学校5月7日放假一天，但思想保守的齐璧亭就是不答应。第二天，400多名女生干脆直接罢课，齐璧亭气得下令开除全体学生，要求她们当日就搬离学校。邓颖超一边为大家协调住处，一边联系社会各界人士寻求帮助。最终，在社会舆论的支持下，学校不得不收回成命。
在赵炜看来，邓颖超称得上是一位“出类拔萃的战士”。“邓大姐勇敢刚毅、自强自立的特质，令她在五四运动的激流中脱颖而出。”她说。
“女星”冉冉升起
1920年，邓颖超毕业了。她到北京工作了一段时间，又回到天津，应女师前学监马千里之邀，到新创办的达仁女校任教。
邓颖超承担一年级的教学工作。她深知儿童是国家的未来，不仅仅传授其知识，更要培养其爱国情怀。“五一”国际劳动节，她给孩子们讲工人如何反抗剥削压迫；五四运动纪念日，她给孩子们讲自己参加斗争的情景；“五七”国耻纪念日，她告诉孩子们，袁世凯为了换取日本对其复辟帝制的支持，竟然与日本签订了旨在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
马千里的小女儿马翠官时年6岁，是邓颖超的学生。她回忆，邓颖超不是“按课本一个字一个字地教”，而是通过简单有趣的小故事或图画引出教学内容。她常常引导大家复述，讲得好时给予鼓励，孩子们“学得很有兴趣”。
1922年，直系军阀吴佩孚控制北京政府。黎元洪复任大总统，为了装点门面，宣布召开议会，制定宪法。各大城市掀起妇女参政的热潮，天津妇女也在筹备成立参政请愿团。
邓颖超受邀参加筹备会。面对一些来宾的反对声，她抓住其中漏洞有力驳斥：“如果按照适才冯先生所说，女子教育不普及，纵然争得参政权也无用。然而，我们现在若不争，后来姐妹也不争，从此无人去争，再过二千年，此事也不能实现！我们现在不是为自己争，是为后来的千千万万姐妹争取平等的权利。”
邓颖超不愧是五四时期的讲演队队长，一番话结束，全场响起热烈的掌声。11月，女权运动同盟直隶支部成立，邓颖超当选为支部评议委员。
这期间，邓颖超自己的思想也在不断发展进步。她经常阅读《新青年》《中国青年》等书刊，接触和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开始树立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她认识到，妇女问题是社会问题的一部分，必须把妇女解放运动和被压迫阶级的解放斗争密切联系起来。
1923年，邓颖超和觉悟社社友、达仁女校同事们成立了女星社——大家希望它像明亮的星星，照耀中国妇女运动发展的前途。
1923年，女星社创办妇女补习学校。这是邓颖超（前排右三）和学校师生在开学典礼上。
在女星社编辑出版的《妇女日报》的创刊号上，邓颖超发表了诗作《实践之灯》。“掌着《实践之灯》的我们，将用那鲜红的热血，一点点，一滴滴地渲染在我们前进的道路上……”勇于实践，反对空谈，脚踏实地，这是女星社的风格，也是邓颖超一生的风格。
女星社成立的第二年，天津发生了一桩耸人听闻的血案：富豪张致和虐待妻子赵氏致死，还企图通过行贿逃脱法律制裁。邓颖超协调社员们会同记者前往现场调查，并组织“赵氏昭雪委员会”，在《妇女日报》上连续刊登文章，揭露事实真相。最终，法庭按律处理，判处张致和极刑。
《妇女日报》是当时中国唯一的一张专门讨论妇女问题的报纸，邓颖超先后任编辑和代理总经理。除此之外，女星社还出版《女星》期刊。这些刊物一方面大量发表女性遭受封建压迫的事实材料，唤起社会注意，一方面引导广大女性关心国家大事，积极参与反帝反封建斗争。
从小随母亲辗转谋生的邓颖超知道，妇女解放的基础既包括自由的思想，又包括自立的能力。因此，女星社创办了天津女星第一补习学校，学制一年半，以“援助失业妇女，授以相当知识及简易技能，使其自谋生活”。学校前后招收了70多名女学生，邓颖超担任教务长。她不仅负责学校的经费筹措、日常管理，还介绍毕业生到天津劝业场等商店去工作。后来，女星社又创办女星星期义务补习学校，以中下层家庭妇女为对象，学制一年，学费免收。
如果说1919年，15岁的少女邓颖超在觉悟社中是个活跃的小妹妹，那么到了1923年，树立了共产主义信仰的青年邓颖超，已是女星社这个进步妇女组织的核心了。
1923年，女星社举行演剧募捐活动，为补习学校筹措经费。这是邓颖超在《新闻记者》中饰演男角的剧照。
“信里谈的是革命”
邓颖超把主要精力放在了女星社，但仍然同觉悟社的社员们保持紧密联系。一些社员远赴欧洲勤工俭学，邓颖超便通过书信与他们交流。正是在女星社成立的这一年，邓颖超同远在法国的周恩来确立了恋爱关系。
周恩来的侄女周秉德告诉《环球人物》记者，觉悟社刚成立时，社员们曾经约定不谈恋爱、不结婚，免得影响工作。而邓颖超目睹周遭妇女，特别是觉悟社好友张嗣婧婚后的不幸遭遇，对婚姻更是有抵触心理，在路上碰到花轿，都会觉得“这个妇女完了”。
张嗣婧迫于家中压力出嫁，在婆家饱受苛责，于病痛中抱憾离世。邓颖超发表多篇文章，悼念好友并发表独立宣言。她号召：“新人生，新事业，新天地，新光明，全是凭人的力量，人的努力，和勇敢创造的精神去寻求开垦得来的，不是天赋的，不是命定的。亲爱的姐妹们，起哟！作一个真独立的‘人’吧！”
邓颖超对婚恋的态度为何发生了变化？在周秉德看来，伯父伯母是“根据他们的革命事业和共同理想相爱的”。“伯父早年在法国留学，给伯母写了很多信，其中有一张明信片印着李卜克内西和卢森堡画像，伯父写道：‘希望我们两个人将来，也像他们两个人一样，一同上断头台。’这可是情书啊！你们能想象吗？”周秉德说。
这样的情书在今人看来可能颇为激进，胸怀壮志的邓颖超却恰恰能够欣赏其中的浪漫。杨振德建议邓颖超等周恩来回国后再考虑恋爱问题，但这一次，邓颖超罕见地没有听母亲的话。
两人通信，谈的多半还是家国前途。邓颖超后来如此评价她和周恩来之间的信：“可以说是情书，也可以说不是情书，我们信里谈的是革命，是相互的共勉。”
1925年，五卅运动席卷全国，推动邓颖超驰骋于更广阔的政治舞台上。此时，她已经成为中国共产党党员，并担任中共天津地委妇女部长。在党的领导下，她的斗争艺术更趋成熟。
6月14日，天津各界联合会发动游行示威，当选为联合会主席团主席的邓颖超走在队伍最前面。到了省公署，升官当了省长的杨以德听到“老对手”邓颖超来了，避而不见。队伍又前往督办公署，督办李景林迫于压力，同意了联合会的爱国要求。
邓颖超的领导能力与她在天津民众中的巨大声望，使得反动当局又恨又怕，于7月初悍然发出通缉令。党组织决定让邓颖超火速离开天津。
自1910年到1925年，除了在北京待了2年，邓颖超在天津生活了13年，真是热土难离！何况母亲还在这里。在过去的岁月里，母亲担忧时局的变化，又揪心于她的安危，但从未反对她从事革命事业。母女俩相依为命21年，头一回面临分别。
为了国家，邓颖超纵然有千言万语，也只能将其藏在心中。这一天，穿上灰布衣裤、装扮成普通家庭妇女的她，郑重地告别了母亲，在战友们的目光中，登上了南下广州的火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