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在以中国式现代化为基石的人类文明新形态中，孝德文化的传承需要应对“少子社会”“单身社会”“独异性社会”“倦怠社会”等新的问题。其应该从个体出发，超越传统家庭范围，进入社会责任领域，表现出充分的社会信任感。新的孝德文化框架三个层次分别是亲缘性、社会性和主体性，其伦理学基础应从传统规范伦理学转化为美德伦理学，同时在社会领域配置基于信任而产生的“专家系统”，变革传统“移孝作忠”为“移孝作信”，进而为人类文明做出贡献。
“孝德”是中华文化的核心元素之一，《孝经·开宗明义》即言，“夫孝，德之本也，教之所由生也。”同时，“孝”也被认为是政治得以建立的核心，“孝治天下”的观念自汉代以来就受到主流的认可。进入新时代，在对中华传统文化进行必要的扬弃的基础上，重新思考“孝德”的当代性，显然已有不同。中国式现代化展现了人类文明新形态，“孝”在何种意义上值得提倡？“孝德”文化何以能够成为符合人类文明发展方向兼具世界文明之精华的文明特征？孝德文化何以能够助力共同富裕建设，使社会呈现更美好的一面？
两个问题：孝德文化的新语境
在古代，“孝”首先是一个伦理概念，随后成为道德与品性。《论语》说，“孝悌也者，其为仁之本与”，讲的就是个体之所为人的本义。因此，多数人是从个体修养和人生境界的角度来谈“孝”的。如北宋程颐说：“性命孝弟只是一统底事，就孝弟中便可尽性至命。”在他看来，尽性至命“必本于孝弟”，即是可从孝悌中求得性命之理，在个体修养中达到至高的人生境界。这种诠释，既有社会基础，又有提升空间，既可广被百姓，又有助于君子修为，长期被认为是“孝德文化”的典范意义。但是，随着中国进入全球语境中，这种专注个体意义上的“孝德文化”至少在两个层面上遭遇了前所未有的冲击。
上虞区教体局近年来为少年儿童编印、出版的《为了孩子》、《孝德花开》、《孝德教育》和《孝德故事》等弘扬孝德文化书籍多达30多种。 (上虞教体局供稿)
一是“原生家庭批判论”。原生家庭（family of origin）是指个体出生后被抚养长大的家庭，它是个体生理、心理、情绪情感等经验学习的最初场所。在传统孝道的视野中，这一场所具有天然的合法性，而其内在的复杂则被忽视，或较少得到讨论，部分负面问题基于“亲亲”原则，“父为子隐，子为父隐”1。可是，进入现代社会，原生家庭的负面影响广受重视。诸如以“为何家会伤人”“为何爱会伤人”等为主题的心理学通俗读物出现，对原生家庭的不满、警惕，甚至控诉、叛走现象在社会上获得部分认可。
二是与之相关的“世界公民赞颂论”。世界公民（global citizen）本意是指不止关心自己的社区和国家，也关心世界上其他地方的事情的人。但在全球化时代，它还可以用来指代那些迎合所谓全球价值观的所谓“精英”。对于他们来说，“孝”背后那种基于血缘的地缘关系，本就该被打破，离开父母，制造空巢老人并不具有道义上的非法性，“常回家看看”也不天然具有道义上的合法性。与传统“父母在不远游”相比，无尽的远方，乃至远方的社会正义、环保、移民问题等，都更具吸引力。他们的道德优越感是建立在对传统伦理观念的摒弃基础上的。
上述两个问题，分别从家庭内部和社会外部两个角度冲击了传统“孝道”的生存语境，这种状况并非晚近以来才出现。面对新的语境，孝德文化要完成两个层面的转型：一是在伦理学基础中纳入心理学基础，二是从个体修养指向转为社会稳定指向，从而注入新的内涵，以回应上述两个问题。
上虞中小学生广泛开展孝爱教育活动，图为演出自创小戏《曹娥的故事》。（刘育平 摄）
风景秀丽、设施齐全的上虞养老中心（刘育平 摄）
一个现实：孝德文化的新内涵
为什么孝德文化在当代会遭遇上述问题？有一个极为突出的因素是我们正在进入老龄社会——国家统计局2022年1月发布国民经济运行情况显示，2021年中国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超2亿人，占总人口比重14.2%，而按联合国标准，65岁以上人口占比超过7%即为“老龄化社会”，14%以上为“老龄社会”，超过20%为“超老龄社会”。因此，在2021年底，中国已进入了“老龄社会”。
在老人变多的显性事实之后，更为潜在的事实是孤独社会。“老龄社会”与“孤独社会”是一体两面的关系。无论“少子社会”“单身社会”，还是“独异性社会”“倦怠社会”，直接表现就是出生率下降，老年人增加，“丁克族”“一人户”“单身家庭”越来越多。此外，由于智能互联时代的快速到来，知识爆炸已成常态，老年人的人生经验无法有效地支撑青年一代的成长，“家有一老如有一宝”的观念已被很多人抛弃，加之人类平均寿命延长、全球化带来的代际分离愈发普遍，老年人的生存状态普遍堪忧：空巢老人、临终关怀、养老服务等都是热议话题。一句话，传统以家庭为单位的社会如何持续发展已成难点。
为应对这一现象，2015年上海发布《老年友好城市建设导则》，2022年国家发展改革委发布养老服务体系建设督查激励推荐名单，南京、合肥、福州、青岛、驻马店、武汉、广州、南宁、重庆九龙坡、西安共10座城市入选。2022年4月，浙江省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重点工作推进例会上，时任袁家军书记提出了“浙有善育”，就是要“系统探索破解不愿婚、不想生、不能生、养不起、教不优等群众关注的共性问题”。而正因为此，“孝德文化”应有新的内涵。
它不只是自古以来便是“孝”之核心的“奉养父母”——这一旧内涵在传统社会中以“养儿防老”的社会普遍观念，曾极大地促进了家庭和睦、社会稳定与人口增长。但是，在子女离开父母已经成普遍现实的今天，“孝德文化”应转化为一种更为广阔的思路，即强调作为社会个体的人的主体责任和彼此信任。
传统意义上的“孝”与责任相关，它是为人子的基本义务；而当代意义上的“孝”与责任相关，又超越责任意识，它不是要把子女与父母绑定在一起，而是要更加广阔地把子女与全社会绑定在一起，尤其与养生丧死、慎终追远的老年关怀、死亡教育关联在一起，把个人的自我成长与每一个生命、每一段因缘、每一次相遇、每一种陪伴的珍贵、审慎关联在一起。倡导“孝”不是吴虞认为的制造顺民，消磨人的主体性。恰恰相反，倡导“孝”是张扬人的主体性，这一主体性的内核是责任感，是我应该承担的奉养父母（事亲）责任，应该承担的参与社会维护主流价值（事君）责任；其表现是信任感——孝德文化进入社会层面，内涵就从个人义务转化为社会信任。一个懂得孝的人，总是值得信任的。这在古代可以转化为政治基础，即“忠孝合一论”：求忠臣必出于孝子之门。而在今天，它与政治的关联早已断裂，与社会的关联却有待重新链接。
加拿大学者雅各布斯在谈到当代城市社会时高度关注街道上的“公共接触”，诸多微小行为构成了社会信任，如“从杂货店里得到一个建议，向报摊主提供一个建议，在面包房与别的顾客交换主意，向门廊边喝可乐的两个男孩点点头，在等着被叫唤去吃晚饭时向女孩子们瞧上一眼，告诫孩子们注意他们的行为。”2在这里，以社会信任为内涵的“孝德”溢出了家庭范围，成为维护当代社会稳定的重要价值观，而其表现形式则可以是临终关怀、社会工作、养老服务等多种公共存在，最终形成社会的整体信任。
三个层次：孝德文化的新框架
传统“孝”的进路有三个层次：“始于事亲，中于事君，终于立身”，其核心是“父母”，逻辑是两段论的“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孝之始也；立身行道，扬名于后世，以显父母，孝之终也”。（《孝经》）这种经典诠释，把“孝”框定于家庭之中，是“子女—父母”的二分法。而在新时代的孝德文化中，这一框架有所变更，在家庭之外的社会，需要进入“孝”的核心。
新的孝德文化框架三个层次应是“始于事双亲（亲缘性），中于事社会（社会性），终于成君子（主体性）”。它把对父母的奉养，转化为对全社会、全人类的认可，尤其是对下一代的关怀和对上一代的关切，在这一基础上，形成自我的主体（责任）意识。也就是说，以“尊老育幼”为代表的社会参与、社会关怀和社会信任，是新时代孝德文化的核心元素，其两段论逻辑是“家庭-社会”。
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侍奉双亲，以成家庭，孝之始也；
立身行道，善育后人，关怀长者，以成社会，孝之终也。
就内涵发展看，这种扩展论的“孝”诠释不是对传统“孝”诠释的彻底颠覆。姑且不论《孟子》“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的观念，最明显的是有宋一代的理学家，他们对《孝经》的评价普遍不高，朱子还著有《孝经刊误》。3而从朱子来看，他已有扩展论的思路，如其说舜帝“大孝”，“人能孝能弟，渐渐和于一家，以至亲戚，以至故旧，渐渐通透”4，这“非止一身一家之孝而已，此所以为大孝也。”5也就是说，“孝”不仅“和于一家”，更可“和于天下”。张载为这一社会伦理意义提供了哲学基础，即《西铭》开篇：“乾称父，坤称母；予兹藐焉，乃混然中处。……民，吾同胞；物，吾与也。”
根本转型：孝德文化的新指向
就朱子“以孝而和”的思路来说，当代“孝德”文化的伦理学基础应该从传统规范伦理学（normative ethics）转化为美德伦理学（virtue ethics）。
传承尊老敬老新风，寺前村为十对金婚老人举办祝贺活动。（刘育平 摄）
老年节，村书记向老人们致以节日的问候，并发送红包。（刘育平 摄）
在传统文化里，“孝”作为规范伦理有强烈的秩序感。在社会现实中，《北齐律》《开皇律》《唐律》都对“不孝”做了定罪；在思想观念中，道教和佛教中，都有“不孝”遭报应的描述。6也就是说，在古代，“孝”是以规范为主要表现形态的。这与先秦儒家论“孝”基于情感原则很不同——“汝安，则为之”是孔子论孝的底层逻辑。《论语·为政》记载了三位弟子问孝。一是子游问“孝”，孔子答之以“敬”，他说：“今之孝者，是谓能养，至于犬马，皆能有养，不敬，何以别乎？”；二是子夏问“孝”，孔子答之以“色”，他说：“色难。有事，弟子服其劳；有酒食，先生馔，曾是以为孝乎？”朱子注曰：“事亲之际，惟色为难耳，服老奉养未足为孝也”。三是孟懿子问孝，孔子答之以“无违”。三处核心都是自我的内心感受——这一传统理应得到继承。
也就是说，孝德文化需要从社会的外在规范转向个人内在的美德。在美德伦理的视野中，基于心理学而产生的人格是品德的外在表现。“德”字从心，《说文解字》言：“德，外得于人，内得于己也”。这说明，一个人的品德是由内、外影响因素决定的。因此，原生家庭有其重要意义，但如果认为一个人的品德完全是由原生家庭决定的，就放弃了“内得于己”的重要性。海德格尔说：“人从事什么，人就‘是’什么”；7萨特更直白地说：“人不外是由自己造成的东西。这就是存在主义的第一原理。8”新时代的孝德文化作为人类文明新形态，需要牢牢把握“人”的核心地位，将其内心感受与情感原则作为“孝德文化”的本位，促使人可以在“行孝”的过程中更加深刻地感受到自我的主体性（自由感），而非束缚性（规范性）。原生家庭对个体有必然的影响，如果影响负面居多，子女应该以其主体性对外在环境（如交友、工作、心理咨询等）进行选择来扭转。
这需要社会配置相应的基于社会信任而产生的“专家系统”（expert system），如家庭咨询中心、社工组织、居家养老中心等，配合“孝德文化”的当代性转化，从而使其具有实现人民精神富足和可持续发展的“全要素文明”意义。在现代社会中，这种社会专家系统缺失后可能导致人道主义或称“孝德”灾难。如好莱坞电影《小丑》（2019）中，哥谭市削减了社会部门的预算，失去了社会调节辅助的小丑亚瑟回家之后用枕头闷死了自己的母亲。此外，“世界公民赞颂论”也需要强化外在社会认识，构建一套“专家系统”来加以应对，如对新乡贤、侨乡等社会主体的塑造与宣传，强化“乡愁”的情感属性。
总之，“孝德文化”需要超越规范伦理学和个体修养层面进入社会系统中，强化社会信任，维系社会情感，为建构共同富裕美好社会提供伦理学基础。这一转化变革了传统“移孝作忠”的枢纽意义。后者置换的两层关系是“家”（父母）和“国”（君王）。而在新时代的语境中，孝德文化的枢纽意义需要置换的是“个体”（包括家庭、家乡）和“社会”（包括国家、种族）。朱子曾总结说：“孝者，百行之源，只为他包得阔故也。9”今天讨论“孝德文化”的当代性，也应从“包得阔”出发，摒弃狭隘的事亲观，转而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和人类可持续发展为诉求，使孝德文化呈现出新形态。
作者简介：
林玮，浙江大学传媒与国际文化学院院长助理，影视艺术与新媒体学系主任，副教授，博士生导师。
注释：
[1]古人论孝，言及父母者，主要在于面对父母之过，人子如何处理上。在《仪礼经传通解》中，朱熹的观点是：“犯颜而谏，使父母不说，其罪轻。畏惧不谏，使父母得罪于乡党州闾，其罪重。二者之间，宁可纯孰殷勤而谏，若物之成孰然，不可使父母得罪。”载《朱子全书（第2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版，第144页。此外，还有不少讨论集中在孔子所言“三年无改于父之道”上，钱穆认为“父之道”主要指处理家庭日常事务的方法，参见钱穆：《论语新解》，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6年版，第16页。
[2]简·雅各布斯：《美国大城市的死与生》，金衡山译，译林出版社2005年版，第59页。
[3]冯兵：《朱子论“孝”》，《哲学研究》2021年第1期。
[4]《朱子全书（第14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版，第686页。
[5]《朱子全书（第6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版，第351页。
[6]周赟：《执古御今：传统文化的现代转型初探》，中华书局2020年版，第176-177页。
[7]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陈嘉映、王庆节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6年版，第276页。
[8]萨特：《存在主义是一种人道主义》，周煦良、汤永宽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8年版，第11页。
[9]《朱子全书》（第15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版，第1100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