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在现存中国古代楷书墨迹中，东晋佚名所书《曹娥诔辞》卷是署年最早的小楷作品之一，弥足珍贵，自古以来为世人所宝。同时，此卷书心所存《曹娥碑》全文写于东晋“升平二年”（358年），去古未远，是目前所见《曹娥碑》最早录文，对于《曹娥碑》的流播至为关键，籍此，我们得以与其他时代较早的有关文献互校，追寻其事本源。
东晋佚名《曹娥诔辞》卷绢本楷书，纵32.3厘米，横54.3厘米，现藏于辽宁省博物馆。
东晋佚名《曹娥诔辞》卷，书心绢本，墨书楷体，纵32.3厘米，横54.3厘米，现藏于辽宁省博物馆，因卷末署“升平二年”款，故又名《升平帖》1。谛审卷中字体，结字多为扁方，显系脱胎于三国时期曹魏重臣钟繇(151年～230年)之楷体间架；同时，行文间或有字体呈现修长体势，是当时正处于书体转变时期之显著特征。且凝神玩味卷中墨书用笔，磔笔犹存隶体笔意，而其余笔画与今楷已基本一致，以其他相关文字材料相校可知，此书卷乃典型东晋书风：神气内敛，风骨清劲。古今鉴赏者，如北宋黄伯思、元郭天锡均考订此卷乃书圣王羲之亲笔2。
在现存中国古代楷书墨迹中，东晋佚名《曹娥诔辞》卷是署年最早的小楷作品，弥足珍贵，自古以来为世人所宝。南朝萧梁时期内府鉴藏名家满骞、唐怀充、许僧权，唐冯審、卢同、韩愈、怀素，北宋黄伯思，南宋韩侂胄、贾似道、赵兴懃，元郭天锡、赵孟頫、乔篑成、柯九思、虞集，明韩世能、王锡爵及清王时敏、沈荃、高士奇等众多文人名士均在卷上签署留款；南宋高宗赵构、清康熙玄烨亦侃侃不吝美言；现代著名杂文家、政论家、新闻工作者邓拓(1912年～1966年)行书“晋人书小楷曹娥诔辞碑真迹”题签；卷上钤南宋高宗“损斋书印”“御书”，元文宗奎章阁“天历之宝”“赵孟頫印”，明韩世能“韩世能印”，清乾隆“乾隆鉴赏”“石渠宝笈”及“宣统鉴赏”等59方鉴藏印鉴；南宋初年，此书卷即存于绍兴内府，后历经辗转、流散，清代入藏内府，乾隆十年《石渠宝笈》初编告成，著录于第十三卷之首。清亡，溥仪携此书卷至长春伪宫，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战胜利后，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截获，1952年入藏东北博物馆（今辽宁省博物馆）。
东晋佚名《曹娥诔辞》卷，累世递藏，流传有序，世间珍稀，于文物而言，堪称煊赫名品！同时，此卷所书《曹娥诔辞》，所述之事在古代中国曾产生深远影响，长久以来更被奉为“孝德”文化之楷模。
序下实录东晋佚名《曹娥诔辞》卷书心全文，以备详核3：
孝女曹娥碑：
孝女曹娥者，上虞曹盱之女也。其先與周同祖，末胄景沉，爰來適居。盱能撫節安歌，婆娑樂神，以漢安二年五月时，迎伍君逆濤而上，為水所淹，〔不得其屍〕。時娥年十四，號慕思盱，哀吟澤畔，旬有七日，遂自投江死。經五日，抱父屍出。以漢安迄於元嘉元年，青龍在辛卯，莫之有表。度尚設祭之，誄之辭曰：
伊惟孝女，曄曄之姿。偏其反而，令色孔儀。窈窕淑女，巧笑倩兮。宜其家室，在洽之陽。待禮未施，嗟喪蒼伊何？無父孰怙！訴神告哀。赴江永號，視死如歸。是以眇然輕絕，投入沙泥。翩翩孝女，乍沉乍浮。或泊洲嶼，或在中流。或趨湍瀨，或還波濤。千夫失聲，悼痛萬餘。觀者填道，雲集路衢。流淚掩涕，驚慟國都。是以哀姜哭市，杞崩城隅。或有尅面引鏡，剺耳用刀。坐臺待水，抱樹而燒。於戲孝女，德茂此儔。何者大國，防禮自修。豈況庶賤，露屋草茅。不扶自直，不鏤而雕。越梁過宋，比之有殊。哀此貞厲，千載不渝。嗚呼哀哉！辭曰：
銘勒金石，質之乾坤。歲數曆祀，丘墓起墳。光于〔后土〕，顯照夫人。生賤死貴，義之利門。何長華落，凋零早分。葩豔窈窕，永世配神。若堯二女，為湘夫人。時效髣髴，以招後昆。
漢議郎蔡雍聞之來觀，夜闇手摸其文而讀之。雍題文云：黃絹幼婦，外孫齏臼。又云：三百年後碑冢當墜江中，當墜不墜逢王叵。昇平二年八月十五日記之。
上录东晋佚名所书《曹娥诔辞》，即《曹娥碑》文，所述之事亦见于当时有关典籍记载：
晋虞预（约285年～340年）《会稽典录》记：“孝女曹娥者，上虞人，父盱，能抚节按歌，婆娑乐神，以五月五日迎伍神，为水所淹，不见其尸。”
南朝宋范晔（398年～445年）《后汉书·列女传》载：“孝女曹娥者，会稽上虞人也。父盱，能弦歌，为巫祝。汉安二年五月五日，于县江溯涛婆娑迎神，溺死，不得尸骸。娥年十四，乃沿江号哭，昼夜不绝声，旬有七日，遂投江而死。至元嘉元年，县长度尚改葬娥于江南道傍，为立碑焉。”
将东晋佚名所书《曹娥诔辞》与上引《会稽典录》及《后汉书·列女传》文句互校，稽考文中所述，其事大略如下：
东汉汉安二年（143年）五月五日，上虞人曹盱于舜江迎潮神伍子胥，落入水中，生死未卜。时其女曹娥年方十四，于江畔寻父十七日，未果，旋即投江而死。东汉元嘉元年（151年），上虞县令度尚改葬曹娥于江南道旁，并命弟子邯郸淳敬撰诔辞刻石，即所谓“曹娥碑”，以彰孝烈4。后东汉名臣蔡邕(133年～192年)来访，并于碑阴题八字：“黄绢幼妇，外孙齑臼。”又南朝宋刘义庆《世说新语·捷悟》记：曹操曾途经曹娥碑，见碑阴蔡邕所题“黄绢幼妇，外孙齑臼”八字，便问杨修是否晓得藏文之意，最终“绝妙好辞”成为中国古代几百年才解第一谜底。综合上述种种记载，确证曹娥投江殉父一事为真。且知三国时期，曹娥碑石尚在。惜风雨千年，东汉元嘉元年（151年）上虞县令度尚所立曹娥碑石于北宋之时已失，不知所踪，今存浙江上虞曹娥碑石，系北宋元祐八年（1093年）由北宋名臣蔡卞（1048年～1117年）重书。
浙江上虞曹娥碑石，系北宋元祐八年（1093年）由北宋名臣蔡卞（1048年～1117年）重书（刘育平摄）（藏于辽宁省博物馆）
通览典籍所记《曹娥碑》全文，以唐人辑《古文苑》中保存为时代最早；石刻《曹娥碑》全文除北宋蔡卞所书外，南宋初年，石邦哲摹刻辑入《博古堂帖》（《越州石氏帖》），权相韩侂胄（1152年～1207年）收藏时期又摹勒上石，后併入《群玉堂帖》传世。分而言之，北宋蔡卞所书曹娥碑与《越州石氏帖》《群玉堂帖》所勒，系书丹刻石，且蔡卞所书为行楷；而东晋佚名所书《曹娥诔辞》则以楷书入纸。同时，两类碑文中某些对应用字亦有不同，如前者“载沉载浮”“飘零早分”，后者则分别作“乍沉乍浮”“凋零早分”。类此差异，应是所处时代用字规范及书法风貌不同所致，其中或许存在辗转传世之讹误。相对而言，东晋佚名所书《曹娥诔辞》卷书心所存《曹娥碑》全文写于东晋“升平二年”（358年），去古未远，是目前所见《曹娥碑》最早录文，对于《曹娥碑》的流播至为关键，籍此，我们得以与其他时代较早的有关文献互校，追寻其事本源。同时，作为墨迹，东晋佚名所书《曹娥诔辞》卷真实呈现了东晋时期的楷书风貌，相比上列其他石刻而言，无疑更胜一筹，正如南宋高宗赵构所言：“虽不知为谁氏书，然线劲清丽，非晋人不能至此。5”沈尹默亦云此书卷，“如损斋所评线劲清丽，则毫无愧色。我觉在小楷书中，能如此宽稳多风致，实所罕见”6。
曹娥庙大殿（刘育平 摄）
于成龙在上虞博物馆《曹娥诔辞》碑展区
东晋佚名《曹娥诔辞》卷，作为一件珍贵文物，我们在品鉴其书法风流清劲之时，更应审视其所承载的文化内涵，而这些文化内涵恰是中华民族传统的根基。睹物思人，曹娥投江寻父一事，在当时影响极大，正如《曹娥诔辞》所咏“千夫失聲，悼痛萬餘。觀者填道，雲集路衢。流淚掩涕，驚慟國都”。世人为其感动，改“舜江”为“曹娥江”，以示景仰。据《上虞县志校续·度尚传》记载，东汉元嘉元年（151年），上虞县令度尚在为曹娥树碑同时，又建“曹娥庙”。南朝齐、梁时期，陶弘景(456年～536年)在《与梁武帝论书表》中，曾提及王羲之作品，流行于当时的有《黄庭经》《曹娥碑》等真迹，是知王羲之亦为之动容，曾亲笔《曹娥碑》。后世历代封建帝王对曹娥极尽褒扬：宋大观四年（1110年），封“灵孝夫人”；政和五年（1115年），加封“昭顺”，淳祐六年（1246年），复加“纯懿”；元至元五年（1339年），加封“慧感夫人”；明洪武八年（1375年），命官奉敕祭奠，诚意伯刘基撰诔文；清嘉庆十三年（1808年），敕封“福应夫人”；清同治四年（1865年），加封“灵感夫人”，慈禧太后懿旨赐“福被曹江”匾额；民国年间，蒋介石、林森、熊希龄及于右任等军政要员均题赠匾额、楹联。自东汉元嘉元年（151年）曹娥庙始建，至1985年，其间1800余年屡遭劫难，几度损毁，几度重建。1985年，曹娥庙经重修开放，其建筑恢宏，布局严谨，并以雕刻、楹联、壁画及古碑“四绝”享誉海内外，冠有“江南第一庙”之美名，2013年3月被列入第七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图三）。
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上虞曹娥庙，被誉为江南第一庙。（刘育平 摄）
国之瑰宝——曹娥碑（刘育平 摄）
殊荣备至，集于一身。曹娥投江寻父，历代均将其作为“孝德”文化之楷模，万世荣光！“曹娥投江”所体现的“孝德”缘于其凸显中华民族重视血缘亲情，注重感恩至极，甚至为尽孝而“奋不顾身”。《曹娥诔辞》中“葩艳窈窕，永世配神。若尧二女，为湘夫人”所云，上虞地区不仅将曹娥作为“孝女”楷模，甚至将其祀为“水神”，由人格上升至神格。《礼记·祭法》：“夫圣王之制祀也，法施于民则祀之，以死勤事则祀之，以劳定国则祀之，能御大灾则祀之，能捍大患则祀之。”《孝经》中有，“子曰：吾志在春秋，行在孝经。是知孝者，德之本欤。”中国古代对曹娥孝德之高度尊崇，隐含着以孝治国、家国同构的社会管理思想，为家尽孝奋不顾身，方能为国尽忠而奋不顾身。端午节是中华民族传统节日之一，由古至今，在我们心目中，足以配祀“端午节”的人杰分别是：屈原、伍子胥与曹娥。而曹娥得以与屈原并行，深受后人顶礼追思，应缘于其寻父投江奋不顾身的贞烈，始终拨动着我们民族亘古以来始终所秉承“亲亲、尊尊”信念的心弦。
中国民间文化把歌颂至死不渝忠贞爱情的“梁祝”视为精神瑰宝，如今却把“曹娥投江”简单划为“愚孝”则有失偏颇，世界上唯一没有中断的中华文明之所以续而不衰，继往开来，以“孝德为文化基因而生发的家国情怀”是不可否认的重要因素。尽管在几千年的漫长封建社会中，“孝”字后面还加上了一些其他杂七杂八的内容，需要以历史唯物主义观念加以分析和扬弃，但“孝”的基础，孝敬父母这一点是任何时代都不应废弃的。改革开放初期，媒体揭露一些虐待父母甚至残杀父母的极端事件。本来赡养老人是天经地义的事情，竟然成为一个突出的社会问题。究其原因，是与有些人借改革开放后接受西方价值观，片面追求所谓个人自由的不负责任，进而对“孝”文化盲目批判和否定，不敢正视以孝敬父母为主体的“孝德”传统文化的传承有一定关系。如今坚定文化自信，中国文博人理应肩负起对孝德文化正本清源，继往开来、守正创新之重任。
作者简介：
于成龙，男，文博专业研究馆员、教授，历史学（考古学及博物馆学）博士，著名青铜器专家，中国殷商文化学会理事。
【注释】
[1]本文所述东晋佚名《曹娥诔辞》卷基本信息主要参考黄伟利《晋〈曹娥诔辞〉卷》，载辽宁省博物馆编《辽宁省博物馆藏书画著录·书法卷》，辽宁美术出版社1999年版，第1-10页，及辽宁省博物馆官网有关内容。
[2]关于东晋佚名《曹娥诔辞》卷时代主要有三种不同学术意见：（一）王羲之真迹，（二）东晋无名氏所作，（三）六朝人写本。详细情况可参见杨仁恺《晋人书〈曹娥碑〉墨迹泛考》，载《沐雨楼书画论稿》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1988年12月，第277页；黄伟利《晋〈曹娥诔辞〉卷》，载辽宁省博物馆编《辽宁省博物馆藏书画著录·书法卷》辽宁美术出版社1999年11月第2次印刷，第9-10页；沈尹默《关于曹娥碑墨迹的一封信》，载《文物》1964年第2期，第13-14页；徐邦达《古书画伪讹考辩》，江苏古籍出版社1984年版，第32-35页。本文综合考察，认为此书卷应是东晋人墨迹。
[3]本文所录《曹娥碑》文据黄伟利《晋〈曹娥诔辞〉卷》，载辽宁省博物馆编《辽宁省博物馆藏书画著录·书法卷》，辽宁美术出版社1999年版，第4页。
[4]关于“邯郸淳”与“曹娥碑”之关系，可参见杨仁恺《晋人书〈曹娥碑〉墨迹泛考》，载《沐雨楼书画论稿》，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1988年版，第275-277页。
[5]黄伟利《晋〈曹娥诔辞〉卷》，载辽宁省博物馆编《辽宁省博物馆藏书画著录·书法卷》，辽宁美术出版社1999年版，第5页。
[6]沈尹默《关于曹娥碑墨迹的一封信》，《文物》1964年第2期，第13-14页。
更多精彩尽在“探源中华文明 厚植家国情怀——孝德文化研究”专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