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媒体时代孝德文化的传播影响力提升研究

　　百善孝为先，孝乃德之本。孝德文化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是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有效途径。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生而为中国人，最根本的是我们有中国人的独特精神世界，有百姓日用而不觉的价值观。”这就为我们传承和创新孝德文化提供了根本遵循。新媒体时代，伴随新一代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传播渠道更加多样、信息传递更加快捷。同时，社会价值更加多元、各种思潮纷纭激荡，在这种背景下，传统文化容易受到西方价值观的影响。我们应当从坚定文化自信、构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特别是提升国家整体软实力的视角出发，大力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加强孝德文化传播，使之能够与现代社会相协调、相适应，促进其实现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

　　本文立足孝德文化传播，首先通过耙梳孝德文化的历史演进与发展脉络，探究孝德文化的丰富内涵，旨在正确阐释我国的孝德观念。其次结合现实语境，提出传播孝德文化不仅有助于加强公民道德建设，也有助于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最后提出在新媒体时代创新孝德文化传播的有效路径，包括坚持正确的舆论导向，坚持让“身边人”成为媒体报道的主角，将历史文化资源和时代精神相融合等，做好孝德文化传播这项系统工程。

　　中华文化博大精深，是我国文化软实力的根基。文化软实力首要包含道德力，而孝德是最基本、最核心、最重要的伦理价值观念，正如《孝经·开宗明义》中所说：“夫孝，德之本也。”孝德文化在我国拥有悠久的历史，早在父系氏族公社时期，孝道就已经形成，其含义非常丰富。孝德文化不仅是整个中国古代社会伦理观念和社会政治的起始，也进一步丰富了人类共有价值观的内涵。¹从语义学上看，欧美国家的制度、文化与语言中没有关于“孝”的单独概念。可以说，“孝”既是我国传统文化的特色，也是我国道德伦理宝库中的独特资源。

　　“孝”在字形上是“老”和“子”的合一，指的是父母与子女之间天然的人伦关系。对此，许慎在《说文解字》中对其进行了注解：“孝，善事父母者。从老省、从子，子承老也。”这是从家庭的微观视角来看待孝文化；从历史发展的宏观视角来看，孝文化被古人推广至构建“大同世界”。浙江上虞是孝德文化的发源地，也是舜帝孝德的原发地。上古年间，虞舜以孝得天下、以孝治天下，被后人列为“二十四孝”之首。五代时，圆鉴大师在《二十四孝押座文》中写道：“万代史书歌舜主”，将舜帝作为“二十四孝”之一，并且也是最早提出“二十四孝”这种说法的。司马迁在《史记·五帝本纪》中写道：“天下明德皆自虞帝始”，以此颂扬虞舜是孝德之楷模。到了元代，画师王克孝创作出闻名于世的《二十四孝图》，他将舜帝“孝感动天”的故事排列在第一幅，舜帝首孝的地位自此得以确立并流传至今。²

　　殷商时期，孝文化呈现出鲜明的特质，并且首次实现了政教合一，主要具有三个特征：其一，以“孝”为核心展开教化。相传殷商始祖契被虞舜任命为司徒，掌管社会伦理教化工作。他针对当时社会道德缺失的问题，从家庭成员关系入手展开“五教”教训，也称作“五常”，包括父义、母慈、兄友、弟恭、子孝，最终通过伦理教化的方式扭转了不良的社会风气。其二，“孝”的字形和字义均已成熟。关于汉字“孝”，大约出现于殷王武丁时期，一个是作为地名“孝鄙”、另一个是作为人名“孝卣”出现。从“孝”的含义上看，也是在殷商时期得以明确的。当时，商汤名相伊尹为了劝导汤的嫡长孙太甲光大祖业，写了《太甲》一文，他在文中写道：“奉先思孝，接下思恭。”³太甲深受感动，后来经过三年的居丧思过，终于明德归善。由此可见，殷商时期的“孝”是指不仅要继承祖先之志，加强德政善举，也要时常追思先辈们的功德。其三，涌现出孝子典范。殷高宗武丁的长子孝己是孝子的杰出代表，古书上记载他“至孝之行”，历经了战国秦汉、魏晋南北朝和隋唐宋，孝己一直被作为孝子典范为历朝历代的文学家们所传颂。

　　到了周代，孝德文化正式被提出，对中国孝文化产生了深远影响。一方面，人们开始将孝与德并称，提出“德以对天，孝以对祖”，认为孝的实质是德，德的根本是孝，无孝亦无德。与之前的行孝所不同的是，人们不再延续“重鬼事，轻人事”的传统，他们非常重视对身边生活的父母现实地行孝，在祭祀祖先时非常重视以真诚心寄托哀思之情，而不是片面地看重祭祀物品是否丰盛。同时，周人提倡双向性的行孝：子女要赡养父母并且要继承父母的意志和事业，父母也要爱护抚养自己的子女。⁴另一方面，周公提出的“敬德保民”思想，被公认为“民为邦本”思想的先河。对此，有学者认为周人延续了殷商关于“德”的内涵，将其视为“天命”，并且提升了“民”的地位，认为得天之命是通过得民而获得的，因此，“德”需要通过“保民”而非单纯地敬畏上天来实现。⁵

　　孝德文化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涵养源，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基石。在社会经济高速发展的当下，大力传播孝德文化，不仅有助于全体公民形成价值认同，也有助于促进全民道德建设，还有助于增强国家的文化软实力，对于实现中国梦，促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具有重要而深远的现实意义。

　　第一，弘扬孝德文化是我国社会深刻变革的需要，有助于核心价值观的构建。当今中国正处在经济体制变革、社会结构转型和思想观念变化的重要时期。⁶加强传播孝德文化、凝聚价值观共识、建立和谐融洽的人文关系，对于促进社会健康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各族人民共同认同的价值观的“最大公约数”。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一项凝魂聚气的基础工程。孝德文化不仅是以核心价值观的理念作为基础底色和内在本质，也是孝言、孝心与孝行的有机统一，还是区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西方价值观的重要标准。在西方伦理学中，缺乏“孝”的单独概念，而是把人看作客观存在的个人；中国的伦理学非常重视并且提倡“孝”，孔子认为“仁者无敌”“孝为仁之本”，在他看来，孝道是一切伦理道德的根本所在，不仅如此，孔子还将个体的人置于环境和关系之中，注重审视个人在社会系统中的变化，从而将人的发展视作一个动态的过程。因而，弘扬孝德文化，有助于促进我国核心价值观的发展。

　　第二，弘扬孝德文化是我国应对老龄化社会转变、实施公民道德建设的需要。1956年，法国人口学家皮查特（B.Pichat）在联合国首次提出“老龄化现象”这个概念，他将老龄化作为一个系统的动态过程进行研究。⁷相比西方国家，我国老龄化社会来得要晚一些，20世纪90年代开始推进养老服务市场化改革，截至2021年末，我国60岁及以上人口达到26736万人，占总人口比重的18.9%。⁸深度老龄化社会的到来，使孝亲养老问题变得至关重要，特别是现代孝亲养老的道德问题日益受到关注。孝德文化是道德建设之本，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指出：深入实施公民道德建设工程，推进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家庭美德、个人品德建设，激励人们向上向善、孝老爱亲，忠于祖国、忠于人民。培育孝亲美德、提倡孝亲养老社会风尚，这不仅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也是当今社会需要不断践行的德育行为。传统孝道与现代社会应当相适应、相协调，加强对现代孝德的重构，既要传承中华传统的孝德文化，也要赋予现代孝德文化新的内涵，从个人修养、家庭美德、社会公德和爱国主义教育等多个层面入手，使得孝德文化价值观更加深入人心。

　　第三，弘扬孝德文化是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的需要。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制定的“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提出，要“促进满足人民文化需求和增强人民精神力量相统一”，到2035年建成文化强国。孝德不仅是一种文化形态，更是一种精神力量，对于助力中国梦的实现具有重要作用。迈入新时代，如何更好地诠释、传播孝德文化，赋予其新内涵和新表达，具有深远的时代价值。应当提高政治站位，从提升文化软实力的视角出发，既要提高不同区域的文化软实力，建设好自身的文化品牌，也要加强弘扬孝德文化，做好孝德文化传播，以此来涵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之根。上虞被誉为“中国孝德文化之乡”，近年来借力孝德文化努力讲好孝德故事，不仅打造了中华孝德园等文化地标，注重打造具有区隔性的城市文化品牌，也通过举办孝文化节、研讨会等多种方式，积极盘活孝德代表人物，为孝德文化的传播探索出了一条新路径。

舜水讲堂培训新闻摄影新人，在网络广泛传播孝德文化。（刘育平 摄）

　　相比传统社会的孝德，现代社会的孝德含义发生了显著变化。比如，孝德的代际关系基础由过去的家长制转变为家庭成员之间的平等交流，孝德的形式由过去的家族群居转变为“4-2-1”家庭模式，孝德的地位由过去的首德回归到家庭道德层面等。同时，媒体环境的变化，使得传播主体和渠道日益多元，新媒体环境下传播理念和方式显著不同。这些变化都为孝德文化传承带来了挑战，需要探寻现代孝德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的新路径，进一步促进新媒体时代孝德文化的传播。具体来说，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

　　第一，坚持正确的舆论导向，加大孝德文化的传播力度。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新闻舆论工作座谈会上强调，坚持正确方向创新方法手段，提高新闻舆论传播力引导力。这就为新媒体时代进行新闻工作提供了根本遵循。首先，要加强法治宣传，为孝德文化传播提供法治保障。关于养老孝亲问题，我国是以法律条文的方式进行了明确规定，这是每位公民应尽的义务。比如，《宪法》第49条第3款规定：“成年子女有赡养扶助父母的义务。”又比如，《老年人权益保障法》先后进行了三次修订，通过不断完善，不仅关注老年人的物质需求，也关注老年人的精神需求，规定家庭成员不得忽视、冷落老年人，还要经常看望或者问候老年人，旨在保护老年人的合法权益，弘扬中华民族敬老、爱老、养老的传统美德。其次，要加强社会全员的孝德教育，不仅要利用家庭教育、学校教育和社会教育等多种教育方式，也要综合运用网络、广播电视、报刊杂志等多种媒介形式，尤其是新媒体平台，向社会传达“老吾老以及人之老”的爱老敬老的价值观念。比如中国文明网设置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主体微电影展播，通过兼具可视性和教育性的短视频，来弘扬核心价值理念，包括孝德文化理念，取得了良好的传播效果。最后，促进孝德文化传播，还需要加强互联网思维，既要掌握新媒体技术，使用好“两微一端”，也要提高新闻产品的原创能力，特别是要以受众为中心，多设计一些融思想性、艺术性的好栏目，增强孝德文化传播的感染力。

用新媒体传播孝德故事。上虞虞舜文化研究会会长吴宝炎向农村老人赠送《上虞孝德故事》光盘。（刘育平 摄）

上虞越剧团创作演出的大型越剧《孝女曹娥》，在多家电视台及新媒体中传播。（刘育平 摄）

　　第二，坚持让“身边人”成为报道主角，讲好孝德故事。相比传统媒体时代，新媒体时代的媒介环境发生了变化，不论是舆论生态、媒体格局，还是传播渠道、传播方法等都呈现出崭新特点。在媒体报道中，要选择从“身边人”着手，书写奋战在各条战线上的普通奋斗者的故事，成为了典型人物报道的新理念。如此一来，有利于引导受众形成群体认同感，提高典型人物的亲和力，能够更好地发挥模范引领作用。幸福的生活是奋斗出来的，唯有积极传播真善美、传递正能量，特别是报道身边人和身边事，发挥好榜样作用，才能带动更多的人向上向善，争做社会好公民。对此，《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明确提出，要广泛开展向先进典型学习的活动，善于发现和运用先进典型，树立可亲、可敬、可信、可学的道德楷模。自2008年起，中央文明办组织开展网上“我推荐我评议身边好人”活动，至今已发布了150期“中国好人榜”，共有16228人（组）入选“中国好人”，促进了好人好事在新媒体环境中的广泛传播。媒体应当加强相关活动的报道，坚持团结稳定鼓劲、正面宣传为主，不仅要加强对养老等热点问题的引导，也要敢于批评背离中华传统美德的错误言行，还要加强引导网民增强网络道德意识。

　　第三，促进历史文化资源和时代精神融合，促进孝德文化创新性发展和传播。我国拥有丰富的历史文化资源，不仅承载着中华民族的精神特质，也为我们传播核心价值观提供了坚实的文化支撑。这就要求我们既要做好历史文化遗产的保护工作，也要加强历史文化资源的活化利用，使之能够有机地融入现代人的生活与工作中去，激发其生命活力。传播孝德文化亦如此，不仅要善于传承历史记忆，弘扬孝德传统，挖掘本地的人文底蕴，也要善于将孝德文化与时代精神结合起来，特别是将忠孝礼义廉耻等传统价值观与现代价值观融合起来，推出当代道德楷模的事迹，增强事迹宣传的感染力。在创新孝德文化传播方式和影响力方面，不仅要重视建设孝德公园、孝德文化公共场所、功德碑、宣传栏、开发文创产品等传统方式，也要充分利用新媒体技术，使用短视频、WBE3.0、虚拟现实技术、增强现实技术、元宇宙技术等新媒体技术手段，创新孝德感人故事的传播方式，进一步提升中国孝德价值观的传播影响力。例如，上虞的中华孝德园注重举办各类体验式文化活动，并加入各种新媒体技术，彰显了孝德文化特色。园区内设置孝德长廊，融入全息投影等技术，加入可供用户感受的虚拟体验设备，播放孝德内容五维影片等，进一步增强了孝德文化的感染力和传播效果。同时，中华孝德园借力全民阅读工程，运用数字阅读技术，为游客提供旅游数字阅读服务设计等，进一步创新孝德文化传播的形式和内涵。

　　综上所述，在新媒体快速发展的时代，孝德文化传播是一项重要的系统工程，对于形成价值认同、提升公民道德水平与提高文化软实力等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这就要求我们不仅要深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基因，在新媒体环境下做好孝德文化的传承，也要注重孝德文化的创新发展，善于发挥新媒体技术优势，加强孝德文化的网络传播，还要落实文化强国战略，探索构建孝德文化发展与传媒产业实践相结合的体制机制，更好地传承中华孝德文化，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白树亮，男，河北大学—中央兰开夏传媒与创意学院副院长，副教授，硕士生导师。

　　[1]《创新传承发掘孝文化当代价值促进社会和谐与国家软实力建设——孝文化与国家软实力座谈会发言摘登》，《中国文化报》，2014年6月17日。

　　[2]胡娟：《论虞舜孝文化的生成及其地域接受与传播——以元结湖湘经历为依据》，《湖南行政学院学报》，2019年第2期。

　　[3]周厚强：《殷商孝文化研究》，《湖北工程学院学报》，2019年第39期。

　　[4]邓田田：《论周公之孝道伦理思想》，《伦理学研究》，2010年第1期。

　　[5]林国敬：《敬德”“保民”关系新论——基于周初思想史的考察》，《温州大学学报》，2022年第4期35卷。

　　[6]艾斐：《核心价值观为实现中国梦提供思想保证》，《人民日报》，2016年5月10日。

　　[7]顾笑然：《区域发展和产业升级背景下职工孝亲养老道德重构的工会引导》，《山东工会论坛》，2018年第5期。

　　[8]《中华人民共和国2021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http://www.gov.cn/xinwen/2022-02/28/content_5676015.ht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