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孝”首先来于人对自我生命的觉知，当人对生命本身有所肯定后，会自然沿循生命来源与延续的线索生出“孝心”。这份“孝心”在家庭生活中具体展现为一种亲子情感关系，成为人生情感与性情养成的基础。“孝”所具备的这种生命意识和情感二重内涵在“孝德”的形成中走向统一，其背后是人经过生命教育由觉知走向感受，使理性与情感统合为一份“仁者爱人”的心性，而这正是“孝行”以及人生方方面面开展的基础。
“孝”作为一种德目，早在先秦已被纳入教育体系之中。《周礼·地官司徒·师氏》规定“以三德教国子：一曰至德，以为道本；二曰敏德，以为行本；三曰孝德，以知逆恶。教三行：一曰孝行，以亲父母；二曰友行，以尊贤良；三曰顺行，以事师长”，将“孝”作为“三德”之末和“三行”之首，其原因在于“德有广于孝，而行莫尊焉”。1这也就是说，“孝”是来自天道的“道德”与关乎人的行为的“德行”之交汇点，故而能够成为对人的教育的入手处。实际上，如果考诸儒家对“孝”的阐释，会发现孝德在传统中国生命教育中的更深层作用。
孝来自生命意识的自觉
“孝”在西周已有子孙之德、公共道德、政治权利（君德、宗德）等多重内涵。2其中文王之孝在结合祭祖的基础上，首次构建了被整个社会所认同的孝德观念。《诗·大雅·文王有声》称“筑城伊淢，作丰伊匹。匪棘其欲，遹追来孝。王后烝哉”3，将筑建城池基业作为继承先人之志以荐孝思的一种方式。这份孝德包含了对祖先人生的肯定和继承。
儒家发展了孝德的这一含义。在《礼记·中庸》里，孔子称赞“武王、周公，其达孝矣乎！夫孝者，善继人之志，善述人之事者也”，言其不仅继承了先祖的事业和德行，还制宗庙之礼，以“践其位，行其礼，奏其乐，敬其所尊，爱其所亲；事死如事生，事亡如事存”4，在政治和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皆不忘先人。《孝经》也强调了“孝”所代表的生命延续意义，“父母生之，续莫大焉”5。这种延续的关键并非在于生物性的繁衍，而是来自对人的生命的看重。《孝经》同样谈“天地之性，人为贵；人之行，莫大于孝”6。这是因为“孝”是人独有的一种德性。孟子说“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几希”7，而人最宝贵的正是那些有别于生物性的人性部分。不同于动物往往重“慈”而轻“孝”，人在对自我生命有了觉知之后，会意识到生命的价值，进而上溯到生命的来源，感谢父母带给自己美好的生命。因此“孝”产生的基础在于人的生命自觉，只有在自我意识、生命意识的基础上，人才能够生出报本反始、继往开来的孝心。“孝德”中蕴含的这种生命的觉醒性、传承性也是人得以在广阔的时空中定位自我人生，确立人生的价值、意义的基本依据，故此能够成为生命教育的起点。
在《礼记·中庸》里，孔子称赞“武王、周公，其达孝矣乎！夫孝者，善继人之志，善述人之事者也”
孝是情感教育的发端
“孝”在西周本具有明确的亲子间情感内涵。《诗经·小雅·蓼莪》中就有“父兮生我，母兮鞠我。拊我畜我，长我育我，顾我复我，出入腹我。欲报之德，昊天罔极”8的悲吟，足见人们欲报父母养育之恩的深情。这份深情到了儒家被视作“仁”的基础，是人之所以为人、能成其为人的心理基础。《论语》开篇第二章即谈到：“其为人也孝弟，而好犯上者，鲜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乱者，未之有也。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与？”9这是说人在家庭中所感受到并自然流露出的那种父母子女和兄弟姊妹间的情感，是走向社会后处理人际事务、社会关系的基础。这份情感会使得人在性格与行为方式上都葆有一定的温情和敬意，以正向、通达的心理对待自己和他人，而不会轻易走向冲突性、毁灭性的行动。而这份包含温情与敬意的情感正是人的生命走向觉醒和圆满的根本。
上虞当代孝女曹秋芳“背”着瘫痪妈妈去上学，被评为浙江骄傲年度最具影响力人物。（刘育平 摄）
《说文解字》中对“仁”字的注解为“亲也”，有“相人耦10”之义。可见，“仁”的达成需要能够适当处理人际的情感关系，通过对人的理解、尊重、关爱，最终实现自身人性的充分表达和生命的高度觉醒。而在对人的培养中，唯有家庭中的亲子互动能够在人早年的性情形成时期带给人有关情感关系的初始体验。因此孟子说“仁之实，事亲是也”11，强调人须通过孝事父母养成仁心，方能将这份对人的适当关爱之情推而广之，以仁爱对待社会人众。儒家甚至认为，这份由对父母之爱延伸而来的仁人之心是为政的根本，故言“孝乎惟孝，友于兄弟。施于有政，是亦为政”12。可见，人通过行“孝”，不仅能够意识到生命中情感的存在，还可以习得如何尊重并理解他人、适当地付出情感。“孝德”是情感教育的开端，这其中既包括对人的性情与审美的培养，也涵盖了在社会和政治事务中能够体贴民众需求的仁心、仁政的养成。
“孝亲奉茶”，小学生和家长共百余人体验泡茶、奉茶等环节，感受孝德文化在当今的传递。（刘育平 摄）
孝德发乎于情，非教条规范
在《论语》等经典中，儒家针对“孝德”还有更为细致的条辨。如孔子在回答子游时说：“今之孝者，是谓能养。至于犬马，皆能有养；不敬，何以别乎？”又回答子夏说：“色难！有事，弟子服其劳；有酒食，先生馔，曾是以为孝乎？”13这实际是将“孝德”区分出“养”和“敬”两个层次，论行孝必须以“敬”为重点。但对此，孔子并非以道德教条要求人必须做到表面的恭敬和顺服，而是通过情感启发，引动人们的孝心，使其能够自然生出这份敬意。孟武伯问孝，孔子并未正面回答他，而是说“父母唯其疾之忧”14，以父母爱子之心唤起人将心比心的孝心。宰我问，可否将服父母之丧期由三年改为一年，孔子也只问他“于女安乎”15，强调服丧重在内心的孝思，而非外在规定，三年之丧是对儿时父母三年怀抱之爱的真情回报。这都说明，“孝德”来自人心的自然感受力，是一种基于生命的情感自觉，而非实用性、目的性的约束，不应将其理解为外在的道德律。
而在“孝德”的形成中，从“亲”到“敬”的发展也同样是人的情感触发与理性自觉走向统一的过程。《礼记·大传》云“人道亲亲也。亲亲故尊祖，尊祖故敬宗”16，清晰地指出了人由情感享有到自我认同，再到生命觉醒的“孝心-孝德-孝行”路径。可见，“孝”不仅是情感的，也具有理性特征，特别是在儒家传统中往往通过祭祀之礼带领人进入特定的追思和关联情境，以先验理性统合感性。由此，个体的、分别的感受得以转化为共通的精神追求，人从对父母之孝中获得的情感体验也就能够成为人类整体生命延续和发展的共有心理基础，被推广为从事一切社会活动的内在动能之源。
上虞少年儿童集体吟诵《弟子归》（刘育平 摄）
因此，孔门以孝行著称的曾子总结道：“小孝用力，中孝用劳，大孝不匮。思慈爱忘劳，可谓用力矣；尊仁安义，可谓用劳矣；博施备物，可谓不匮矣。”17当人能够将家庭中的亲子之爱发扬到广行仁义于世，布德泽于四海时，这份“孝德”自能源源不绝，推动社会的整体发展。《孝经》开宗明义也谈：“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孝之始也。立身行道，扬名于后世，以显父母，孝之终也。夫孝，始于事亲，中于事君，终于立身。”18“孝”虽从一己生命、家人之情出发，但必以对天地大道的遵行、人生价值的发挥为完成。这也正是传统中国生命教育开展的次第：在对自我生命有所意识之后，先以情感教育养成温柔敦厚的性情、仁者爱人的心性，再以此心性格物致知、待人处事，对社会人群施行仁政。可见，《孝经》所云“夫孝，德之本也，教之所由生也”的“教”更多的是一种生命教育，是通向“止于至善”的生命觉醒之道的成“人”之教。19
作者简介：
曾江，中国政法大学商学院企业史研究所讲师。
注释：
[1]王云五、朱经农主编：《周礼》，商务印书馆1936年版，第42-43页。
[2]参见王慎行：《试论西周孝道观的形成及其特点》，《社会科学战线》1939年第1期。查昌国：《西周“孝”义试探》，《中国史研究》1993年第2期。陈筱芳：《孝德的起源及其与宗法、政治的关系》，《西南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0年第9期。
[3]程俊英、蒋见元：《诗经注析》，中华书局1991年版，第796页。
[4]朱熹注：《中庸章句集注》，《四书五经》，中国书店1985年版，第7-8页。
[5]汪受宽：《孝经译注》，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版，第43页。
[6]汪受宽：《孝经译注》，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版，第43页。
[7]朱熹注：《孟子章句集注》，《四书五经》，中国书店1985年版，第62页。
[8]程俊英、蒋见元：《诗经注析》，中华书局1991年版，第627页。
[9]朱熹注：《论语章句集注》，《四书五经》，中国书店1985年版，第1页。
[10]许慎撰、段玉裁注：《说文解字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版，第365页。
[11]朱熹注：《孟子章句集注》，《四书五经》，中国书店1985年版，第62页。
[12]朱熹注：《论语章句集注》，《四书五经》，中国书店1985年版，第7页。
[13]朱熹注：《论语章句集注》，《四书五经》，中国书店1985年版，第7页。
[14]朱熹注：《论语章句集注》，《四书五经》，中国书店1985年版，第7页。
[15]朱熹注：《论语章句集注》，《四书五经》，中国书店1985年版，第76页。
[16]陈澔注：《礼记集说》，《四书五经》，中国书店1985年版，第191页。
[17]陈澔注：《礼记集说》，《四书五经》，中国书店1985年版，第263页。
[18]汪受宽：《孝经译注》，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版，第1页。
[19]参见辛意云：《国学十六讲》，九州出版社2021年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