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6年10月,任和在四川巴中接受《环球人物》记者采访。(本刊记者 侯欣颖/摄)
任和
1967年生于陕西商洛,毕业于北京航空学院,后进入西安飞机设计研究所工作。1997年获博士学位,后赴澳大利亚从事博士后研究工作。2001年起在澳大利亚皇家墨尔本理工大学任教。2010年进入中国商飞工作,历任C919总设计师助理、首席信息官、工业设计所所长、特聘技术专家等职。
“一朝展翼冲霄汉,自有宏图向九天。”
在中国首款具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喷气式干线客机C919首飞成功后,时任中国商用飞机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中国商飞)工业设计所所长任和挥笔写就这豪放的诗句。

2014年,任和(左)在美国向合作伙伴赠送C919飞机模型。(受访者供图)
“民用大飞机是现代工业皇冠上的明珠,是一个国家科学技术、工业化水平和经济实力的综合体现。很庆幸,在历史变革的洪流中,我没有旁观,没有掉队,亲眼见证了中国大飞机梦的实现,而这也是我的中国梦。”在接受《环球人物》记者采访时,任和动情地说。
然而,在首飞之前,任和曾目睹项目三下三上。“圆梦之路”道阻且长,但他一步一个脚印,向着前方,矢志不渝。
“与狼共舞”的少年
一座山、一条路、一线天,这三个词是童年任和对故乡陕西商洛西照川镇最深的记忆。
西照川镇位于秦岭腹地,被群山环绕。“在通往那里的山隘上,有一座巨大的山石,它酷似人形,因此得名野人山。在我的记忆中,镇里只有一条街道,夹在大山之间,从上到下散落着百户人家。每次从家中出来,一抬头,就只能看到一小片窄窄的蓝天。”
当年,任和的父亲响应号召支援山区,与同学们从西安步行几百公里来到西照川镇工作。他的母亲是镇里的教师,备受乡亲尊重。他们在这里相识、相知、相爱。
在这里,任和度过了12年少年时光。他笑称自己的童年是“与狼共舞”:“照川的冬天很长,山林里的猛兽冬日缺少食物,就会下山袭击牲畜和居民。所以,父亲很早就教我们如何识别狼与狗。每天上学时,我都会手提一个小火盆,一为在教室取暖,二为路上防狼。当看到狼模样的动物出现时,我和小伙伴们就会把火盆在空中抡圆画圈,狼便不敢靠近。”
“一天傍晚,只有我和哥哥在家,一只狼突然窜进我家后院的猪圈。我俩听到猪叫,趴在窗边往外看,只见那只狼咬着猪的耳朵,用尾巴拍打着猪的屁股,一路将猪赶往山上,消失在密林里。我们用菜刀把门别得紧紧的,一点声都不敢出,直到妈妈回来。”
在父母的悉心培养下,任和从小学习成绩优秀。考入高中后,他第一次与飞机结缘。“可能是因为在山里长大的缘故,我从小就对飞行充满幻想。上中学后,我很快加入航模队。那时我们拿桐木板刻出机翼,用刻蜡版的蜡纸糊在表面。因为没有无线电遥控设备,我们就采用原始的‘线操纵’手段,从机翼上拉出两根钢线,连在操作手柄上,从而控制飞机升降。”
从现在的角度看,这种航模远远谈不上安全。“那时航模的螺旋桨发动机需要用手拨动才能启动,稍有不慎,指甲盖就会被螺旋桨打掉。我和同学的手上经常伤痕累累,但依然乐在其中。我们的航模飞丢、摔坏都是家常便饭,一旦航模出了事故,我们便会一起讨论如何改进设计。”在这个过程中,任和逐渐意识到,想要设计一架好飞机,不仅要做大量的实验,更要拥有扎实的理论知识。自此,他下定决心,今后要从事飞机设计工作。
1983年,任和参加高考,前三个志愿填的都是航空院校的飞机设计与制造专业。最终,他被北京航空学院(现北京航空航天大学,以下简称北航)录取。这个深山少年就此展翅飞出大山。
亲历大飞机三下三上
当年,对许多像任和一样的莘莘学子来说,上大学意味着人生许多个“第一次”:第一次坐火车,第一次进北京,第一次参加社会活动,也第一次感受到学业上沉重的压力。
刚来北航时,面对来自全国各地的优秀学子,任和倍感压力,再加上大学课程与高中时想象的完全不同,更令他平添沮丧。但他没有沉溺于消极情绪中,转而鼓起勇气更换了学术方向。毕业时,他主动请缨来到西安飞机设计研究所(现航空工业第一飞机设计研究院),开始追逐心中的飞机梦。
研究所在阎良区,当时的生活条件非常艰苦。任和回忆,“我们十几人住在一间大教室里,每天只供应两个小时自来水,平常吃饭、洗衣、洗澡都是难题,但我们这些初出茅庐的设计师并不在乎。对我们来讲,能够投身于国家重点项目的研究工作,这种创新的兴奋感是难以比拟的。”
此时,中国大飞机项目正遭遇挫折。1985年,研制近15年的运—10型运输机项目下马,样机停飞。两年后,中德联合研发设计MPC75支线客机,并在德国汉诺威博览会上展出飞机模型。任和参与其中,眼见着中国大飞机似乎又一次有了起飞的希望。
然而,事与愿违。1989年,德国航空工业重组。次年,德方宣布改变合作关系,MPC75项目被迫下马。
1996年,任和再次参加AE—100客机的研发论证工作。中方先后与美国波音公司、麦道公司和法国空中客车公司合作,希望能设计生产一款100座的干线客机。但两年后,合作又一次破裂,中国的大飞机项目第三次下马。
回忆起这段岁月,任和心中是苦涩的。“由于经济环境变化,阎良飞机城也开始实施‘减员增效’。为了让团队生存下去,我们甚至设计过洗衣机和电视天线。随着大飞机项目生变,许多同事转行。我后来也离开阎良,到西北工业大学攻读博士学位,之后又前往澳大利亚墨尔本皇家理工大学从事博士后研究工作。”
远在海外,任和时刻担心自己的温饱,“为了赚够生活费,闲暇时会去当地一家24小时开放的自助餐馆当洗碗工,有段时间没地方住,只能每晚偷偷在办公区过夜”。
博士后出站后,任和辗转多家公司工作,参与了多个航空项目研发,对当时处于世界先进水平的航空技术及其研发流程渐趋熟悉。
2001年,任和回到墨尔本皇家理工大学任教,并担任航空与民航工程系主任。此后,他积极推动中澳航空领域的学术交流,创建与国内高校的联合培养研究生项目,并多次带澳大利亚师生访华。
尽管在海外拥有新的事业和优裕的生活,任和立志制造中国大飞机的梦想依然在心中燃烧。在课堂上,他经常与学生们回顾中国大飞机发展的艰辛之路,畅想中国大飞机的未来。一直准备着的任和在等待一个机会。
2008年,这个机会终于来了。
交出完美的答卷
2008年5月,任和看到一篇文章《让中国的大飞机翱翔蓝天》,“文中写道,我们国家要把大飞机项目列为《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2006—2020年)》确定的重大科技专项。我相信,这一回,我们大飞机的春天真的来了!”
不久后,任和便辞去墨尔本皇家理工大学的终身教职,卖掉房子,背起行囊,举家回到中国,加盟中国商飞。
许多像任和这样的“海归”学者,回国后适应起来并不轻松。“与海外相比,国内科技与教育发展速度都很快,人际关系也有很大不同。我当时给自己总结了12字箴言:谦虚认真,努力工作,争取作为。只要能做出成绩,我就能获得认可。”

2024年,任和在学习驾驶自旋翼飞机。(受访者供图)
任和全身心投入中国新型民用客机的研发中,并直接参与中国首款按照国际通行适航标准自行研制、具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喷气式干线客机C919的研发工作。“民用大飞机是一个生来就要走向国际市场的产品,要与世界上其他国家先进成熟的飞机在同一平台、同一市场、同一标准下竞争。这一方面意味着我们的产品必须保持独立、完全的知识产权;另一方面,意味着我们的产品要拥有全球性的竞争力。”
为了让中国的大飞机畅飞全球,任和与中国商飞团队进行了严格而漫长的试验。“为了对机翼自然结冰情况进行测试,我们长期驻扎在气温低至零下40多摄氏度的高寒地区,只为寻找能让飞机机翼自然结冰的云团。我们还曾驾机穿越白令海峡,一直“追云”追到北美洲五大湖上空,才成功完成自然结冰试验。在一次又一次的试验中,我们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也对发展民用工业增强了信心。”

2015年11月2日,上海,中国自主研制的C919大型客机首架机在中国商飞公司新建成的总装制造中心浦东基地总装下线。(视觉中国)
2017年5月5日,C919客机原型机在上海实现首飞,任和提议在机身下方用红色漆喷涂C919字样。“当它飞过我的头顶时,我希望能看到它的名字。”
如今,C919的全球订单已经超过1000架。任和坦言,中国大飞机走向国际市场的道路并非一帆风顺。“我们C919客机依然在申请美国和欧洲的适航证,这需要一定的时间周期。但同时,我们也可以推动国与国之间的双边适航互认,让我们的大飞机能够更好地走出去。在未来,随着我们的国产机群越来越大,积累的安全飞行记录越来越多,中国的适航证也会逐渐获得国际认可。到那一天,中国标准也会逐渐成为世界标准,我对此充满信心。”
回望自己多年来参与大飞机研制的心路历程,任和百感交集:“当年我们得知AE—100客机下马时,整个团队都笼罩在悲壮的氛围中,我们不知道中国民用大飞机的未来在何方。但如今,随着C919的诞生,我们这代民机人终于向祖国交出完美的答卷。下一棒就要交给下一代人,一代又一代,薪火相传。”
责任编辑:高玮怡任和,中国大飞机,C9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