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孙中山纪念馆展示的油画作品《宣传救国》。（中国新闻社）

林山立在美国出生长大，不会说中文。小学三年级时，学校给每个学生发了一本世界名人简介小册子，甘地、孙中山等人都收录其中。母亲孙穗瑛看到册子，对林山立说：“孙中山就是你的外曾祖父，一位伟大的人。”

这是林山立第一次了解自己的家族渊源。册子记述了孙中山的成长经历与革命征程，他翻来覆去读了许多遍。但这个“秘密”，他没有告诉任何同学和老师，只是悄悄珍藏起这本册子。

为什么不说呢？

对一个10岁左右的孩子而言，这无疑是极具冲击力的消息，也是值得炫耀的一件事。

2026年11月初，在北京的宋庆龄儿童科学技术馆，《环球人物》记者见到了林山立。他身形瘦削，眉眼沉静温润，言语简约克制。回忆起“初识”孙中山的那段往事，林山立说：“这就是整个家族的做法。在我们居住的社区，大多数人不知道我家的背景，我们不会主动说起。我想，这也是外曾祖父会认同的态度，就像他不会逢人便说‘我曾是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他只会说，我们要友善共处，携手合作。”

为参加11月12日在北京举办的孙中山诞辰160周年纪念活动，林山立专程从美国赶来。孙家第四代后人平均年龄已近八旬，不少人已经离世，余下的散居全球各地，每逢家族纪念活动才会相聚。“我和表亲们都聊过，我们这一辈有一个共识：一无所求，只期盼有益于中国、有益于世界发展。”他补充道，“我们当中，没有人会刻意站出来强调‘我是孙中山的后代’。”

2026年11月，林山立（右二）和孙雅丽（右一）在北京接受《环球人物》记者采访。（本刊记者 侯欣颖 / 摄）

一纸遗书

1925年3月12日，孙中山逝世。林山立的母亲孙穗瑛当年只有3岁，随家人参加了葬礼，留下一些模糊的记忆。

“说实话，要我讲孙中山的个人故事，我几乎一件都说不上来。母亲从不讲那些细节，她反复跟我说的只有一句话：孙中山是一个无私的人，从不为自己谋求什么，不为钱、不为名、不为权。”这便是林山立对孙中山为人最深的印象。

孙中山临终留下三份遗嘱，其中家事遗嘱写道：“余因尽瘁国事，不治家产。其所遗之书籍衣物、住宅等一切均付吾妻宋庆龄，以为纪念。余之儿女已长成，能自立，望各自爱，以继余志。此嘱。”

这份遗嘱里所说的全部遗产，其实只有2000多册书刊，外加一处住宅。就连这所住宅，也是4位华侨筹资购置后赠予他的。一开始孙中山执意不肯收，经4人再三恳切劝说，才迁入居住。

遗嘱寥寥数语，印证了孙中山甘于奉献的一生。

孙中山生前很少提起童年，宋庆龄后来曾这样记述他早年的境遇：“孙中山很穷，到15岁才有鞋穿。他住在多山的地区。在那里，小孩子赤足行路是件很苦的事。在他和他的兄弟没有成年以前，他的家住在一间茅屋里，几乎仅仅不致挨饿。”

后来，全家人为孙中山的革命事业付出了巨大财力，贡献最大的是他的兄长孙眉。

孙眉的曾孙女（即孙中山的曾侄孙女）孙雅丽向《环球人物》记者介绍，孙眉早年远赴夏威夷檀香山，后转去茂宜岛垦荒并经营农牧业，一度成为当地首富，被称作“茂宜王”。

孙中山在檀香山、香港、广州经历了漫长而艰辛的求学路，各项开支几乎都由孙眉承担。孙眉不只供给日常所需，还给孙中山革命事业做资金后盾，前后拿出至少70万美元支持革命，最后几乎倾家荡产。

1901年4月，孙中山（后排左五）赴檀香山与家人团聚并合影。中排左二为孙母杨氏，左一为孙科；后排左四为孙眉。（受访者供图）

1909年，与孙中山产生政见分歧的革命党人章太炎、陶成章，指责孙中山一家借革命谋利。孙中山发表声明，细数了家族这些年的付出：“从事革命十余年来，所费资财，多（由）我兄弟二人筹措。来自国内同仁及日本人的资助，前后不过四五万元而已。……倘若为谋私利，我又何必投身革命，以致丢掉原本安稳的处境、散尽家财，连累兄长变卖产业？”

1922年6月，此前被免除粤军总司令的陈炯明发动叛乱，炮击广州总统府。孙中山脱险后辗转登上永丰舰，仓促离开时落下4只箱子。叛军发现箱子，认定里面必定藏着金银财宝，强行开箱查验。可箱中除了孙中山亲笔撰写的三民主义草稿、几件换洗衣物，就只有40元广东毫洋（当时广州本地的通行货币）。长期追随孙中山的同盟会会员温良记得，孙先生常告诫身边人：“革命党不爱钱，爱钱的不是革命党。”

此类不计权位钱财之言，早在革命尚未成功时孙中山就说过。

1897年，流亡中的孙中山在横滨第一次与日本友人宫崎寅藏长谈，谈到自己为何要革命：“余短才浅智，不足以担任大事，而当此千钧一发之秋，不得不自进为革命之先驱，而以应时势之要求。若天兴吾党，有豪杰之士，慨来相援，余即让渠独步，而自服犬马之劳。不然，则唯有自奋以任大事而已。”

15年后的1912年4月1日，孙中山正式辞去临时大总统一职，为的是促成清帝退位、南北统一，不使战祸再起。众人不解，他用一句“功不必自我成，名不必自我居”明志。

一脉亲情

孙雅丽虽非孙中山直系后人，但她的父亲孙满，从12岁起就在孙中山身边长大。

1915年2月，孙眉在澳门病逝。两年后，其独子孙昌在护法运动中殉职，年仅36岁。孙中山悲痛之下书写“为国捐躯”挽匾，将他安葬在广州黄埔公园。孙昌留下两个年幼的儿子——12岁的孙满和10岁的孙乾，孙中山把兄弟俩接到广州大元帅府抚养。

“父亲常跟我说，孙中山待他和弟弟十分疼爱，宋庆龄也对他们很好，常常带着他们出门买东西，晚上哄他们入睡。”孙雅丽对《环球人物》记者说。

而这份温情之外，孙中山对家人的陪伴常常是缺席的。

1895年，孙中山领导的第一次广州起义失败，孙家田宅尽数被清政府查封没收。孙中山托人把母亲杨太夫人、妻子卢慕贞与子女送往夏威夷，请兄长孙眉照料。1907年，孙眉又带着全家迁居香港。后来，杨太夫人在香港病逝时，孙中山正在赴南洋筹划辛亥革命途中，没能送母亲最后一程。

“因为常年奔走革命、居无定所，孙中山很难和家人相守，对子女的教诲大多只能寄托于书信。”孙雅丽说。

唯一的儿子孙科在美国夏威夷檀香山读中学时，孙中山曾从英国寄给他100多册英文读物，都是英美名家写的小说、剧本。他在信中叮嘱儿子：你要使英文进步，单靠学校的课本是不够的，必须多多阅读文学名著，久而久之，自然会有进步。

1909年，孙中山在英国伦敦筹款完毕，准备动身赴美。革命党的老同志曹亚伯怕他旅费不够，凑了40英镑送到住处。不料，孙中山用这笔钱买回一大堆书。曹亚伯吃了一惊，再看他的四五只箱子，满满当当都是书，其中还有一部《资治通鉴》。旁人提醒曹亚伯：“别管他了，这些书是他带给在檀香山求学的儿子的。”

孙科在《八十述略》中回忆：“我求学之时，课业本就繁重，还要兼顾办报、演讲，终日忙碌。但先父时常从各地寄来大包书籍让我研读。他在南洋游历，寄来的多是中国线装古籍，到欧美活动，便寄各类英文经典。”

1912年孙中山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时，孙科奉召回国，之后又赴上海，迎接归国的母亲与两个妹妹。直到这一刻，一家人才得以在故土团聚。

孙中山对儿子的要求素来严苛。1921年，广州市政厅筹设，时任广东省财政厅长的廖仲恺认为，孙科曾在美国研习市政，还有都市规划相关著作，是出任广州市政厅长的合适人选，向孙中山举荐。孙中山觉得孙科年纪尚轻，行政经验不足，迟迟没有应允。经廖仲恺反复劝说，孙中山才批准了这项任命。

即便对倾尽财力支持自己革命的兄长孙眉，孙中山也是公私分明。

中华民国成立之初，广东都督陈炯明多次请辞，省内各界社团纷纷推举新任都督，其中呼声最高的便是孙眉，教育总长蔡元培也十分支持这一提议。孙中山却亲自致电兄长劝阻：“家兄质直过人，而素不娴于政治……粤督任重，才浅肆应，决非所宜。”回看那段往事，孙雅丽对记者说：“曾祖父起初不理解，但后来也明白了，并不怨弟弟，反倒说：那我便再赴南洋，继续筹钱助你革命。”

一双远目

接受采访的前几日，林山立刚在中央歌剧院观看了话剧《中山先生》。他说，剧中铺展的海外求学历程，正是孙中山开阔国际视野的源头，也是他漫漫救国求索路的开端。

1879年，13岁的孙中山离开家乡广东省香山县（今中山市）翠亨村，随母亲远赴檀香山。这是他第一次走出国门，外部世界带来的冲击，深刻影响了他日后的救国道路。1896年，他在致英国汉学家翟理斯的信中追忆这段经历：“十三岁随母往夏威仁岛（即夏威夷），始见轮舟之奇、沧海之阔，自是有慕西学之心，穷天地之想。”

孙中山在夏威夷的同窗钟工宇曾回忆：“我们课外常用方言交谈……有一天晚上，他问我：为什么清皇帝自命天子，而我们是天子脚下的蚂蚁？这样对吗？我当时无法作答。”

1912年5月7日，孙中山在广州岭南学堂发表演说，这样描述海外求学生涯：“每于课暇，辄与周围同学诸人，相谈衷曲，而改良祖国，拯救同群之愿，于是乎生。当时所怀，一若必使我国人人皆免苦难，皆享福乐而后快。”

1912年初，孙中山在南京拜谒明孝陵时当众演说。（视觉中国）

在檀香山4年多的西式教育，让一个传统乡间少年慢慢转变为一位心怀天下的革命者。

1883年，孙中山离开檀香山回国前后，便萌生了学医的志向。他希望一边行医救人，一边投身政治，以医术作为入世济世的媒介。后来，他又决意放下医人的手术刀，转身去“医国”。

孙中山最初的革命同行者，很多是散布在南洋、美洲等地的华侨华人。依靠侨胞的力量，他不断汲取海外新知与革命经验，苦苦探寻救国救民的道路。

“不论是《三民主义》还是《建国方略》，他在民主运作、权力制衡、三权分立等构想上，无疑借鉴了美国的制度经验；而在民生议题的论述里，又吸纳了马克思主义的相关思考。他持续学习西方，但绝不简单照搬移植。”林山立说。

巧合的是，林山立仿佛也循着外曾祖父的轨迹，开启了对世界的观察。

林山立（左）和孙雅丽在澳门国父纪念馆前留影。（受访者供图）

林山立早年学医，后来成为一名执业医生。自年少时，他便对历史与政治抱有浓厚的兴趣。在他的印象里，外祖父孙科曾在家中小住，却很少和他们这些晚辈讲起往事。有一回，外祖父的友人登门，众人在客厅谈论时事和历史，母亲让林山立和表兄妹到一旁玩耍。林山立却不肯走开：“我不要，我想坐在这里听外祖父讲故事。”那时，他大约十三四岁。

林山立说，他选择学医，意在以医术共济天下。法律只根植于一国土壤，换一个国度便难以适用，而医学却可以造福全人类。行医之余，他持续关注政治经济话题，乐于研究各国发展脉络。他大半生定居在美国，也曾在中东、北非生活过12年。“这段经历给了我更广阔的视野。最重要的是，它让我明白，美国的道路不是唯一的道路。正如孙中山当年走出国门，目的是学习，去借鉴他人的长处，而不是把制度原样搬回中国。他向外求索，最终是为了找到属于中国自己的解决方案，中国的道路必须适配中国本身。”

按孙雅丽的理解，孙中山在《孙文学说》中写下的“能用古人而不为古人所惑，能役古人而不为古人所奴”，意思就是既要守住中华固有文脉，又要放眼四海、融会中西，方能孕育出新的中华文明。

孙中山追寻的“振兴中华”，最终指向“共进大同”，这份理想不只属于中国，亦面向世界。

一粒树种

位于广东省中山市南朗街道翠亨村的孙中山故居，是林山立、孙雅丽这些年常回去的地方。在他们眼中，家族的根扎在这里。

庭院一角，一株偃卧的酸子树向来是游客驻足的看点，也是孙家后人每次回乡必会凝望的地方。它的树种来自檀香山。

17岁那年，孙中山结束檀香山的学业启程回国。4年的异域见闻，让他真切见识了西方文明的长足发展，也愈发痛惜故土的闭塞困顿。他就读的普纳荷学校内，有一棵高大的酸子树，果荚形似花生，体量却更大。剥开果实外壳，内里果肉黏润发黑，酸中藏着一丝清甜。孙中山当年经常坐在这棵树下，把酸子当零嘴吃。临行之际，他拾起一枚酸子树种，将这份来自海外的生机一同带回岭南故土。

跨越9000多公里海路，从夏威夷群岛到翠亨村，这粒种子由孙中山亲手种在了自家老宅旁。这棵树，也成了孙雅丽追寻孙中山精神的温柔注脚。

孙雅丽出生于香港，早年在海外工作生活多年，是一名资深电影人，曾任职于澳大利亚电影局。上世纪90年代初，她主动放弃海外安稳的发展机会，回国投身华语电影，希望借助自己多年积累的海外经验，助力中国电影走向世界。

2006年，作为孙家后人代表，孙雅丽出席孙中山诞辰140周年纪念大会，这是她第一次参加国家级的孙中山纪念活动。这场盛会让她开始思考：身为孙氏后人，应当如何发挥自身力量，持续为社会传递正向价值？

“要恢复民族的地位，便先要恢复民族的精神。”孙中山的这句话激励着孙雅丽。在2016年孙中山诞辰150周年之际，她创办了孙中山文化基金会。基金会陆续开展生态与野生动物保护、教育帮扶、影视传播等多个项目，推动了象牙贸易禁令的落地，也持续协办、资助围绕孙中山思想与文化的各类学术论坛。

2025年3月，孙雅丽赴台湾参加孙中山纪念活动，遇见许多同样心系两岸统一的同仁，内心深受触动。“我想起孙中山先生亲手种下的那棵酸子树，也知道孙中山故居纪念馆一直在为它育种育苗。我当时就想，如果能够把树种送到台湾，那该是多么有意义的一件事！”此后一年间，她先后7次赴台沟通协调，这份心愿终于在今年4月落地。

两个月后，孙雅丽又带着3株酸子树苗前往马来西亚，让它们扎根在槟城和怡保两地。她告诉《环球人物》记者，槟城旧称庇能，是孙中山革命事业重要的海外策源地；怡保则是马来亚锡矿重镇，当年同盟会分会设于此处，当地华侨也是黄花岗起义重要的后援力量。

孙雅丽（右六）等人在马来西亚栽种酸子树苗。（受访者供图）

从翠亨村出发，酸子树苗被分送到各地纪念馆，也随着孙氏后人的脚步远渡重洋。林山立与孙雅丽都期盼，这份博爱和天下大同的信念，能够随树种播撒到更广阔的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