詹姆斯·赫克曼（《环球人物》记者 王硕涵/摄）

人物简介

詹姆斯·赫克曼，1944年生于美国芝加哥，美国经济学家，芝加哥大学经济学教授、人类发展经济学研究中心主任。2000年获诺贝尔经济学奖，2019年获中国政府友谊奖。

11月5日至10日，第九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在上海举行。5日下午，国家会展中心（上海）洲际酒店大宴会厅，第九届虹桥国际经济论坛“自由公平贸易与产业竞争力合作”分论坛正在进行。讲台上站着一位满头白发的老人。他戴着深色框眼镜，系一条黄蓝条纹领带，西装左襟别着一枚金色的第九届进博会“9”字徽章。他是2000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芝加哥大学教授詹姆斯·赫克曼。这天，他演讲的主题是全球不确定性下的关税决策。

演讲结束，82岁的赫克曼和《环球人物》记者一起，从洲际酒店步行到进博会新闻中心。坐下时，他胸前还挂着“CIIE 2026”的参会证，手里攥着一瓶矿泉水。

关税的话题留在了会场。采访从他12岁那年说起。

少年：从种族隔离到赫克曼曲线

1944 年，赫克曼出生在芝加哥。1956 年，12 岁的他随家人搬到肯塔基州列克星敦。那里仍在施行“吉姆·克劳法”。这是 19 世纪末起，美国南方一些州和地方政府为维持种族隔离制定的一系列法律和规章的统称。

“我在芝加哥长大，小时候没见过这种隔离。” 到了列克星敦，一切都不一样了。“公园里，黑人有黑人的长椅，白人有白人的长椅。电影院里，黑人只能坐楼上，从单独的门进去。还有很多餐馆不让黑人进去吃饭，汽车旅馆也不让他们住，甚至连喝水的地方都是分开的。”70 年过去，谈起这些，他的语气依然很重：“我觉得这太不公平了，这样做本身就是错的。” 这些画面，他记了一辈子。

后来，赫克曼在美国科罗拉多学院学数学，1965 年毕业后，又进入普林斯顿大学读经济学，先后拿到硕士和博士学位。1973 年起，他在芝加哥大学任教，至今已逾半个多世纪。

1964 年，美国通过《民权法案》，禁止公共场所中的种族隔离和就业歧视。那一年，赫克曼还在科罗拉多学院读书。成为经济学家后，赫克曼想弄清一件事：这部法律到底有没有让黑人过得更好？他和同事翻查南卡罗来纳州几十年来的纺织业就业记录，发现法案生效后，黑人进纺织厂工作的机会明显多了。“我在经济学研究生涯早期，一个主要的兴趣就是民权。” 他说，“那些经历影响了我的一生。”

让他拿下诺贝尔奖的，是另一个更 “技术向” 的问题。研究者看到的数据常常只覆盖一部分人，而这部分样本并不是随机产生的。比如研究女性工资，数据中只有已就业女性拿到的工资。但女性是否选择就业，本身可能与她能拿到多少工资有关。赫克曼先估计个体进入样本的可能性，再据此修正估计。2000年，他凭这项研究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

早在获奖前，赫克曼就开始追问，人到了成年，为什么彼此间会有那么大的差距？他发现，拿到高中同等学力证书（GED）的辍学生，在认知测评中的表现与高中毕业生接近，但成年后在维持稳定工作和婚姻方面更难。他评估了大量面向成年人的职业培训项目，发现成年后再补救，效果往往有限。结论越来越清晰：在孩子身上投资，越早回报越高，越晚补救代价越大。

赫克曼把这个结论画成一条曲线：横轴是年龄，纵轴是每投入一美元所能获得的回报率。把不同年龄的点连起来，就是一条从左上一直滑到右下的线 —— 越早投，回报越高。后来，人们叫它 “赫克曼曲线”。对处境不利的孩子而言，同样一笔投入若放在早期，回报往往也更高。

那谁来做这笔最早的投资？赫克曼的答案是家庭。他讲起一百多年前纽约的东欧犹太移民。父辈推着手推车沿街叫卖，没读过几年书，却拼命供孩子上学。到了下一代，家里出了律师、医生和科学家。越战结束后逃到美国南加州的越南华裔难民也是这样，来时身无分文，孩子后来却考进了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

“我们要做的是把家庭调动起来，” 他说，“单靠把学校建得更好，解决不了这个问题。”

可是，那些自顾不暇的家庭，该怎么帮？答案，他后来在中国的山村里找到了。

扎根：把早教送进中国山村

赫克曼第一次来中国是在1997年。此后，他去过中国许多农村，“甚至还去过‘世界屋脊’西藏”。

他真正和中国农村孩子结缘，是在2012年。那年，赫克曼到北京参加“反贫困与儿童发展国际研讨会”，谈家庭环境怎样影响孩子的早期发展。在他看来，家境好的父母大多懂得给孩子讲故事、陪孩子玩；对贫困家庭的父母来说，这些做法可能还是“新发现”。

后来，他与时任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秘书长卢迈展开合作。 “卢迈这人几乎像个圣人，一心想改善中国孩子的处境。”赫克曼说，“我们已经合作十几年了。”

2013年起，赫克曼参与基金会的儿童早期发展工作，并推荐了一套来自牙买加的家访方法。上世纪80年代，英国儿科专家萨利·格兰瑟姆—麦格雷戈和同事在牙买加首都金斯敦做试验。家访员每周上门一次，教父母怎样陪孩子玩。“不用上学，也不用听讲座，只是告诉家长可以怎么跟孩子互动。”赫克曼说，“最早的教具，材料都是从金斯敦的垃圾堆里捡来的。”

2015年，基金会在甘肃华池县启动“慧育中国：山村入户早教计划”，此后陆续推广至贵州毕节等地。家访员多从当地招募，每周上门一次，每次约一小时。她们带着积木、画册和拼图，示范怎么陪孩子玩，再让照料孩子的大人一起尝试。“帮助孩子最有效的途径是通过父母，”赫克曼说，“因为一直陪在孩子身边的，是父母。”

效果写在数据里。2020年，卢迈援引华池试点评估称，接受家访的孩子中，有84%表现好于对照组。香港城市大学公布的研究显示，在认知和语言测评中，接受家访的孩子比对照组领先约三至六个月。如今，项目已走进甘肃、贵州、青海、新疆、西藏等地，惠及 8 万多名农村孩子。“那些孩子现在10岁、11岁，” 赫克曼说，“我们看到了实实在在的效果。”

早在 2018 年，谈到 “慧育中国” 时，赫克曼就说过：“我希望，我自己的国家也有类似的、富有远见的项目。” 一年后，他获得中国政府友谊奖，并作为获奖专家代表在颁奖仪式上发言。

比起数据，他更清晰地记着一个个孩子。被问及哪个孩子让他至今难忘时，他想到了毕节的一个小女孩。

“她那时很害怕、很胆怯，看起来可能有些发育迟缓。”赫克曼回忆。几年后再见，她像换了一个人，“外向、爱说话，什么活动都愿意参加”。卢迈为她骄傲，常把她的照片拿给赫克曼看。记者问她叫什么？赫克曼想了很久，最后摇了摇头：“我真希望我记得她的名字。她的照片就在我家里。”

采访结束后，《环球人物》记者在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的记录里，读到了这样一个故事。在毕节七星关区大银镇，督导员吴芬曾拍下一张照片：发黄的土墙，破旧的家具，灶台上架着一口大锅。家访员笑着教一个小女孩认画片，女孩神情木然。她叫婷婷。

吴芬第一次见她，只觉得这孩子“灰扑扑的”：棉袄袖子脏得看不出颜色，总躲在奶奶身后，一言不发。父亲和叔叔是聋哑人，母亲因病生活不能自理，家里几乎没人跟她说话。家访员每周家访一次，在灶台边坚持了两年多。渐渐地，婷婷的手越来越巧，也开始小声说出自己的想法。后来，全家搬进城里，她和姐姐上了社区幼儿园。

2023年8月23日，赫克曼来到毕节看望婷婷，拿着一只玩具小熊陪她玩。婷婷亲了亲小熊，抬起头，笑着向这位从芝加哥来的老人伸出了手。

远望：敢试，才知道自己是谁

如今，中国越来越重视“投资于人”，推出育儿补贴，逐步推行免费学前教育。记者请赫克曼只提一条建议，他答得很干脆：把这个家访项目推广到中国各地。“做儿童早期发展的机构很多，各有各的方案，” 他说，“这个项目抓住了一件真正要紧的事：让父母和孩子围绕着‘学’来互动。”赫克曼的理由也很实在：成本只有许多同类项目的5%左右，在目前观察到的阶段，效果却和它们一样好。

牙买加的经验也给了他底气。研究人员在参与者31岁左右时再次回访，发现幼年接受过家访指导的人，在智力测验中比对照组表现更好，平均时薪也更高。

早投入，是赫克曼从数据里算出来的结论。那么，AI 时代出生的孩子，最需要什么能力？

“好奇心、好奇心、好奇心。” 他一连说了三遍，“有了好奇心，还要敢试，允许自己失败。”

面对焦虑的父母，他的建议同样简单。孩子摔倒了，就扶他起来，让他再试一次。这个办法不行，就换个办法。“鼓励孩子去探索，这是帮他过好一生最好的办法。”

谈到敢于尝试，他想起了芝加哥大学的老同事、已故经济学家加里·贝克尔。贝克尔年轻时立志成为数学家，在普林斯顿读本科时，和后来成为数学大家的约翰·米尔诺住一间宿舍。一个学期下来，他看明白了：自己或许能成为不错的数学家，米尔诺却注定会成为了不起的数学家。他索性转了方向，尝试改学社会科学，后来获得1992年诺贝尔经济学奖。

“不试，你就不知道自己是谁。”赫克曼说，“摔倒了能不能爬起来，同样重要。这就是韧性。”

《环球人物》记者说，这话对成年人也一样。赫克曼笑了：“对，这对每个人都一样。只是年纪越大，越容易固守老办法。人这一辈子都在拿自己做实验。我想做什么？我是谁？从小到老，我们一直在找答案。”

82 岁的赫克曼，如今仍在尝试。今年夏天，他和团队用中国数据写论文，碰到一道难解的题。他走到黑板前写方程，有人提议：“为什么不问问 AI？”AI 很快算出了结果，“当然比我快得多”。不过他也提醒，AI 会出错，“好在现在有好几种 AI，可以让它们互相核对”。

赫克曼更在意的，是 AI 能不能帮老师因材施教。“每个孩子都不一样，有人学得快，有人学得慢。”比如学中文，哪个孩子卡在声调，哪个孩子词汇量不够，都能及时发现，练习时就能对准薄弱环节。

12 岁那年，赫克曼在列克星敦看到，有些孩子一出生就被挡在了门外。70 年后，他仍在为起点落后的孩子“算账”。这笔账很长，要算几十年；但算到最后，只有一句话：每个孩子，都值得一个好的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