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6年，埃德加·斯诺在陕北革命根据地。（本文图片均来自视觉中国）

“我是密苏里人”，这句美国谚语的意思是“拿出证据，眼见为实”。出生于密苏里州贫苦家庭、毕业于密苏里大学新闻学院的埃德加·斯诺，正是这样做的。

1936年6月，31岁的斯诺冒着生命危险，辗转奔赴中国陕甘宁革命根据地。在接下来的4个月里，他与红军将士朝夕相处，走访无数长征亲历者，写出30余万字的《红星照耀中国》，让这场“无与伦比的远征”蜚声世界。

“在全世界，《红星照耀中国》一直是畅销书。人们通过它了解到，长征这段历史对现代中国有多重要。您笔下这段史诗般的旅程仍备受尊敬。对此，您一定会感到惊讶吧？如今，长征路上的小径已变成高速路和现代化设施。对于这些惊人进步，您一定会感到震惊和自豪。”

在长征胜利90周年之际，斯诺的内侄埃里克·福斯特接受了环球人物记者的专访，深情朗读了自己写给斯诺的一封信，尽管这封信斯诺再也看不到。他和斯诺一样喜欢冒险和旅行。在游历多个国家后，他于2010年定居中国，此后一直从事斯诺家族历史研究。

出发前打了5种疫苗

“我八九岁起就听母亲讲斯诺的故事，心中埋下对中国的向往。”福斯特告诉环球人物记者，自己印象中的斯诺相貌英俊、才华横溢，但最大的特点还是诚实和可靠。“正因这一点，他几乎能和所有受访者成为朋友，这为进入陕北苏区种下了因缘。”

这份因缘并非一蹴而就，而是充满了波折。1934年10月，中央红军主力离开江西，开始战略转移；与此同时，斯诺正以美国记者的身份采访蒋介石，蒋介石亲口声称：“红军已被剿灭。”

“当时对红军的报道只有零星片段，且红军没有稳定的后方和通信渠道，一个外国记者几乎是不可能跟上队伍、随行采访的。”北京大学中国埃德加·斯诺研究中心主任孙华告诉环球人物记者，“斯诺只能密切关注红军的动向。有人把红军说成大规模溃逃，有人夸耀蒋介石‘剿匪’大获全胜，蒋介石干脆把红军污名化为杀人放火、共产共妻的‘流寇’。这些道听途说斯诺都没有轻信。”

1935年7月，中央红军刚过雪山，斯诺写信给家人：“如果你想理解今天中国红军的意义，用最简单的话说：它就是这个头重脚轻得惊人的国家里，创造了所有财富的农民和工人。”

到了这一年年底，中国共产党组织的一二·九抗日救亡运动爆发后，斯诺更加坚信，刚到陕北的红军正书写一部全新的历史。“这些战士战斗得那么长久，那么顽强，那么勇敢……从整体说来是那么无敌，他们到底是什么样的人？是什么使他们那样地战斗？是什么支持着他们？他们的运动的革命基础是什么？是什么样的希望，什么样的目标，什么样的理想，使他们成为顽强到令人难以置信的战士的呢？”

“斯诺想看看真正的共产党人，让全世界了解中国革命的真相。这个愿望萦绕在他心头。”福斯特说。

1936年春，斯诺的机会终于来了。在上海，他见到和共产党人来往密切的宋庆龄。

“在1931年，斯诺就采访了宋庆龄，并很快成为其挚友。”福斯特说，“基于这份交情和信任，宋庆龄为斯诺协调到了隐形墨水介绍信、特别通行证和车辆，还安排地下党员董健吾（化名王牧师）护送斯诺赶赴陕北。斯诺能够冲破国民党九年的新闻封锁，亲自去寻找那片被红五星照耀的土地上的真相，他真是欣喜若狂。”

当时西北瘟疫流行，斯诺注射了天花、伤寒、霍乱、斑疹伤寒、鼠疫5种疫苗，并准备了常用药品和生活用品。他带上半张5英镑钞票作为接头暗号，背上两架照相机、24个胶卷和足够的笔记本，登上了西行的列车。

1936年6月下旬，斯诺抵达西安，随后经洛川进入苏区。7月9日，在红军东线前沿指挥部所在地安塞白家坪，斯诺收到军民赠送的一套灰色红军军装。一位温和文雅的军官走过来，用英语跟他打招呼。斯诺骤然意识到，这就是周恩来！

周恩来为斯诺拟订了92天的苏区考察计划，并且亲手画了一张苏区的草图：“见到什么，都可以报道，我们要给你一切帮助来考察苏区。”在斯诺看来，“周恩来态度温和地说出的话，同国民党对共产党人的诬蔑形成了奇特对照”。

·1936年，斯诺（右一）在陕北采访的途中。

值得一提的是，进入陕北并非斯诺单方面争取。“当时，初到陕北的中共中央也在考虑物色公正的外国记者前来考察。”孙华介绍，“斯诺的每一段接力都有专人护送，地下交通员的作用至关重要。他的采访问题清单甚至先于他本人抵达，中共中央政治局专门开会研究如何回答。这是中国共产党向世界讲述自己故事的历史性起点。”

一张举世闻名的肖像

7月13日，斯诺抵达中共中央所在地保安（今陕西志丹县）。两天后，他首次采访毛泽东。

斯诺所列的问题有80多个，涵盖了长征始末、苏区建设、抗日形势。毛泽东仔细回溯了长征的经过，讲述了路上的关键战斗，还写下自己的诗《七律·长征》赠给斯诺。

毛泽东习惯白天休息、夜间工作。斯诺适应了这一节奏，十余天里，有时往往对谈到凌晨。福斯特很是感慨：“我跟随书中线索，去过志丹县保安革命旧址的黄土窑洞——两人正是在那里挑灯夜谈的。简陋的窑洞里只有基本生活用品，却对世界产生重大影响。没什么比亲眼看到它更震撼的了。”

“斯诺认识到，毛主席是一位思维缜密、博览群书、幽默风趣的战略家，具有‘天然的尊严’。”孙华说。1936年11月，斯诺以《毛泽东访问记》为题，在上海《密勒氏评论报》连载两人的谈话，并配发照片。这张举世闻名的肖像，让世界首次看到一位真实的、有血有肉的革命领袖——拍照前，斯诺把自己的红星八角帽戴在毛主席的头上，一张珍贵的照片就此诞生。

·1936年11月，斯诺为毛泽东拍摄了这张著名的肖像。

斯诺到访陕北的4个月里，战士们对长征的记忆依然鲜活。在他笔下，红军由一个个信念坚定、英勇顽强、乐观向上的人组成。比如飞夺泸定桥时，22名突击队员抓住光秃秃的铁索，一寸一寸向前攀爬，在对岸机枪的密集扫射下，有人坠落，但后面的人继续前进；过草地时，战友间相互搀扶，许多人把最后一把青稞让给同伴。这些“非战斗性”细节，令斯诺强烈体会到一种真正的英雄主义。

“平均年龄只有19岁的红军战士在行军途中唱歌，没人指挥，完全自发。我被深深打动了。”斯诺写道，“这些青年人的经久不衰的热情、始终如一的希望、令人惊诧的革命乐观情绪，像一把烈焰，贯穿着这一切。”

除普通士兵，斯诺也着重采访多位红军将领，写下了他们生动的面貌。

——1934年秋，窑工出身的徐海东率红二十五军离开根据地，翌年到达陕北，为随后抵达的中央红军打开了局面。得知徐海东一家被杀害66口，斯诺就此懂得了中国阶级战争的残酷性。

——彭德怀不但打了长征中第一个胜仗，还在红军抵达陕北吴起镇后击败敌方骑兵团，保障根据地安全。看到他把自己的棉衣让给小号兵，斯诺感叹：“这就是红军军官习惯说的：‘弟兄们，跟我来！’而不是说：‘弟兄们，向前冲！’”

·1936年8月，斯诺拍下一位西征红军号兵，并将照片命名《抗战之声》。

——“教书先生”徐特立办学校、编教材。在文化荒芜的陕北山区，斯诺觉得他简直是一位传道授业的“圣诞老人”。

——“红色大管家”林伯渠负责筹集军饷，却住在无窗的窑洞里，戴一副用绳子系着断腿的眼镜，灰布衫上补丁摞补丁。这种艰苦朴素的作风，斯诺认为是“东方魔力”，“这是中华民族的‘兴国之光’”。

“当四渡赤水的机动、飞夺泸定桥的惊险、翻越雪山和穿越草地的艰苦逐一呈现时，斯诺用‘奥德赛’来形容长征。”孙华说，“那一刻他已经知道，长征超越了军事行动范畴，是一部震撼世界、穿越岁月的精神史诗。”

“斯诺是我唯一的美国朋友”

1936年10月底，斯诺带着相片和数不清的笔记满载而归。妻子海伦看到他“胡子拉碴，又累又饿，香烟、咖啡、鸡蛋、牛奶没有一样不馋，但洋洋得意，咧着嘴笑——酷似一只在吞咽金丝雀的猫”。

当时正值西安事变爆发前夕。他为英美报刊写了一系列通讯报道，随后汇编成《红星照耀中国》一书。书中用“第五次围剿”“举国大迁移”“大渡河英雄”“过大草地”四个专题勾勒出长征的过程。

“写作中，他进行多信源交叉验证，并多处标注‘这是他们告诉我的，我无法独立核实’。斯诺愿意承认自身局限性，这种坦率反而增强了可信度。”孙华说，斯诺参考红军内部记录，并拿到行军数据等档案——这些资料构成最具实证分量的内容。

一个不是共产党员的“局外人”，真实、客观、中立地讲述长征，格外具有公信力。1937年10月，《红星照耀中国》在英国伦敦出版，立刻引起轰动，几周内就销售10余万册。次年年初，美国也出版了这本书。

1938年2月，12位上海地下党员与进步人士分头承译、集体校订《红星照耀中国》，以《西行漫记》为名，由上海复社秘密印行，首印1000册。到当年11月，《西行漫记》4次重印，售出2万余册。此后数十年间，这部书至少出版了23个版本，从战时读物成为几代中国人熟悉的经典。多年后，当年接受过斯诺采访的徐海东还常指着《西行漫记》念叨：“斯诺是我唯一的美国朋友，他是最难缠的记者，他简直要把你的心挖出来看看。”

·斯诺（右一）和陕北当地村民。

《红星照耀中国》影响了一代人的选择。在中国，全民族抗战爆发后，常有青年在胳膊下夹着《红星照耀中国》，问斯诺怎样才能到延安去。在国外，美国畜牧专家阳早、核物理学家寒春读完此书，来到延安，在中国度过余生。加拿大医生白求恩则说：“要问我为什么去中国，请读《西行漫记》。”

斯诺后来也曾重回陕北。据孙华介绍，1939年，斯诺再赴延安，与毛主席对谈抗战爆发后根据地的新情况以及所面临的困难。1960年，斯诺首次来到新中国，寻访旧中国时他留下过足迹的地方。1970年，斯诺再次走访保安和延安，34年前为他担任翻译的燕京大学学生黄华陪同前往。

“20世纪70年代，随着中美关系解冻，《红星照耀中国》再次成为理解中国的窗口。1972年，尼克松总统邀斯诺一起访华，但当时斯诺在瑞士患上癌症，在出发前去世了。按照他的遗愿，他的部分骨灰送到了北京。”福斯特说，尽管1939年斯诺再赴延安采访毛泽东，尽管1960年、1964年、1970年斯诺三度来到新中国，也再次走访保安和延安，但临终前没能再来中国，始终是斯诺的遗憾。

“有一次，我在北京地铁上遇到一个中国学生，他看到我的名片上印着《西行漫记》，眼睛立马亮了：‘太酷了。这本书我读了三遍！’”福斯特在中国待的时间越久，越能感受到斯诺和中国人民的深切联结，以及中国人民对斯诺的深刻情谊；而长征，也是属于每一个中国人的。正如斯诺所写：“红军长征的伟大，不只是军事上的突围，更是精神的远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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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审：许陈静  冯群星  孙夏力

编辑：徐力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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