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在杜梨树下静坐远眺的铜像。（本刊记者 陈佳莉/摄）

六言诗·给彭德怀同志

1935年10月

山高路远坑深，大军纵横驰奔。

谁敢横刀立马？唯我彭大将军！

初秋时节，陕西省吴起县胜利山上满目青翠。《环球人物》记者沿蜿蜒山路拾级而上，来到山腰平台处，一棵苍劲的杜梨树映入眼帘，枝头挂满鲜红的果子。同行的吴起革命纪念馆副馆长李亚楠抬手摘下两枚杜梨果，递到记者手中。“尝尝吧，当年毛主席也尝过这棵树上的果子呢。”

1935年10月，陕甘支队抵达吴起镇，身后仍有国民党骑兵紧追不舍，像甩不掉的“尾巴”。为彻底扫清追兵、安稳落脚陕北，陕甘支队打响“切尾巴”战斗。

战斗临时指挥所就设在这棵杜梨树下。毛泽东的警卫员陈昌奉回忆，当时枝头的杜梨果有点酸涩，毛泽东却笑着说：“这个很好吃！”此战由毛泽东敲定作战决策，彭德怀一线指挥。部署完毕，毛泽东胜券在握，叮嘱身边人：“现在休息休息，枪声激烈时不要叫我，打冷枪时再叫我。”随后，他便倚靠在树下睡着了。

如今，杜梨树下立着一尊毛泽东静坐远眺的铜像。而越过起伏的山坳，望向对面山头，彭德怀策马扬鞭的铜像正遥相呼应，复刻了当年的战地情形。

战斗告捷，彭德怀策马前来汇报。毛泽东很开心，当即返回居住的窑洞，挥笔写下“谁敢横刀立马，唯我彭大将军”的千古佳句。

“做梦也想找一个落脚点”

“切尾巴”战斗胜利后，毛泽东赋诗称赞彭德怀的指挥才能。图为彭德怀骑着战马留影。（直罗烈士陵园供图）

距离胜利山约两公里外的燕窝山脚下，坐落着吴起革命纪念馆。这里由毛泽东等人居住过的窑洞群改建而成，分为南北两院。南院为毛泽东旧居，北院是张闻天、王稼祥等人的旧居。

1935年10月18日，中共中央率领陕甘支队由甘肃进入陕西。位于陕甘交界的吴起就是红军进入陕甘革命根据地的第一个落脚点。按照当时陕甘苏区红色政权建制，吴起属赤安县六区，为陕甘革命根据地的西北大门。到达吴起时，部队已历经整整一年的跋涉，物资异常匮乏。陕北高原冷得早，当地百姓早已换上棉衣，而战士们依旧身着破旧单衣，赤脚穿着草鞋。

踏入吴起地界，疲惫的队伍瞬间振奋了。

时任陕甘支队第一纵队第四大队政委杨成武后来在《忆长征》中写道：“我们刚翻过一个小坡，带路的同志指着前面的一个村庄，说那就是吴起镇时，队伍中顿时沸腾起来了！”干部团政治教员成仿吾记得：“很多人忘记了几天行军的疲劳，像小孩一样，连跳带跑，直往吴起镇跑去。”聂荣臻在回忆录中坦言：“长征以来，我们做梦也想找一个落脚点，现在总算有一个落脚点了。”

红军初到吴起，当地群众不知他们底细，只看到这支军队虽然衣着破旧、面容憔悴，却与国民党军队截然不同：他们纪律严明，不闯民宅、不扰百姓，不拿群众物资，一举一动井然有序。

时任赤安县六区一乡党支部书记的刘景瑞走了过来，试探着询问一名背着皮包的红军战士：“你们是中央红军吗？”战士应声作答，但因为口音差异，刘景瑞误听成“中央奉军”。战士又拿出笔写道：“中央红军北上抗日。我是找当地干部买粮食的。”看清字迹后，刘景瑞激动地高呼：“中央红军来了！”消息迅速传开，全村男女老少瞬间沸腾。

当地有位外号“跑烂鞋”的赤卫队员，接到下乡动员群众的任务后，满心欢喜地说：“中央红军来了，我这个‘跑烂鞋’哪怕一天跑烂两双鞋，也是高兴的。”很快，周边各乡群众纷纷牵驴拉马，主动为陕甘支队送来军粮、肉食和蔬菜。

张湾子村村民张廷杰拿出八月十五没舍得吃的羊肉臊子，为毛泽东做羊肉臊子剁荞面。毛泽东一连吃了三碗，饭后擦去额头的汗水，笑着说：“真香啊！一年喽，长征路上还没有吃过这么香的饭，陕北是个好地方哟！”

承载着军民深情的文物——红军锅。（本刊记者 陈佳莉/摄）

《环球人物》记者在吴起革命纪念馆内，看到一件承载着军民深情的革命文物——红军锅。当时，战士们跟村民张宪杰借了一口水缸和一个瓷盆做饭。结果，火烧得太旺，水干了，再一加水，缸就裂开。粮食撒到地上，又冷又饿的战士们抓起就吃，半点儿也舍不得浪费。等离开的时候，红军战士拿出两块银圆赔给张宪杰。张宪杰坚决不要：“一口缸烂了就烂了，不值两块银圆的。”红军战士坚持赔偿：“这是纪律，你非拿不可。你不要，那我们就违反纪律啦。”后来，张宪杰请人把裂开的缸重新箍好，用来存放粮食。1966年，吴起革命纪念馆成立，收集文物时，张宪杰把当年这口缸捐了出来。1992年，这口缸被定为国家三级文物，也有了一个响亮的名字——“红军锅”。

“给陕甘人民最好的见面礼”

初步安顿下来后，毛泽东等人不顾行军疲惫，连夜召开军团干部会议。会议就设在北院一间窑洞的老磨盘旁边。

彼时，国民党骑兵一路紧追不舍，熟悉陕北地形的马鸿宾部第三十五师骑兵团咬得最紧，成为甩不掉的“尾巴”。敌军先头部队距离红军宿营地最近时仅二十余里，战局迫在眉睫。

要不要打？会议上，大家意见不一。一部分人不主张开战，认为中共中央率领陕甘支队长途跋涉、将士疲惫，对地形也不熟悉，胜算不大。

毛泽东和多数同志主张出击。毛泽东给大家分析：我们疲劳，敌人也疲劳，吴起是山区，不利于骑兵作战。况且，中央红军已有打骑兵的经验（指在青石嘴消灭东北军骑兵的经验）。另外，我们已到了陕甘革命根据地，有良好的群众基础。根据这些有利条件，毛泽东最后决定，不仅要在吴起打这一仗，而且一定要打好！“中央红军只能给陕甘苏区带来胜利，而不能带来祸害，要把打好这一仗作为给陕甘人民最好的见面礼。”

会后，毛泽东专门派聂荣臻前往阵地勘察。聂荣臻回来报告：“敌人骑兵也就是几千人，别看他在马上气势汹汹，真正打起来，他就不行了。他一定要下马和我们作战，还要招呼马匹，战斗力就会下降。”

为精准掌握地形，毛泽东又找来当地游击队长张明科协助。张明科回忆，见到毛泽东时，因为南北方言差异大，需要旁边的同志帮忙“翻译”转述。毛主席得知张明科是本地人，还是刘志丹父亲家的长工，受陕甘革命根据地创始人之一刘志丹感召参加革命，连连赞许：“好、好、好！”毛泽东跟张明科说，他们要在吴起镇以西打一仗，把追在后面的马家骑兵消灭掉，希望张明科的游击队配合带路。

张明科当时还有些疑虑：“敌军怎么会完全按照我军部署行动？”很快，他便在战场上见识到了毛泽东的精准预判。

10月20日晚，遵照毛泽东、彭德怀的作战部署，中央红军分为三个纵队：第一纵队埋伏在头道川、二道川、三道川的大峁梁，扼守敌军左侧；第二纵队埋伏在头道川、乱石头川的山梁，阻击敌军右侧；第三纵队驻守洛河东岸的燕窝梁，正面拦截来敌。口袋阵布好，静待来敌。

《环球人物》记者站在当年毛泽东指挥作战的胜利山上远眺，只见连绵群山纵横交错、沟壑纵深，让人真切明白了何为“山高路远坑深”。李亚楠介绍说：“吴起人将两山之间宽阔谷地称为‘川’，头道川、二道川等名字便来源于此。红军埋伏在川道之间的山梁上，可清楚观察敌人动向，而沟壑交错的地貌，又刚好能遏制骑兵冲锋的优势。”

21日清晨开战之前，杜梨树下，毛泽东和彭德怀再次召集干部开会，强调此战的重大意义，要求全体将士务必全力取胜。战斗于7时打响，至9时左右，主战场战斗已结束。彭德怀骑马来向毛泽东汇报战果后，策马而去，追击逃跑的敌军。毛泽东赞叹道：“步兵追骑兵，作战史上创造了个奇迹！”

如今，吴起革命纪念馆的窑洞内，仍完好保存着毛泽东当年使用的老旧小炕桌。“切尾巴”战斗大捷后，他正是在这张炕桌上挥毫写下《六言诗·给彭德怀同志》。彭德怀收到诗作后，特意将末句“唯我彭大将军”改为“唯我英勇红军”，将战功归于全体将士。

一场双向奔赴

“切尾巴”战斗结束第二天，10月22日，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毛泽东在会上宣布，中共中央率领陕甘支队“结束一年长途行军，开始了新的有后方的运动战”。他进一步指明，党和红军今后的核心任务，就是“保卫和扩大陕北苏区，以陕北苏区领导全国革命”。中央红军长达一年的长征胜利结束了。

此时，陕甘苏区革命力量也迫切需要中央红军。

中央红军长征期间，刘志丹带领西北红军坚持艰苦斗争，在通讯隔绝的条件下，依靠搜集报刊、情报，持续关注中央红军北上的动向。中央红军抵达陕北前数月，刘志丹带领军民粉碎了蒋介石对陕甘苏区的第二次“围剿”，根据地版图持续扩大，陕甘边、陕北两大根据地连成一片。1935年9月，程子华、徐海东领导的红二十五军率先走完了近万里长征路，来到陕北永坪镇，与刘志丹、谢子长创建的红二十六、红二十七军会师，合编为红十五军团，进一步壮大了西北革命武装。

在1935年10月初的劳山战役中，红十五军团缴获了国民党军一份文件，从中得知中央红军已经进入甘肃并正在向关中地区推进。

中国延安干部学院教学科研部党建教研室主任王涛告诉《环球人物》记者，刘志丹、谢子长、习仲勋等陕甘革命力量从战略牵制、根据地建设、物资供给、军事支撑等多方面，为中央红军落脚陕北奠定坚实基础。可就在革命形势向好之际，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路线蔓延至陕北。部分执行者主观臆断、无限上纲，将刘志丹、习仲勋等一大批根据地核心干部打成右派，打压迫害。

陕甘革命根据地创始人刘志丹（左）、谢子长（中）、习仲勋。（视觉中国）

此时，国民党正对陕甘苏区发动第三次“围剿”，前线战事吃紧。习仲勋在《红日照亮了陕甘高原》中记录了当时的荒诞局面：“红军在前方打仗，抵抗蒋介石的进攻，不断地取得胜利，‘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的执行者却在后方先夺权，后抓人，把刘志丹同志等一大批干部扣押起来。”习仲勋曾坦言，当时大家“盼上级和中央领导，像盼命一样”。

毛泽东到达吴起后，已敏锐察觉到陕甘苏区的异常局势。他在见到张明科时，除了询问作战相关事宜，还问他：“刘志丹现在在哪里活动，你知道他在什么地方吗？”张明科不敢直言，在毛泽东反复追问下，才说出实情：刘志丹与数百名根据地干部，都被关押在瓦窑堡。毛泽东核实情况后，当即下达紧急指示：立即停止一切抓捕行动，所有被扣押干部全部移交中央处理。同时，他派人赶赴瓦窑堡，专项查办陕北肃反错案。

11月2日，陕甘支队进驻甘泉下寺湾，同红十五军团会师。11月3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下寺湾召开会议，恢复红一方面军番号，红十五军团编入红一方面军建制。11月5日，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率领红一军团抵达甘泉象鼻子湾。大雪纷飞之中，毛泽东向与会将士发表著名的“雪地讲话”。他向全军动员：“今后，我们要和陕北红军、陕北人民团结一致，要作团结的模范，共同完成中国革命的伟大使命，开创中国革命新局面。”

长征到达陕北后的红一方面军部分指战员合影。（视觉中国）

1935年11月初，陕甘支队与红十五军团在陕西甘泉胜利会师。图为会师后部分领导干部合影。左起：王首道、罗瑞卿、杨尚昆、程子华、聂荣臻、陈光、徐海东、邓小平。（视觉中国）

正是在这次讲话中，毛泽东阐释了长征的伟大意义，口头提出“长征是宣言书、宣传队、播种机”的核心论断。这一表述后来在瓦窑堡被毛泽东进一步系统润色，写入《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报告，形成正式文本。

王涛说：“这次讲话不仅从理论层面进一步总结了长征的重大意义，振奋了全党同志的精神，还着重强调了党内团结奋斗的任务。自此，中国革命的新局面逐步打开，政治路线的调整加快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持续深化，根据地各项建设有序开展，党的建设也得到有力推动。”

随后，毛泽东统一指挥红军队伍，打响直罗镇战役，一举粉碎蒋介石对陕甘苏区的第三次“围剿”。此战彻底稳固了陕北革命大本营，正如毛泽东评价，为党中央把全国革命大本营放在西北的任务，举行了一个“奠基礼”。

1935年12月，毛泽东在瓦窑堡先后见到被释放的刘志丹、习仲勋等人。他对刘志丹说：“我是来投奔你的呀！你和陕北的同志受委屈了。你们创造和保存了这块根据地，才使党中央有了落脚地。”

见到年仅22岁的习仲勋，毛泽东十分惊讶，由衷感叹：“这么年轻。”当时陕北部分同志曾感慨“陕北救了中央”，但习仲勋不认同这一说法。他觉得，这句话应该倒过来，是“中央救了陕北”。“毛主席不到陕北，陕北根据地就完了。毛主席晚到四天，就没有刘志丹和我们了。要不是毛主席‘刀下留人’，我早已不在人世。”

李亚楠觉得，这其实是中央红军与西北红军的一场双向奔赴。“陕甘革命根据地为中央红军提供了落脚点，中央红军到来后，及时叫停错误肃反，也挽救了这块根据地。”

胜利山上的杜梨树年年挂果，窑洞里的老炕桌静静安放。“谁敢横刀立马，唯我彭大将军”，这句诗记下了吴起的硝烟，也见证着中国革命在此迎来崭新的起点。

（感谢中共吴起县委宣传部、吴起县融媒体中心对本篇报道的大力支持。）

◎《环球人物》记者 陈佳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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