赤壁之战除了事件本身是一桩罗生门外，还有诸多疑点，也都构成了千古谜案：赤壁之战到底在哪里发生？曹操抢得江陵时不过九月，为什么要拖到冬天才东下？冬天盛行西北风，为什么会突然刮起东南风？曹操是不是不懂火攻，才会锁上舰船，让黄盖得手？除了沿长江而下，曹操有没有别的进攻路径？瘟疫到底是不是曹军溃败的真正元凶？赤壁之战之所以成为说不清的罗生门，和这诸多疑点也分不开。

我在本章试图逐一剖析以上诸疑点，完成这项工作后，我们会得到真相吗？

曹营疫病已起

不管是不是战局胜负的决定因素，当事三方的记录中都多次提到战前曹军中就已弥漫着某种瘟疫。

《三国志·周瑜传》说：时曹公军众已有疾病，初一交战，公军败退，引次江北。《三国志·武帝纪》说：公至赤壁，与备战，不利。于是大疫，吏士多死者，乃引军还。《三国志·先主传》说：先主与吴军水陆并进，追到南郡，时又疾疫，北军多死，曹公引归。

曹操本人也在给孙权的信中提到这点：赤壁之役，值有疾病，孤烧船自退，横使周瑜虚获此名。

根据竺可桢、方修琦等气候学者的研究，中国东部在东汉后期进入寒冷期，气候的异常导致自然灾害频发，农作物歉收。随之而起的饥荒带来大面积的人口死亡，死者无暇掩埋，生者缺乏抵抗力，便很容易暴发瘟疫。大饥荒还冲击社会秩序，不管是政府镇压流民还是地方势力反叛朝廷，两者带来持续战争，而人员密集的军队本身即是传染病天然的温床。东汉末年是传染病猖獗的时代，从汉冲帝永憙元年（145年）至建安二十二年（217年），七十余年间全国有记载的大规模灾疫约八九次。这样的伤痛在当时人的诗文中留下了许多刻痕，曹植在《说疫气》中写道：“家家有僵尸之痛，室室有号泣之哀。或阖门而殪，或覆族而丧。”

频发的疫病不只是影响华夏中土，影响曹操统一大江南北的步伐，它还蔓延到遥远的地中海。日本学者上田茂树在他的《世界社会史》中提出一种观点：在东汉末年，中国曾出现长达十一年的疫病集中暴发期。这种疫病，经过中亚、西亚，流传到了欧洲，公元2世纪中叶，竟波及罗马全部领土。在医术还不太发达的古代世界，这种疫病究竟猖獗到了什么程度，很难想象。因为出现了无数死者，所以人口大幅衰减，社会精神面貌也十分消沉……中国受了这个大打击，其影响也不下于罗马。社会由此秩序大乱，加速汉朝的崩溃，开启了长期分裂的时代。

血吸虫假说

赤壁之战前在曹军中大范围传播的“疾疫”究竟是哪一种传染病，由于古代史学家缺乏现代医学知识，记载简略模糊，后世史家长期以来也并不关注这一问题。随着近代医学史研究的兴起，20世纪80年代以来，陆续有学者开始讨论这一问题，但因原始史料丢失了大量的临床信息，后人只能综合战争发生的时间、地点及各种相关因素，依靠间接证据去推断，主要的猜测有血吸虫病说、伤寒说、疟疾说，另有斑疹伤寒等其他假说。诸说之中，个人以为血吸虫病说更胜，在此为读者诸君简述之。

顾名思义，血吸虫病的致病生物为血吸虫。生活在中国且危害人类的，是日本血吸虫，它于1904年由日本学者桂田富士郎发现并命名。日本血吸虫的唯一中间宿主是湖北钉螺，日本本土的小型钉螺只是湖北钉螺的日本亚种，并非另一独立物种。湖北钉螺“在早期形态分类体系下分为10个亚种，其中7个亚种分布于中国长江流域及长江以南13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受钉螺生存条件限制，黄河流域并非血吸虫病疫区，长江流域及以南是血吸虫病历史流行区。

根据现代流行病学的调查研究，湖北的血吸虫病流行区域，最北在襄阳（旧称襄樊）一线，该线以南的水网低洼地带存在血吸虫病流行。1975年发掘的湖北江陵凤凰山168号西汉墓中出土的古尸内脏组织检出了日本血吸虫卵，说明血吸虫病在江陵至少已有两千多年的流行史。

曹军七月南征，八月入襄樊疫区，九月（公历9月28日—10月26日）进入江陵地区，在长江上操练水军，感染风险极高。

血吸虫感染后发病分为急性与慢性，急性血吸虫病的典型症状包括：持续2—10周的发热、全身不适、肌痛、头痛、疲乏和突然发作的急性腹痛以及嗜酸性粒细胞计数升高。曹军的主体大多属于外来易感群体，他们短时间内从非疫区进入疫区，换言之，他们几乎不存在预先的保护性免疫，一旦感染，相当大一部分会表现出急性血吸虫病的症状。吴军和刘军将士，或者自幼生长在疫区，或者长期驻守疫区，能够形成血吸虫伴随免疫，即便再次感染，也主要表现为慢性血吸虫病的症状。“慢性血吸虫病患者轻者无症状，仅于粪便普查或因其他疾病就诊时发现，有症状患者以腹泻最常见。”

根据急性血吸虫病发病的症状，理论上，初次进入疫区的感染者在发病期间基本丧失了战斗力，而孙刘联军的战斗力则基本不受影响。

这一点可能早在周瑜的考量之中，他向孙权列举曹操“用兵之患”的四条因素，最后一条就是“驱中国士众远涉江湖之间，不习水土，必生疾病”。既指明致病的因素是“远涉江湖之间”，有学者推测，这一水土之疾，恐怕就是经疫水传播的血吸虫病。

疫疾定战局

疫病对战局的影响，比确定病原体更重要，判断疫病影响更关键的是发病时间。如果疫病是在战前暴发，便会成为促使曹军溃败的关键因素；如果疫病是在战后出现，仅能遏制曹军再度进攻，并不能帮助孙权、刘备取得这场战役的胜利。

我们再回到本节开始所引的三家资料：“时曹公军众已有疾病，初一交战，公军败退，引次江北。”这表明曹军战前就已发病。“公至赤壁，与备战，不利。于是大疫，吏士多死者，乃引军还。”此处的“于是”古意为“在此时”，指交战失利之际疫病进入大规模暴发阶段。赤壁遭遇战和乌林之战的发生时间相距很近，两战持续时间不长，从传染病传播规律来说，曹军内部应当是战前就开始陆续出现感染者。

“先主与吴军水陆并进，追到南郡，时又疾疫，北军多死，曹公引归。”细究这段记载的文字，表意与《武帝纪》意思接近。

我们再引入另一则史料。《三国志·蒋济传》记载：“建安十三年，孙权率众围合肥。时大军征荆州，遇疾疫，唯遣将军张憙单将千骑，过领汝南兵以解围，颇复疾疫。”据此可推，张憙所率驰援合肥的援军很可能受军中疫病的波及，在行军途中出现发病情况。张憙是什么时候出发的呢？《三国志·武帝纪》说：“十二月，孙权为备攻合肥。公自江陵征备，至巴丘，遣张憙救合肥。”张憙是曹军从江陵向夏口讨伐刘备的途中，于巴丘被派出。将两条记载结合后可推测，曹军自江陵出发时就已经出现疫病，此后直至交战时将士陆续发病，在战时大规模暴发——“于是大疫”，军队战斗力被严重削弱——“吏士多死者”。

本节的结论是，曹军进入血吸虫病疫区，缺乏预先的保护性免疫力，于战前陆续发病，战时大规模暴发，军队战斗力被严重削弱，依据这一假说，疫病是造成战败的主要因素。

作者：谭木声  新亚人文书院创办人、历史作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