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军在长征路上攻克的腊子口天险旧貌。（腊子口战役纪念馆供图）

念奴娇·昆仑

1935年10月

横空出世，莽昆仑，阅尽人间春色。

飞起玉龙三百万，搅得周天寒彻。

夏日消溶，江河横溢，人或为鱼鳖。

千秋功罪，谁人曾与评说？

而今我谓昆仑：不要这高，不要这多雪。

安得倚天抽宝剑，把汝裁为三截？

一截遗欧，一截赠美，一截还东国。

太平世界，环球同此凉热。

告别腊子口，《环球人物》记者沿着红军的足迹，前往哈达铺。不同的是，91年前陕甘支队需要翻越岷山山脉，而现在，汽车在山间的公路上、隧道中穿行。仰头望去，只见一重山拦住一重山，像无数巨大的波浪从青藏高原奔涌而下，在这里突然凝固，刺向天空。

这一幕，让记者蓦然忆起，《念奴娇·昆仑》的原题正是《调寄念奴娇·登岷山》。1935年的秋天，毛泽东在这连绵的山峰上极目远眺，想象中国古代神话里白雪覆盖的“神山”昆仑，生发出“安得倚天抽宝剑，把汝裁为三截”的磅礴气象。

那一刻，在他身后，是数千名红军战士，衣衫褴褛，几乎人人都因长期饥饿而面色蜡黄，但前行的步伐迅疾而坚定——因为队伍最前头的毛泽东，已经一次次地指明：继续北上，到抗日前线去！

“千秋功罪”

多年后，毛泽东告诉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翻越岷山之前，他正在经历“一生中最黑暗的时刻”。

1935年6月懋功会师后，喜悦的气氛还未消散，红军的战略方针问题就尖锐地摆上了桌面。毛泽东等人建议北上甘肃，张国焘则执意西进或南下。为统一思想，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了两河口会议，决定“集中主力向北进攻”，“以创造川陕甘苏区根据地”。

作为主持过中共一大会议的老党员，张国焘当然明白“中共中央决定”意味着什么。然而，他坚持己见、按兵不动，导致松潘战役计划未能执行，红军不得不经由草地北上，减员严重。

张国焘敢于公然违背组织原则，是自恃兵强马壮——他领导的红四方面军约有8万人，而中央红军仅约2万人。美国作家索尔兹伯里在《长征——前所未闻的故事》里形象地描写道：两军会师时，策马而来的张国焘脸颊丰润、军装合体，“没有饥馑或困苦的痕迹”；而毛泽东身材瘦削，脸上带着深深的皱纹，军服已经“磨秃露线，上面打满补丁”。

或许在那时，毛泽东已通过张国焘的倨傲察觉到潜在的危机。他深知，唯有团结才是党和红军的出路。就像过去纠正“左”倾错误路线一样，近三个月里，他用最大的耐心做沟通说服工作，与中共中央“尽力迁就”张国焘，安排其担任红军总政委。

然而，张国焘一意孤行，竟在9月9日发电报给前敌总指挥部政委陈昌浩，命其秘密率右路军“南下”，“彻底开展党内斗争”。当时，中央红军和红四方面军已混编为左、右路军，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等率中共中央机关随右路军行动，驻扎在四川的巴西；朱德、张国焘、刘伯承随左路军行动。

甘肃省中共党史学会第六届理事会理事王建国告诉《环球人物》记者，右路军前敌指挥部参谋长叶剑英看到电文，立即赶到中共中央驻地报告。为避免发生冲突、保全红军力量，毛泽东等人当机立断，于9月10日凌晨率红三军、军委纵队等部分右路军启程北上，赶往甘肃迭部。

据时任红军学校特科团政委宋任穷回忆，队伍摸黑走了20多里路，张国焘的追随者李特就带着警卫员追了上来。

如毛泽东所料，张国焘和红四方面军后来再次北上。图为到达延安的毛泽东（右）和张国焘。（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研究组编著《开国领袖画传系列·毛泽东》）

李特质问：“现在总政委张国焘同志来了命令要南下，你们怎么还要北上？”一旁的警卫员手提驳壳枪，指头按上了扳机。

毛泽东面不改色地晓以大义：其一，南边集中了国民党军主力，而陕甘的敌人比较薄弱；其二，北上抗日，可以树起抗日旗帜，南下是得不到全国人民拥护的。

他严正警告李特，坚决反对南下的彭德怀正率领军团走在后面。“你们考虑考虑吧！大家要团结，不要红军打红军嘛！”

李特不敢轻举妄动，提出要带走红四方面军的人，毛泽东同意了。临别前，他对李特恳切地说，相信不出一年，左路军一定会北上的。“我们前面走，给你们开路，欢迎你们后面来。”最后这句话，他接连讲了三遍。

到达俄界后，中共中央政治局于9月12日召开会议（即俄界会议），明确继续北上的方针。会议通过《关于张国焘同志的错误的决定》，指出张国焘错误估计了中国革命的形势，夸大敌人的力量，轻视自己的力量。

不过，毛泽东仍然坚持，“对于张国焘，要尽可能做工作，争取他”。会上有人提出开除张国焘党籍，毛泽东不同意：开除了他，他还带着几万军队，以后就不好见面了。

“俄界会议是长征途中最后一次以‘反右’为重点的会议，也是党又一次在复杂局势下独立自主解决问题的会议。它对统一全党全军思想起到了重要作用，为党和红军顺利走出甘南，最终落脚陕甘革命根据地奠定了基础。”王建国对《环球人物》记者说。

正如毛泽东所料，张国焘南下后逐渐陷入被动。至1936年4月撤到甘孜时，红四方面军已锐减至4万余人。同年夏，在中共中央的不断争取、广大指战员的持续斗争和共产国际代表的斡旋下，张国焘宣布取消另立的“中央”，红四方面军才重新北上。

“安得倚天抽宝剑”

毛泽东有过一条自注，《念奴娇·昆仑》的主题思想“是反对帝国主义，不是别的”。

早在1932年，毛泽东在中央苏区就起草过《对日战争宣言》，提出“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出中国”；1934年7月，就在长征前夕，毛泽东接受《红色中华》报记者采访，谈的也是时局与红军抗日先遣队问题。

但在长征开始后，“抗日”两个字便很少出现在毛泽东笔下了。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馆长刘中刚曾撰文指出，这是因为在长征前期，中共中央最需要解决的是生存问题、落脚点问题以及因党内斗争带来的团结问题。

1935年9月，毛泽东在哈达铺出席陕甘支队团以上干部会议，明确红军“就是要北上抗日”“首先要到陕北去”。图为表现会议场景的油画。（哈达铺红军长征纪念馆供图）

转折点仍是1935年6月的懋功会师。一方面，敌人围追堵截的压力减轻，中共中央总算能思考北上抗日的战略问题；另一方面，华北时局正一天天坏下去——趁着蒋介石倾力“追剿”红军，日本加紧炮制“何梅协定”，要把华北变成第二个“伪满洲国”。

那时，红军主要靠俘虏和缴获报刊获取外界消息。毛泽东从有限的消息源中判断出，日本帝国主义大举侵华势必引起全国的抗日高潮。从两河口会议到俄界会议，短短几十天内，他反复强调，红军的目标是要北上抗日。刘中刚认为，可以想见，中共中央、中革军委在稍得全国抗日时局之信息后，“迅速捕捉到了历史使命所赋予的关键，开始在挫败中逐渐走向新的出发点”。

那么，到底去哪里抗日？俄界会议提出的“首先在与苏联接近的地方创造一个根据地，将来向东发展”，是否符合中国的实际？毛泽东在持续地思考。他需要更多信息。

翻过岷山，毛泽东决定带着红军队伍前往商道上的小镇哈达铺，休整人员、补充物资。甘肃省陇南市宕昌县红色文化研究中心主任赵王林告诉《环球人物》记者，毛泽东给一纵队侦察连连长梁兴初、指导员曹德连交代了一个特殊任务：到哈达铺找些“精神食粮”，只要是近期和比较近期的报纸杂志都找来。

“9月18日，侦察连控制哈达铺后，从邮政代办所和一名刚从兰州下来的国民党军官那里，找到一批7、8月份的报纸，包括《大公报》《晋阳日报》等。”赵王林说。

两天后，毛泽东到了哈达铺。“陕北军事形势转变，刘子丹（即刘志丹）徐海东有合股势”“游击队、赤卫军和少先队二十余万人”……毛泽东细细研读这批报纸，越读越欣喜：陕北有相当大的一片苏区和相当数量的红军！

在哈达铺，陕甘支队正式完成了整编。出席陕甘支队团以上干部会议时，毛泽东说：“我们要北上，张国焘要南下，张国焘说我们是机会主义，究竟哪个是机会主义？目前，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我们就是要北上抗日。首先要到陕北去，那里有刘志丹的红军。”“从现地到刘志丹创建的陕北革命根据地不过七八百里的路程。大家要振奋精神，继续北上。”

毛泽东知道，在座的一些指战员疑虑未消——懋功会师时，红军总兵力约10万人，经过张国焘一番折腾，整编后的陕甘支队只剩8000余人。毛泽东鼓励大家：“我们的路线是正确的，现在我们北上（抗日）先遣队人数是少一点，但是目标也就小一点，不张扬，大家用不着悲观，我们现在比一九二九年初红四军下井冈山时的人数还多哩！”

这段历史，后来被传唱为“一张报纸定方向”的故事。不过，赵王林研究发现，有多位指战员从不同报纸上看到消息，向毛泽东作了汇报。时任白区工作部部长贾拓夫曾长期在陕北工作，也向毛泽东介绍了陕北的形势。毛泽东这才审慎地确定，可以将陕北作为红军的最终落脚点。

如今，哈达铺红军长征纪念馆有一面《百将墨迹》墙，陈列着一百多位将军的题词。其中，少将何廷一的一首藏头诗是：“哈哈大笑出草地，达到目的去抗日，铺平道路建中华，赞歌一首献给你。”

“长征路上，关于落脚点，中共中央此前尝试了多种方案，却一再落空。最初拟去湘西；黎平会议后拟在川黔边；遵义会议后拟北渡长江入川；会理会议后拟去四川与红四方面军会合；两河口会议决定创建川陕甘根据地；俄界会议后拟到靠近苏联的地方。直到在哈达铺，毛泽东终于明确可以去陕北。之后的榜罗镇会议，正式确定把中共中央和陕甘支队的落脚点放在陕北。”赵王林认为，看到胜利曙光的毛泽东，心情是澎湃激荡的。“正是在这种心情下，他写出了气势恢宏的《念奴娇·昆仑》。面对日本帝国主义，毛泽东自信红军已经有‘安得倚天抽宝剑’、实现民族解放的能力。”

“一截还东国”

在哈达铺，这支啃了几个月草根、皮带的部队，还做了一件事：好好吃饭。

赵王林介绍，哈达铺药铺、商铺林立，物产相对丰富且物价低廉，因此成为长征路上的“红色加油站”。中央到哈达铺后决定：从司令员到炊事员、挑夫，每人发一块大洋改善伙食。红军总政治部提出一个直白的口号：“大家要吃得好。”加上缴获的大米、白面，各连队杀鸡宰羊，让指战员们吃上了饱饭。

休整期间，红军解决了盐巴、棉花等物资补给问题。长期受困于缺医少药的伤病员，得到了悉心的救治。战士们洗澡理发、缝补军装、擦拭武器，镇子里到处是笑声。赵王林说，由于哈达铺是回、汉民族共同居住区，红军还注意严格遵守群众纪律，执行党的民族宗教政策。进哈达铺前，毛泽东就指示部队要“严整纪律”。到哈达铺后，红军用缴获的大米、白面救济贫困群众，积极帮助群众劳动。时任红军干部团政治教员成仿吾记得，总政治部通令伙食单位请驻地周围的老百姓会餐，因此各个伙食单位都有一两桌客饭，“请来一二十个客人，男女老少都有，你劝我让，热闹非常”。

这样的“太平世界”只是长征路上短暂的一幕，真正的“太平世界”该如何去实现呢？毛泽东的视线越过了真实的岷山，望向传说中的昆仑，“一截遗欧，一截赠美，一截还东国。太平世界，环球同此凉热”。词中的“还东国”，原作“留中国”，1958年毛泽东批注改了。他说，“忘记了日本人是不对的。这样，英、美、日都涉及了”。

2026年9月，甘肃省甘南藏族自治州迭部县朱立村毛泽东旧居内，游客留言缅怀“毛爷爷”。（本刊记者 冯群星/摄）

2026年9月，甘肃省陇南市宕昌县长征一条街上的哈达铺邮政代办所旧址。

中国毛泽东诗词研究会副会长、中国井冈山干部学院原副院长汪建新告诉《环球人物》记者，在1935年，毛泽东已经把长征和抗日放到整个世界格局中来思考了，他深刻认识到，“自从帝国主义这个怪物出世之后，世界的事情就联成一气了，要想割开也不可能了”。他畅想了改造世界的方式，那就是剑劈昆仑；他畅想了改造成果的分配，“遗欧”“赠美”“还东国”；他更明确了谁享有改造成果，人民，甚至把日本侵略者和日本人民区分开来，“忘记了日本人是不对的”。由此，才能实现“环球同此凉热”的“太平世界”。

这份诗意的畅想，在两年零七个月后，成为陕北窑洞里不朽的名篇《论持久战》中那句理性的宣言：“不但求一国的和平，而且求世界的和平，不但求一时的和平，而且求永久的和平。”——长征，真的是一次理想信念的伟大远征，衣衫褴褛的红军战士和他们同样衣衫褴褛的领袖，在最艰苦的时刻，一心所系的始终是“太平世界”。

1938年，毛泽东在延安窑洞里撰写《论持久战》。（视觉中国）

毛泽东在词中所期待的“环球同此凉热”，今天仍在路上；但积贫积弱的中国，确已换了人间。在迭部县朱立村毛泽东旧居的留言板上，有年轻人留下这样的字条：“毛爷爷，现在的中国很伟大，人民很幸福，放心吧！谢谢您。”

（感谢中共宕昌县委宣传部对本篇报道的大力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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