忆秦娥·娄山关

1935年2月

西风烈，长空雁叫霜晨月。

霜晨月，马蹄声碎，喇叭声咽。

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

从头越，苍山如海，残阳如血。

《忆秦娥·娄山关》略去了激烈的战斗场面，只写了一朝一夕。因此，这首词究竟写的是哪一场战斗，成为解词的难点之一。

1962年5月，郭沫若发表《喜读毛主席的〈词六首〉》，毛泽东阅后，亲笔改文纠正：“在接近娄山关几十华里的地点，清晨出发，还有月亮，午后二三时到达娄山关，一战攻克，消灭敌军一个师，这时已近黄昏了……词是后来追写的，那天走了一百多华里，指挥作战，哪有时间和精力去哼词呢？”后来，外文出版发行事业局组织翻译出版英译本。1964年1月，毛泽东应英译者的请求，对自己诗词中的一些词句作了口头解释，再次提到《忆秦娥·娄山关》：“这首词上下两阕不是分写两次攻打娄山关，而是写一次。”

更耐人寻味的是毛泽东作此词时的心境。1958年，毛泽东在《毛主席诗词十九首》上亲笔批注：“万里长征，千回百折，顺利少于困难不知有多少倍，心情是沉郁的。”这个批注，就写在《忆秦娥·娄山关》那一页的天头上。

要理解这首词，我们不妨回到遵义老城，迎着西风，登上关去。

会议

从遵义城区驱车向北约40公里，就抵达娄山关。站在关下，两侧高山直插云霄，摆渡车沿盘山路蜿蜒而上，每过一个急弯，视野便开阔一层。有人惊呼：“不得了哎，山连着山，山还连着天。”

娄山关位于大娄山脉主峰的脊梁上，地处黔北乌江与赤水河之间，是云贵高原和四川盆地间重要的地理分界线。清代西南大儒郑珍（字子尹）这样形容娄山关的高险：“天随路入藤萝峡，人共云争虎豹门。”因而，娄山关被称为“黔北锁钥”，自古以来就是贵州的军事要隘。

中央红军第一次打娄山关，发生在第一次占领遵义之后。

1935年1月，中央红军渡过乌江，为了节省子弹、减少伤亡，采用了智取遵义的策略。1月6日晚间，刘伯承指挥红一军团第二师第六团先拔掉遵义城外据点，再化装成溃败黔军，靠俘虏喊话骗开城门。次日凌晨就攻占了遵义城‌。

两天后，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人随军委纵队进入遵义城。毛泽东、王稼祥等向中共中央提出，立即准备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

遵义会议会址小楼。（本刊记者 牛志远 / 摄）

1935年1月15日至17日，遵义老城子尹路的柏辉章公馆二层小楼里，一场没有硝烟的交锋持续了三天。

90多年后，《环球人物》记者站在这栋小楼前，听讲解员反复提到“决定中国历史命运的三天”。遵义会议纪念馆宣传教育部副主任洪敏告诉《环球人物》记者：“遵义会议连开三天，充分说明了其议题之重大、争论之激烈，需要充分讨论才能形成共识。”

会议由博古主持，他首先作“主报告”，对军事指挥上的错误作了一些检讨，却更强调种种客观原因。接着，周恩来作“副报告”，提出第五次反“围剿”失利主要原因是军事领导的错误，并且主动承担了责任。

随后，张闻天发言，尖锐地批评了“左”倾军事路线，并且犀利地揭露了博古报告试图推脱责任的本质。张闻天的这份报告，是毛泽东、张闻天和王稼祥在古式巷住宅内酝酿形成的。1月9日进入遵义城后，他们三人一同住进古式巷原黔军旅长易少荃的房子里，他们的报告也被视为博古报告的“反报告”。

毛泽东接着发言指出，导致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和大转移严重损失的原因，主要是军事上的单纯防御路线，表现为进攻时的冒险主义，防御时的保守主义，突围时的逃跑主义。他还尖锐地批评了李德的军事指挥：不考虑战士要走路、要吃饭，也要睡觉，也不问走的是山路、平原还是河道，只知道在地图上一画，限定时间打，当然打不好。

伍修权后来回忆毛泽东的发言：“反映了大家的共同想法和正确意见，受到与会绝大多数同志的热烈拥护。”

第一个表态支持毛泽东的是王稼祥。他还在病中，躺在藤椅上郑重提议：“我认为，李德同志不适宜再领导军事了，应该撤销他军事上的指挥权；毛泽东同志应该参与军事指挥。”朱德也态度鲜明地说：“如果继续这样的领导，我们就不能再跟着走下去！”

经过三天热烈讨论，会场形势已然明朗。会议增选毛泽东为中央政治局常委，委托张闻天起草《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的决议》。决议指出，“军事上的单纯防御路线，是我们不能粉碎敌人五次‘围剿’的主要原因”；同时充分肯定了毛泽东在历次反“围剿”战役中总结的符合中国革命战争规律的积极防御的战略、战术原则。

遵义会议事实上确立了毛泽东同志在党中央和红军的领导地位，开始确立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马克思主义正确路线在党中央的领导地位，开始形成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开启了党独立自主解决中国革命实际问题新阶段，在党的历史上是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

长征路上，毛泽东（左）、张闻天（中）和王稼祥相互靠拢，他们在遵义会议上的报告也被视为博古报告的“反报告”。（视觉中国）

此时，毛泽东未满42岁，他的身上发生了明显的变化。贺子珍回忆，遵义会议后，毛泽东曾对她感叹：“办什么事都要有个大多数啊！”她察觉到：“毛泽东在遵义会议以后，有很大的变化，他更加沉着、练达，思想更加缜密、周到，特别是更善于团结人了。”

用兵

遵义会议后，毛泽东开始参与军事指挥。但“用兵如神”的毛泽东，没有“一战封神”。

蒋介石调集40万兵力进逼黔北。1935年1月19日，中央红军离开遵义。中革军委于20日下达《渡江作战计划》，决定在宜宾、泸州之间北渡长江，进入川西北，同红四方面军会合，创立新的根据地。

北上入川的第一步，就是要攻土城、占赤水。土城镇是黔西北重镇，赤水河穿境而过；赤水县城地处川黔交界，是北上入川的必经之路。1月24日，红一军团进占土城，继续向北进逼，却发现赤水县城已被川军先期占领，川军郭勋祺部也尾追而来。

土城至赤水之间尽是峡谷，如果郭部立足，中央红军将腹背受敌。红军此时得到消息：郭部只有6000余人的兵力，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刘伯承等察看地形，决定在土城以东的青杠坡地区占领高地，以绝对优势兵力速战速决，对尾追之敌打一场“歼灭战”。

1月28日凌晨，战斗打响，经过数小时的战斗，中央红军没能取得较大战果。后来发现，此前情报有误，敌军不是4个团6000多人，而是6个团1万多人。

土城战役是遵义会议后的第一仗，成败关系全军士气。但危急关头，毛泽东与政治局几个主要成员当机立断，改变北上入川的计划，迅速撤出战斗，渡赤水河西进。

这就是一渡赤水，是中央红军在敌情严重、战斗失利的情况下被迫进行的。

但就是在“被迫”中，毛泽东看到了机会。军委二局负责侦听敌台的钱江在半个多世纪后回忆：1935年1月28日下午，他收到局长曾希圣转来的毛泽东手令纸条——令二局指定专门电台，限三天内把龙云及其下属各电台找到，并加以控制。龙云是滇军高级将领，得了这条手令，钱江立刻着手了解滇军动向。

这份手令属于“阅后即毁”之列，不会归入档案。钱江去世前三年才通过回忆文章将它披露出来。人们才知道，原来一渡赤水之前，在土城战斗失利的当天，毛泽东就已经将目光投向了云南。

1935年2月8日，毛泽东随中央军委纵队进驻云南东北边陲的扎西镇，出席了扎西会议。会上，毛泽东总结了土城失利的三条教训，并提出回师东进、再渡赤水，重占遵义的主张。

刚刚才一路打过来，为什么又要调头回去？2月16日，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发出《告全体红色指战员书》，详细解释了为什么要改去云贵川边：“红军必须经常地转移作战地区，有时向东，有时向西，有时走大路，有时走小路，有时走老路，有时走新路，而唯一的目的是为了在有利条件下求得作战的胜利。”

这下，战士们统一了认识，振奋了精神，提高了斗志。2月18日至21日，趁着国民党军几十个团匆匆在长江南岸布防、贵州兵力空虚之际，毛泽东带领中央红军杀了一个回马枪，由太平渡、二郎滩等渡口二渡赤水，再回黔北。

2月24日，红一军团先头部队突袭攻下桐梓，黔军王家烈急令精锐部队死守娄山关。25日，中央红军集中主力进攻娄山关及其以南黔军，另以红五、红九军团在桐梓西北地区阻滞川军。

当天，娄山关雨雾浓云铺天盖地，指战员们冒死冲锋。红三军团十二团政委钟赤兵右腿被子弹击穿、腿骨断裂，仍拒绝后撤，指挥战斗直到昏死过去。激战至26日下午4时，中央红军连续攻占娄山关附近10多个山头，突破整个右翼防线，全面占领了娄山关。两天后，中央红军重占遵义，取得了长征以来最大的一次胜利。

1935年2月28日，毛泽东同军委纵队过娄山关。长风已经掠去硝烟，晚霞将群山染红，毛泽东有感于这场胜利，后来追写《忆秦娥·娄山关》：“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

说服

中央红军重占遵义后，蒋介石断定红军“必向东图”，急调重兵，向遵义一带合围。但此时，中央红军已经决定由遵义西进。3月10日凌晨1时，红一军团林彪、聂荣臻发来急电，建议以主力向打鼓新场、三重堰前进。

中央政治局随即在位于遵义的苟坝村召开扩大会议，张闻天主持。在遵义大捷的鼓舞下，大家希望多打胜仗，来创造云贵川三省根据地。所以，大多数人都赞同进攻打鼓新场。毛泽东却不赞同。他认为，不能打固守之敌，不能“啃硬的”，应在运动战中消灭敌人。如果要打，他就辞去前敌司令部政治委员的职务。但主张打的人也很坚持，会议少数服从多数，通过了攻打打鼓新场的决定，毛泽东担任了6天的前敌司令部政治委员职务就这样被撤销了。

24年后的1959年，毛泽东回顾了这场会议。“我反对打打鼓新场，要到四川绕一个圈，全场都反对我。那个时候我不动摇，我说，要么就听我的，我要求你们听我的，接受我的这个建议。如果你们不听，我服从，没有办法。”

但毛泽东还是想了办法：找周恩来。云贵高原春夜雨后气温很低，当天深夜，毛泽东手拎一盏马灯，在山间小道上走了3里多路，带着一身寒意，敲开了周恩来的门。

周恩来记忆深刻：“但毛主席回去一想，还是不放心，觉得这样不对，半夜里提马灯又到我那里来，叫我把命令暂时晚一点发，还是想一想。”

周恩来被说服了。3月11日凌晨1时30分，以中革军委主席朱德名义发出了一封电报：我主力进攻新场已失时机。因为我军十二日才能到新场，不但将为黔滇两敌所吸引，且周川两敌亦将出我侧背，如此转移更难。

从10日凌晨林彪、聂荣臻的急电，到11日凌晨取消战斗的急电，二十四个半小时之间，决策几经反转。毛泽东力排众议，使中央红军避免了一场恶战——不久，中央红军截获了敌军电报，敌正在迅速向打鼓新场集结，意图围歼我军。就差一点，中央红军就落入了敌人的陷阱。

经此一事，毛泽东得到一条教训：作战不能再像过去那么多人来集体讨论，还是成立一个几个人的小组。经他提议，中央决定成立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组成的新三人团，全权指挥作战，以周恩来为团长。遵义会议提出的“改组党中央领导，特别是军事领导”的任务，得以进一步落实。

洪敏向《环球人物》记者分析，这从侧面反映出毛泽东在创作《忆秦娥·娄山关》时为何“心情是沉郁的”。“他清醒地知道，一仗之胜远不足以改变长征的命运，‘从头越’三字一语双关，既是再克娄山关，更是宣告中国革命将从这里重新起步。因此这种沉郁并不压抑，反而能体现一位伟大的领导者在看清前路维艰之后，依然选择向前迈步的清醒和担当。”

苟坝会议会址。（苟坝会议陈列馆供图）

苟坝会议后，毛泽东发挥出神入化的军事指挥才能，率领中央红军忽东忽西，穿插于国民党重兵之间。

3月16日下午至17日中午，中央红军分别从茅台附近三个渡口三渡赤水，大张旗鼓摆出北渡长江的架势，诱使敌军主力西调。国民党各路军队被假象牵动，中央红军趁贵州兵力空虚，于3月21日至22日突然折返，四渡赤水，随后南渡乌江，兵锋直指贵阳。

此时，蒋介石正在贵阳督战，贵阳及周边仅四个团，吓得急调滇军孙渡部星夜东援。然而，当敌兵被牵向贵阳时，中央红军已在崇山峻岭间觅得生路——中央红军真正要去的，不是南边的贵阳，而是西边的金沙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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