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圩阻击战是湘江战役中的一场重要战斗，图为油画《新圩阻击战》。沈铭存、肖群芳、沈美作。

十六字令三首

1934年至1935年

其一 山，快马加鞭未下鞍。

惊回首，离天三尺三。

其二 山，倒海翻江卷巨澜。

奔腾急，万马战犹酣。

其三 山，刺破青天锷未残。

天欲堕，赖以拄其间。

1934年11月27日至12月1日，红一、红三军团在灌阳新圩、全州脚山铺、兴安光华铺三个主要的阻击战场，与数倍于己的敌人展开鏖战。图为脚山铺阻击战红一军团阵地旧址。（红军长征湘江战役纪念馆供图）

三首小令，48个字，毛泽东只写了一个主题——山。究竟是什么样的山，竟给他留下了如此深刻的印象？

红军长征跨越大半个中国，攀越40余座高山险峰，仅中央红军就翻过20多座大山。1934年10月，中央红军从于都出发，欲赴湘西，与贺龙等领导的红二、红六军团会合。一路西行，红军就穿行在这一重又一重的大山之间。

41岁的毛泽东也在队伍中。过湘江，爬五岭，入苗岭……山，就这样走进了毛泽东的诗行里。

“惊”

1934年11月，中央红军在湘南粤北越过第三道封锁线。此时，蒋介石判明中央红军行军意图：他们想同红二、红六军团会合。因为8月，任弼时、萧克、王震带着红六军团西征，走的就是这条路——9月从桂北突破湘江，在10月跟贺龙的红三军（后恢复红二军团番号）合兵一处。

蒋介石集结三四十万大军，在湘江以东布下第四道封锁线。毛泽东敏锐意识到局势危急，提议乘国民党各路军队正在调动，“追剿”军主力薛岳、周浑元两部尚未靠拢时，要组织力量反击，变被动为主动。

博古、李德拒绝了，只一味向西退却，消极避战，却不知道，等待他们的是长征路上首场大战。

从于都出发后，博古、李德布置了“盒子”形队列，红一、红三军团行进在左右两侧，红九、红八军团在左右翼跟进，而军委两个纵队就夹在中间，另有红五军团负责殿后。这样做的目的是让主力军团保卫军委。

如果整支部队能够轻装疾行，两三天就可以渡过湘江。然而，军委两个纵队的一万多人带着大量辎重。红三军团第四师第十一团政治委员王平说：“机关纵队……坛坛罐罐也舍不得扔掉，连印刷机、印刷纸张、野战医院的X光机甚至屎尿盆都带着，部队一天能走完的路，陪着这样臃肿庞大的机关就得走两天甚至三天。”就连“追剿”军总司令何键都说：“匪的人数甚多……行动甚缓。”

1934年11月27日，中央红军的先头部队控制了广西全州至兴安界首的湘江渡口。接着，红一、红三军团在新圩、脚山铺、光华铺构筑阻击阵地，从中间撑开抢渡湘江的生命通道。

为了保护庞大、迟缓的军委纵队渡江，两翼红军遭受敌军夹击，不得不拼死坚持。红三军团第五师师长李天佑回忆：“几乎每一份电报都要求我们‘继续坚持’……我不由得暗中希望中央纵队走快一些——他们走快一步，这里就减少一点伤亡。”坚持到30日下午4点多，他们才接到电报，说军委两个纵队渡过湘江了。

更惨烈的是担任总后卫的红五军团第三十四师。在完成掩护任务后，全师被切断在湘江东岸，6000多人锐减到不足1000人。师长陈树湘在率余部突围、抢渡牯子江时，腹部中弹被俘，在敌人抬他去邀功的路上，他趁敌不备，从伤口处绞断自己的肠子，牺牲时年仅29岁。

红军为阻击国民党军进攻付出了巨大牺牲。湘江血战后，出发时8.6万余人的中央红军锐减至3万多人。图为新圩阻击战战地救护所旧址。（红军长征湘江战役纪念馆供图）

经此血战，出发时8.6万余人的中央红军锐减至3万多人。

在红军长征湘江战役纪念馆，馆长周运良向《环球人物》记者提起2019年的遗骸收殓工作。在全州县板塘村耳木洞，他们挖掘出遗骸30具、骸骨3000余块。当年，这支红军队伍因伤病失散，躲进山洞，被敌人发现后用硫黄和辣椒点火熏烟，全部牺牲。离洞口不远的崖壁下，还有一具完整的遗骸，右手伸向不远处的一个瓷碗。挖掘人员推测，他极度虚弱，连拿碗喝水的力气都没有。后经DNA鉴定，这具遗骸的骨龄不足14岁。

惨烈至此，“重要原因是‘左’倾教条主义领导者的逃跑主义错误。既不在党内和部队中进行必要的思想动员，又不做从阵地战转为运动战、从依托苏区转为长途行军所必需的准备，把转移当作是‘大搬家’。”全国毛泽东哲学思想研究会副会长李佑新对《环球人物》记者分析道。

身在军委纵队、目睹“大搬家”恶果的毛泽东心急如焚。过了湘江，他就向中央提出讨论军事失败的问题。

此时的他被疟疾折磨数月，身形消瘦，不得不躺在担架上。同样躺在担架上的，还有右腹受了重伤的王稼祥。张闻天身体问题不大，时而骑马，时而步行，常与两副担架同行。毛泽东就在担架上和他们一路相谈，提出自己对行军路线的建议。多次长谈后，王稼祥不无忧虑地对毛泽东说：“中国革命的道路不能再这样走下去了，这样下去是不行的。”

在这样的长谈中，红军横过桂黄公路，进入广西北部越城岭的老山界。“在‘之’字拐的路上一步一步地上去。向上看，火把在头顶上一点点排到天空；向下看，简直是绝壁，火把照着人的脸，就在脚底下。”随中央纵队行动的陆定一后来写道。

2022年，周运良从山脚出发，翻过老山界，全程走了八个半小时。周运良告诉《环球人物》记者：“老山界是红军长征以来翻越的第一座险峻高山，主峰猫儿山是华南第一高峰，山上有雷公岩、百步陡等多处险地。坡很陡，甚至有70多度的仰角。石阶只有1尺宽，两边就是百米深的悬崖。”

周运良走得胆战心惊。他感慨：自己装备精良，白天攀爬，尚且如此。红军当年刚经历血战，冒着南方冬天的冻雨和泥泞，夜间翻山，该多么艰难！

“山，快马加鞭未下鞍。惊回首，离天三尺三。”湖南民谣在“离天三尺三”的后面，原本唱的是“人过要低头，马过要下鞍”，毛泽东偏要反其意而用之。周运良认为：“一个‘惊’字，道出了这首诗并非写于顺境——红军渡湘江后对前路很迷茫，但毛泽东笔下的山，又有一种不被困难吓倒的气魄和对革命前途的希望。”

这就是41岁的毛泽东。面对中国革命的未来，他极力争取同志。张闻天、王稼祥同他站到了一起，开始批评中央的军事路线，认为第五次反“围剿”以来的失败是由于军事领导上的错误路线。

“战”

从老山界开始，担架上的长谈渐渐变成了中共中央内部公开的争论。

争论一直持续到湖南通道。1934年12月12日，通道会议召开。毛泽东建议改向敌军力量薄弱的贵州西进——这是自第五次反“围剿”以来，毛泽东第一次在中央有了发言权。李德坚持按原计划北上湘西，意见被否，气得提早退场。

几天后，红军从通道进入贵州，迎面就是绵延不绝的苗岭山脉。翻山越岭间，中央高层的争论在黎平达到了顶点。1934年12月1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贵州黎平县召开会议，继续讨论红军战略行动方向。博古再次提出与红二、六军团会合。李德因病缺席，但托人把他坚持会合的意见带到了会上。会议从白天开到黑夜，最终接受了毛泽东向黔西北进军的意见。会后，周恩来把决定译文送给李德看，李德大怒，用英文和周恩来吵了起来。

12月31日，毛泽东随军委纵队到达贵州瓮安县的一个小镇——猴场。次日便是元旦，红军每人领到元旦菜钱两角，欢天喜地地庆祝新年。就在这时，博古、李德再次提出不要过乌江。于是，在这个跨年之夜，中央政治局又召开了一场会议。会上，毛泽东重申他的主张，获得了多数与会者的赞同。

对此，李德忿忿不平，认为毛泽东一路上“不顾行军纪律”“一会儿呆在这个军团，一会儿呆在那个军团，目的无非是劝诱军团和师的指挥员和政委接受他的思想”。显然，经历漫长逆境的磨炼，毛泽东已经学会了“迂回争取”。身体稍有好转，他便不坐担架，到各个军团去看看，争取战斗一线的广大指战员的认同。

毛泽东在瑞金与红军战士合影。右二为长征途中担任毛泽东警卫员的陈昌奉。（猴场会议纪念馆供图）

“如果把遵义会议比作成熟的果实，这三次会议就是果实的培育过程。”猴场会议纪念馆副馆长周伟告诉《环球人物》记者：“通道会议虽未对战略转移大方向作出决定，但实现了从‘北上’到‘西进’的转兵，是红军从失败走向胜利的起点。在转变战略决策上，黎平会议起了关键性作用，毛泽东的正确军事路线被采纳和执行，根据他的发言写成的《中央政治局关于战略方针之决定》明确指出‘政治局认为过去在湘西创立新的苏维埃根据地的决定在目前已经是不可能的，并且是不适宜的’。猴场会议则进一步发展和完善了创立川黔新根据地、转兵贵州、进军黔北的战略方针。”

为什么现在看来不难作出的决定，在当时却那么艰难？周伟用“生存之战”来形容这场博弈。“红军离开中央苏区是10月，江西第二季稻谷刚好成熟，到猴场时已是深冬，又饿又冷。去川黔边，是白手起家；去湘西，是现成的根据地，物资有保障，路也不远。回兵湘西，符合很多红军的心理诉求。”

摇摆之间，形势的变化正一步步印证毛泽东的判断。情报员破译的敌军电报显示：国民党军队正以五六倍于红军的主力在湘西途中构筑起四道防御碉堡线，去湘西无异于乖乖“入瓮”。

如果说从通道到猴场，争论的核心是“往哪里走”，那么，猴场会议还回答了另一个问题——“谁来决定往哪里走”。会议通过的《中央政治局关于渡江后新的行动方针的决定》规定：“关于作战方针，以及作战时间与地点的选择，军委必须在政治局会议上做报告。”李德独断专行的军事指挥权，到此终结了。周恩来后来赞誉，猴场会议是遵义会议伟大转折的“前夜”。

“拄”

90余年过去，《环球人物》记者来到猴场，只见山连着山，直到视线尽头。整座小镇都弥漫着桂花香。从猴场会议旧址步行约10分钟，便到了毛泽东当年的住处——傅氏宗祠。据周伟介绍，宗祠在20世纪60年代毁于火灾，2006年按原貌修复。毛泽东住室，则按1975年其警卫员陈昌奉来此考察时的情况陈列：屋内仅一床、一桌、一椅，桌上放着砚台和笔架。

1935年1月1日，猴场会议刚刚结束，一场决定命运的战斗就要在乌江岸边打响。而今，从猴场出发，沿着港口大道向西北而行，辗转约50公里，即抵达江界河红军抢渡乌江遗址。

一路上，一辆辆载矿车倏忽而过，目的地也是江界河。2009年，构皮滩水电站兴建后，江界河水位抬升了150多米；2013年，江界河客货运综合码头建成投用，年货运能力达75万吨。昔日怒吼的乌江水如今沉静了许多，但站在江边，依然可见崇崖如劈、悬壁临水，乌江如一条乌青色的蛟龙，深不可测。

“过去，人过乌江得靠‘两大一好’——大晴天、大木船、好船夫。即便如此，仍常有人落水。一度流传着‘江中有水鬼’的说法，其实是因为这里是典型的喀斯特地貌，江底分布着大量溶洞和暗河，人落水后极易被卷入，无法浮出水面。”周伟说，“所有这些地理因素叠加，造就了江界河渡口易守难攻。”

江界河渡口北岸五勇士渡河成功后藏身处，由于下游建设构皮滩水电站，现为水下遗址。（猴场会议纪念馆供图）

2026年9月，猴场会议纪念馆副馆长周伟接受《环球人物》记者采访。（本刊记者 王秦怡/摄）

从江边望去，江界河的新老两个渡口相距五六里。1935年1月1日，中央红军计划分三路渡江，其中挑战最大的一处就在江界河。红军侦察发现，敌军防御重点在老渡口，于是佯攻老渡口，主攻新渡口。

1月2日，红军白天拉绳泅渡未成，夜间组织突击队乘竹筏在新渡口偷渡，大部被激流卷回。此时，国民党中央军薛岳部已到马场坪，距红军不过2天路程。

1月3日，军委急令，必须紧急抢渡。突击队乘60多个竹筏，在火力掩护下强行渡江。当竹筏接近对岸时，昨夜到对岸石崖下潜伏的5名勇士，突然向敌发起攻击，接应强渡部队登岸。守敌全线溃退，工兵迅速架起浮桥。

时任红一军团第二师四团团长耿飚多年后回忆：毛泽东同志和周恩来、朱德首长来到桥边。毛泽东走上浮桥，用脚跺了几下，连声说：“真了不起，真了不起呀！”

1月6日，三路红军全部渡过乌江，向遵义进发。红军声威，震动黔北。

时任红一军团第二师政委刘亚楼后来写文回忆：拉绳泅渡过程中，一名红军战士“赤身冻了两点多钟，因受冷过度，无力泅回，中流牺牲了”。

毛泽东用诗词书写了艰难的征程：“山，刺破青天锷未残。天欲堕，赖以拄其间。”刘亚楼笔下的战士，只是从湘江到乌江一路牺牲的万千红军中的普通一员。他们没有留下姓名，没有留下照片，甚至没有留下完整的遗骸。但他们就是毛泽东笔下的那座山，用自己赤身冻毙于江心的血肉之躯，撑起了中国革命最艰难的一段岁月。

山，也是毛泽东自幼熟悉的。李德和博古在背后对毛泽东百般嘲笑，说他是“无知的泥腿子”，博古断言“山沟里出不了马克思主义”“落后的县城里建不成马克思主义社会”。殊不知，谁也不会比毛泽东更熟悉中国的山和山里的人——他出生在山丘起伏的韶山冲；他在湖南一师读书时就和好友不带分文，苦行900多里路，走了5个县的乡镇；他在大革命失败时又一头扎进山村，写下《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革命不是请客吃饭……革命是暴动”——马克思和列宁的思想绝不会落在对中国实际一无所知的白纸上，只有在毛泽东这样深刻了解中国的山村、中国的农民、中国的苦难的头脑里才会生根发芽，从而开启马列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革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滔滔大潮。由此，共产党人成为中国大地上的山峦柱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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