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映龙。（《中国工人》杂志社）（本文图片除注明外均为受访者供图）

许映龙

1968年出生，云南陆良人，毕业于南京气象学院（现南京信息工程大学）。现任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正研级高工、台风与海洋气象预报中心技术总师。曾获评2023年“大国工匠年度人物”。

初秋的北京，《环球人物》记者在中央气象台会商室见到了许映龙。窗外天高云淡，阳光正好，但对于这位追着台风走了几十年的预报员来说，天气从来没有真正“平静”过。

9月初，西太平洋上，一个本该消失的台风又回来了。它叫“沙德尔”，曾在8月28日登陆我国。通常来说，台风登陆后会不断衰减，最终消散。但“沙德尔”入海后重新获得能量，再次发展起来。更棘手的是，它的东侧又生成一个新台风“科罗旺”。对许映龙来说，这几乎是最不愿遇到的局面之一。“这种双台风互相影响的时候，路径最难判断。”

2026年9月，许映龙在中央气象台会商室紧盯红外增强云图。（本刊记者 杨皓/摄）

很快，许映龙和同事们进入三班倒、24小时监测的状态。电脑屏幕上，花花绿绿的监测产品不断变化，一条云带的变化、一片云系的移动、一次风场的调整，都可能藏着台风下一步的方向。预报员要一点点寻找蛛丝马迹，尽可能抢在台风移动之前预判它的走向。

“鲇鱼”给上了一课

在许映龙看来，2026年的台风活动有一个特点：不仅生成数量偏多，登陆我国的也偏多。同时，一些台风登陆后并没有很快减弱，依然能够深入内陆，在北方地区造成明显影响。“这跟往年不太一样，可能跟今年的超强厄尔尼诺有关。”

这些变化，最先体现在预报员的工作节奏上。过去，一个台风登陆后，预报员对其的关注程度便逐渐降低；今年，有些台风登陆后，仍需持续跟踪。为什么要一直盯着？许映龙想起了10多年前的一次经历。

2010年，台风“鲇鱼”给他上了一课。最初，预报认为“鲇鱼”可能登陆海南。可现实是，它进入南海后突然北上，最终在福建登陆。一位退休多年的老专家打来电话，提醒他们是不是出现了偏差。“但电话打来时，我们的预报已经发出去了。”许映龙略带遗憾地说。

这次经历让许映龙和团队意识到，台风的路径变幻莫测，与其盯着一个答案，不如把各种可能摆出来，再判断哪一种最可信。由此，他开始推动“集合预报法”在台风预报业务中的应用。传统预报通常只给出一个结果，而集合预报则通过对初始条件、模型参数等进行细微调整，同时预报出多种结果。不同结果开始出现分歧时，预报员便能更早看到风险，也能更准确判断台风可能的移动范围和方向。

沿着这一方向，许映龙带领团队逐步发展台风路径订正方法，不到4年时间，就将台风路径预报误差从130公里降至57公里，达到当时世界较好水平。此后，他们开始经受一场场台风的检验。

2014年，“威马逊”即将登陆海南。距离登陆只剩10多个小时，不同模式对台风登陆时的强度判断仍有分歧。许映龙和团队经过分析，判断“威马逊”将以超强台风等级在海南文昌翁田镇附近沿海登陆。

达到巅峰状态的“威马逊”卫星监测图像。

当天10时28分，翁田镇根据预报立即转移群众，涉及18万人。15时30分，“威马逊”登陆，附近1.7万多间瓦房倒塌，2.3万多间瓦房屋顶被掀。事后，“威马逊”被认定登陆时的强度达70米/秒，成为有气象记录以来登陆中国的最强台风。“在这次跑赢台风的生死大转移中，我们取得了胜利。”许映龙说，“那一刻，我为自己准确的分析研判而自豪，也为自己是一名气象人而自豪。”

2014年7月，许映龙在分析台风“威马逊”的登陆地点。

2023年7月，许映龙带领团队跟踪“杜苏芮”。起初，超级计算机模拟“杜苏芮”将向偏北方向移动，由我国台湾岛以东洋面北上。而许映龙发现，计算机忽视了副热带高压发生的细微变化。经过分析，他判断“杜苏芮”将先向西北方向移动，移入南海后，逐渐转向偏北方向移动，向福建南部沿海靠近。最终，“杜苏芮”登陆福建晋江沿海，此时41.68万人早已被安全转移。

一场场与台风的“搏斗”，让许映龙越来越确认一件事：台风预报不是靠经验押中答案，也不是把机器给出的结果照单全收。真正有价值的经验，建立在科学的方法之上，是对科学结果的分析、判断和修正。

“你们为什么不跑”

“夏天过后，几个台风都走了，工作会不会轻松些？”记者问。许映龙摆摆手，“立秋并不意味着台风季结束，6月至10月台风活动都比较多，还是要持续关注。”

这也意味着，他还有一段时间要忙，什么时候起床、什么时候值班，都要看台风走到哪里。哪怕凌晨4点，只要台风进入警戒范围，他也要马上赶到单位。“我们的作息都是跟着台风走。”几十年过去，这已经成了他的工作节奏。

1986年，许映龙从云南陆良考入南京气象学院（现南京信息工程大学），学习天气动力学，毕业后进入中央气象台工作。刚参加工作头两年，他的工作主要是手绘天气图。那时，气象台成立了专门的台风组，因为工作认真，许映龙被调了过去。

那个年代，预报员的工具只有铅笔、圆规和三角尺，温度、风向、风速、气压等天气要素，都要在天气图上标出来。“没有电脑替你算，只能根据天气情况，一点一点推演。”许映龙回忆道，“那是实打实的基本功。”网格纸上，一个格子代表10公里，标错位置就可能差出上千公里。“当时要求特别严，写错一个小数点，当月奖金全扣。”这种近乎苛刻的要求，塑造了他严谨、认真的职业习惯。

大学期间，许映龙在南京紫金山天文台留影。

20世纪90年代初，气象台是出了名的“清水衙门”。同班同学里，有人出国，有人考研，有人去了银行，还有人做证券股评。许映龙也不是没动过离开的念头。因为羡慕别人，他还读了工商管理专业的研究生，想换个方向，“可后来想想，还是没走”。

留下他的，是2006年的超强台风“桑美”。那年8月，“桑美”在浙江苍南县南部沿海登陆，中心风力达17级，浙江、福建遭受重创。这是至今让许映龙印象最深的台风之一。

台风过后，许映龙和同事赶赴现场调研，沿着浙江到福建的海岸线走了一个多星期。灾害现场，房屋倒塌、船只受损，就连当地政府大楼里的电风扇也被狂风“拧成了麻花”。这些画面，让许映龙第一次真切意识到，自己平时面对的台风数据、卫星云图，背后对应的是老百姓实实在在的生活。

调研时，他问当地一名渔民：“你们为什么不跑？”渔民告诉他，一条渔船动辄一两百万元，往往是几家人凑钱一起买的，一旦没了，影响的是几家人的生计。“那一次，我才真正知道，台风预报跟普通人的生活有多近。”许映龙说。

这次调研成为许映龙职业生涯中的一个转折点。从那以后，他面对台风时，多了一层更具体的责任感，对每一次预报不敢有丝毫大意。“台风和很多人的生命财产安全密切相关，我从事的工作不仅仅是业务，更应该是防灾减灾的一项事业。”

一点点逼近正确答案

采访中，许映龙带记者在气象台会商室转了一圈。会商室是预报员每天分析天气、研判台风的重要场所。大屏幕上，卫星云图、雷达回波、数值预报等监测产品不断更新，来自不同观测系统的数据都会被汇集到这里。遇到台风等重大天气过程，预报员还要通过会商，把不同岗位、不同专业的判断汇总起来，反复讨论、相互印证，最终形成面向全国的预报和预警信息。

“以前做天气预报，没有如今这样丰富的技术手段。预报员们手绘的天气图，要在玻璃板上用灯光打着，一点点拓下来，再送到通讯台发布传真，才能变成每晚《新闻联播》结束后的天气预报。”许映龙一边展示高科技设备一边回忆往昔。如今，越来越强大的数值模式和人工智能，为台风预报提供了更多数据和判断依据。天气变化可以实时看到，甚至连穿衣指数、防灾指南也能及时提供给公众。

2023年，我国台风24小时路径预报准确率较日本、美国分别高8.2%和8.4%，已经进入世界先进水平。说起这些变化，许映龙感慨：“我们逐步由跟跑到并跑，几代人的努力终于有了回报，我觉得我的工作特别有意义。”

2024年，许映龙获评2023年“大国工匠年度人物”。提起这份荣誉，他首先想到的是“感谢时代”。在他看来，气象工作过去是一个相对冷门的专业，与其他行业的联系没那么紧密，也没那么多人关注。随着社会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提高，天气预报，尤其是台风预报，已经深深嵌入千家万户的生活，成为人们出行、防灾避险的决策依据，气象工作也有了更多被看见、被理解的机会。许映龙说，自己“更加深刻地感受到身上沉甸甸的责任和使命”。

如今，预测台风的技术和观测手段越来越先进，但预报仍无法做到100%准确。“报准了是应该的，报错了所有人都知道。”许映龙说得很平静，“被事实打脸是常态，你得接受它。”

对预报员来说，做台风预报就是这样一场与不确定性反复较量的工作，既要尽可能把风险判断准，也要坦然接受大自然随时给出的意外答案。

许映龙的微信头像是一张五级飓风“伊莎贝尔”的卫星云图。他说，这是他觉得“最好看”的台风，云系清晰，结构标准，眼墙分明。而这精致美丽的结构背后，却暗藏着巨大的能量和危险。“我们是全中国最关心台风、最懂台风的人，但我心里总觉得还有没搞明白的地方，一直心存敬畏和好奇。”

这种对自然的敬畏，也成为许映龙做预报时的态度。每天早晨醒来，他还是习惯先看看卫星云图。天气始终在变化，预报也不可能百分之百准确，对预报员来说，能做的就是盯住每一个变化，做好每一次判断，在不断变幻的风云之间，一点一点逼近正确答案。